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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
汤姆·德莱伯格与埃娜·宾菲尔德结婚时，两人都已四十二岁。人们预料，这个基于利害关系的婚姻不会持续很久。埃娜原是个寡妇，在汉普斯特德的玛丽·居里慈善收养院里当秘书，曾是西萨福克郡议会内的社会党成员。她原先以为德莱伯格虽然是个单身汉，但已是个不能自拔的堕落者，需要的是改造。很有可能她没把有关他乱搞同性恋的流言蜚语放在心上。可是她的改造运动惨遭失败，才几个月，德莱伯格就对他新婚不久的妻子看不顺眼了。他家乡布拉德韦尔的房子有侧厅，开始他挪到侧厅与她分开住，很快连饭也不一块儿吃了。最后埃娜搬了出去，住进了坐落在乔利林地的一幢小别墅。
（图片教堂前的婚礼）
德莱伯格在他1951年6月的日记中写道：“今日成婚，已四十二岁。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我确信这是惟一的一次）……今天早晨当我醒来时，心头虽然升起了一阵恐惧，但更多的是感到茫然——茫然而又充满幻想，仿佛全身骨头全都酥软了似的。我吃不下早餐。”他最好的朋友约翰·弗里曼，以及提供电视摄像机和拍摄电视的人先后赶到，他们还带来了别在西装上的深红色的康乃馨。幸好德莱伯格还有半瓶白兰地，这是他最近从法国带回来的，没喝几口他就有点顶不住了。他们驱车前往教堂，车在圣器收藏室的门口停下后，他们往里望去，远处一侧，在昏暗的灯光下，站着德莱伯格牛津大学的同届同学，西里尔·伊斯托弗和肯辛顿主教。主教的个子很高，穿着紫袍，他将主持结婚仪式。他们俩引导着汤姆和埃娜完成了仪式的主要程序。埃娜后来告诉《每日快讯》记者：“当那极度紧张的一刻在沉默中过去之后，我‘呼’地松了一口气，圣坛上的蜡烛火苗因而摇曳不定。”来宾中只有几个人知道，可怜的埃娜几个月前刚皈依基督教。她父母是犹太人，她改变了信仰。
德莱伯格在婚礼进行曲的曲目上同他的报界同行开了个玩笑。他在日记上写道：
乐谱上最后几行字是：
管风琴音乐
用古老的德国曲调合唱的序曲
（“哦，圣诞树”本杰明·弗兰克尔（1906—）
他想看看现代新闻记者的眼光究竟有多敏锐，知识面究竟有多宽。因为这是首“红旗颂”的曲调。他知道，在一个非常著名的伦敦教堂里举行婚礼，而婚礼上演奏的是社会主义颂歌，无疑他这是在提供大众报纸所喜欢的新闻素材。当然他也在考虑，怎样就这婚礼写一篇精彩的专栏文章！
靠吸毒生活
从婚礼到葬礼，埃娜整整受了二十五年的罪，但她仍然表现出对德莱伯格的忠诚。直到最后一刻，她还提出，他的灵柩应该用红旗覆盖，因为在他们的婚礼上歌颂的是红旗，虽然在他的葬礼上她不能指望再演唱这一首曲子，但她仍想从另一方面来弥补一下。但说起来简单，真要找一面红旗就不那么容易了。与劳动党联系过了，运输公司也努力过了，就是找不到一面红旗。最后请伦敦旗帜公司连夜赶制一面，第二天覆盖在灵枢上。
约翰·贝奇曼爵士致悼词，索恩沃克主教默文·斯托克伍德博士主持仪式。迈克尔·富特、英国王室法律顾问杰弗里·宾勋爵和戈登·沃克女勋爵站在教堂尽头左侧，而其他哀悼者，其中包括琼·利特尔伍德、斯特拉博尔吉勋爵、劳动党书记罗恩·海沃德和伊萨克·伯曼先生站在教堂尽头右侧。伯曼先生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幸存者，德莱伯格曾帮助过他。德莱伯格生前提出非常严格的要求：仪式得按照他学生时代起就一直十分喜欢的圣公会高教会派的传统进行。一份“反对颂扬的文章”由威斯敏斯特的圣马修教区的牧师宣读。德莱伯格特别提出宣读者得是“他熟悉的稳重而又博学的神职人员”。德莱伯格还希望整个仪式都用拉丁语进行，但最后因太复杂而遭否决了。斯托克伍德博士在发言中把德莱伯格描绘成“牛虻。追求真理者。”
（图片葬礼或墓地）
毫无疑问，他对社会主义事业是忠诚的，但对这种忠诚的表达却使人们皱起了眉头，也许还使人们产生了不信任，从而妨碍了他获取高位。我认为这种解说可以在他的恐惧——对任何一种权力的害怕——中找到。
汤姆猜测，一个人，一个政党或一项事业一旦获得成功，想像力就消失了，理想便被私利腐蚀了。这就是为什么他批评党的决议，为什么拒绝严格执行党的路线，为什么不同党的利益保持一致的原因。
埃娜对《每日快讯》记者说：
正因为我一直靠吸毒过活，才使自己显得健康正常。离开了毒品我转眼就会死去。当然它最后也会毁了我。确实，我生