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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巨物冲到了宝兴路时，１９路军的弟兄置生死于度外，他们冒险攀登到装甲车上，揭开车盖便将冒烟的手榴弹丢进去，
于是轰然一声，车毁人亡，就这样，好几辆日军装甲车接连炸毁了。
天崩地坼的一番恶战，日军伤亡惨重，陆续增兵，他们前后使用了陆军１１万、军舰１０余艘、飞机数百架，而我
方固守阵线的只有１９路军３个师，兵力３万，以及稍后中央增援的第５军及其他部队，以陋旧武器、劣势火力顽强抵
御。他的总兵力始终不到８万人，居然能扼守防线，誓死不退，达一个月之久。从此“皇军无敌”，暨“４个小时占领
闸北”的日军狂言，为之粉碎。
１月２８日深夜，杜月笙被闸北传来的枪炮声惊醒，他披衣起床，出外探视，只见正北一片火光，烈焰腾宵，红光
映亮了半爿天，这是日机轰炸所引起的闸北大火。大战果然爆发了，他痛恨日本人外交言和而又进行军事进攻的欺诈伎
俩。同时，他更耽心闸北战区那些惨遭屠戮、家破人亡的同胞，他忧急交并，喃喃自语地反复说道：
“那边的人怎么办啊？怎么办啊？想想他们现在是多么的着急！”
这是杜月笙对于“一。二八”事变的初步反应。
随即，杜月笙和吴市长、蔡廷锴军长通过了电话，了解实际情况，在电话中他向这两位在沪最高军政长官自动请缨，
慨然发出壮语：
“但有用得着我杜某人的地方，万死不辞！”
第二日早晨，杜月笙便开始奔走，纠合上海的名流、士绅、各界领袖，利用“抗日救国会”的原有基础予以扩大，
迅即成立了“上海市抗敌后援会”，他推举上海申报主人、著名的企业家史量才为会长，表示这一个民间团体地位超然，
不属于任何派系，而是上海全体老百姓的组合。筹备会议席上，杜月笙除了坚持这一主张，他并且拒绝担任副会长的职
务，他说：“不论办任何事我负责跑在前面，担任副会长，则任何人都应该比我优先！”
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杜月笙的答复很简单：“我只晓得我自己一定会尽心尽力的办事，担不但任名义，没有关系。而我把名义给别人，
别人要想不做事情，就不行了。”
但是，会场中几乎人人都认为杜先生必须名义和实际一道来，一致推举他为副会长，他无法推卸，只好应允，却又
提议增设副会长一名，由上海市商会会长王晓籁充任。
全上海市民对于１９路军奋勇抵抗日军，所激发的爱国热忱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杜月笙对这种民众的情绪，通过其
服务新闻界的门人发动上海各报、各电台，以最大的篇幅、最长的时间，全面报导１９路军对抗日军疯狂攻势的新闻，
报纸长篇累牍，电台日夜不休。于是，当报纸或电台提出劳军的呼吁，要求后方同胞支援前线，上海人作了空前热烈的
响应，从百万富翁到人力车夫，捐钱的捐钱，捐献实物的捐献实物，大众传播工具使前方后方打成一片，由杜月笙负实
际领导责任的抗敌后援会沟通前方和后方，使之结为一体，前方将士视大后方为自己的家庭，后方同胞把前方将士当做
家人父子。这弄得报纸电台不得不经常代替该会发出通告：“昨天本报（或电台）说１９路军需要××，顷据抗敌后援
会负责人郑重表示，以各界同胞捐赠数量太多，早已超过实际需要，该会亦无地代为保管，请大家从现在起不要再捐了！”
与杜月笙关系密切的上海市总工会，“一。二八”战役序幕一揭开，立即联合上海工界成立战地服务团，战地服务
团按照军队“团‘的编制，前后成立第一、二两团各为一千余人，第一团团长由杜月笙的学生朱学范担任，第二团团长
则为对杜月笙极景敬的周学湘。
１９路军在前线杀敌，战地服务团则作为前方与后方的桥梁，两者的任务同样艰巨辛劳，冒险犯难，但是１９路军
持有武器，战地服务团赤手空拳，他们所凭恃的仅只是爱国热忱，血气之勇，经常穿越枪林弹雨之间，他们负责救、护
伤兵、运送弹药，慰劳品和食物，倘若遇有战区扩大，他们更得冒着生命危险，抢救难胞，护送灾民，他们竭尽所能的
为前方将士服务，并且分劳任事，以使将士们能峻专心一志，努力杀敌。
杜月笙忙碌紧张，风尘仆仆的领头干，抗敢后援会和战地服务团对于“一。二八”之战的贡献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并且，它们的表现更激发了全国同胞的爱国情绪。
5。杜先生介入了国际交涉
“一。二八”之战打起之后，日本海军陆战队遭到１９路军张君嵩团迎头痛击，损失惨重。于是，急于停火休战的，
不是毫无抵抗准备的中方，而竟然是发动战争的日军指挥官海军中将野村。
野村是继“一。二八”事件祸首、日本第一先遣舰队司令盐泽少将之后出任日军指挥官的。他急急地想停火的原因
有二，一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兵弱将少，经过连日苦战，屡遭败绩，再打下去，惟恐兵力不继，因而他想用缓兵之计暂时
停火，而请国内陆军迅速增援而来。第二是因为“一。二八”夜袭原是日本恫吓性质，妄想不战而胜，获得与关东军兵
不血刃、垂手而攫东北相媲“美”的战果，日本驻沪海军实际上并没有获得日本大本营在上海燃起大战的训令。而“一。
二八”之役已备受国内指责，野村一举没能得逞，便色厉内荏，心里发慌，生怕重蹈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的覆辙。
另外，英美两国已经公开出面调停，但是日本外交惯伎一向不赞成第三国介入，同时野村更恐当众“示弱”，有失
日本海军颜面，画虎不成反类犬。所以，他宁愿采取秘密途径，穿过强有力的民间人士，试探中方的“和平意愿”。
在他的心目中，杜月笙是最佳人选，一则杜月笙是支持“一。二八”抗战最有力量的社会领袖，其次，杜月笙和中
方在上海的军政领袖吴铁城、俞鸿钧、蔡廷锴等都很熟悉，同时，他在中央处理沪局的大员如孔祥照、宋子文、顾维钧
等人的面前也有说话的资格。
还有第三层原因，日本人对于杜月笙崛起市井，显赫沪滨，早已寄予密切的注意。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清党之役
后，日方就已千方百计企图拉拢杜月笙。在杜月笙的周围做好手脚，下过功夫，他们不惜派些北洋政府的失意政客，挟
资巨万，以“投其所好”的方式，设法跟他接近。
于是，在杜月笙所参加或由他所邀约的赌局中，便常时会有鲜衣怒马、出手阔绰的北方人物出现，如名气响亮、曾
为民初政坛活跃角色的李老六李立阁，以及他的本家弟弟，排行十一，爱打大麻将，一输十万八万却无吝色的李择一。
在华格臬路杜公馆，在辣斐德坊姚夫人的香闺，李氏兄弟经常为座上豪客。１９３１年、１９３２年之交，姚夫人的香
闺非常热闹，杜月笙每天晚上在她那边，最低限度有一桌麻将，一桌牌九，呼卢喝雉，通宵达旦。
李择一跟日本人很熟，说一口流利的日本话，他曾在１９２１年，担任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团最高顾问周自齐
的随员，他长住上海，和杜月笙结为好友，杜月笙在上海从赌场鸦片干到金融工商，他交际广阔，头绪极多，跟东洋人
打交道，机会也不在少。李择一满口日文，一副东洋腔调，跟日本驻上海的外交官、特务机关、金融工商各界的日侨都
有来往，都有私交。因此，在“日本事务”方面，他由于和杜月笙非常接近，自然而然成为杜月笙的顾问，有时候居间
介绍，代为联络，传传话，递递信件，为杜月笙效劳。野村急于邀约杜月笙作投石问路式的私人接触，其所谈的问题必
然与中自两国未来前途有关，日本军方要试探停火谈和的可能性，因此，野村一找便找到了杜月笙的朋友李择一，他命
李择一去跟杜月笙接洽。
李择一受命之后，马上见到了杜月笙，寒暄已过，他便开口说：“日本军方认为中日间的问题，应该面对面的自行
解决，他们不赞成有第三国参与其间，这样反而多生枝节。假使杜先生能以抗敌后援会的身份，祈求避免上海人民生命
财产的损失，而想从中促成的话，兄弟可以想个法子，约一位野村中将的高级幕僚来谈一谈。从他的谈吐之中，也许摸
得出他们的停火方案。”
玩味李择一的这一番话，杜月笙胸中很清楚，李择一说的并非他自己的意见，最低限度他是得到日本军方同意而来
的，他心里虽然十分欢喜，但是仍在表面上装做声色不动地回答：“这件事情，就算对我个人来讲，也是极严重的，你
可否让我考虑一下。”
李择一懂得这事重大，知道杜月笙的意思是这事必须事先征得中国官方的同意，才可应允跟日本军见面，因此，他
连声应允，说道：“当然可以，杜先生什么时候考虑好了，务请赐我一个电话。”
“一定，一定。”
送过了客，杜月笙自己先沉思默想，李择一的话是真是假？有否不良的用心？日本人真想停火吗？还有，为什么要
找上他？他将这几点全想过了，有了几分把握，认为这件事情值得一试，于是邀集他的那几位好朋友、学生子，亦即他
的高级智囊团，前来商议。通常，遇有任何重大政治、外交问题，他都要跟他们详细研讨过后，才自己下判断，做决定。
杜月笙向在座诸人叙述李择一来访的经过，其人的略历及其背景，然后，他说出自己深思长虑，所作的初步结论：
“至少对于我个人，这里面不至于有什么圈套，我认为这件事值得向官方一提，因为闸北、虹口几成一片瓦砾，中国百
姓正遭日军的残暴屠杀，十九路军未必能够尽歼日军，达成全面胜利。仗在中国地界打，多拖一天，就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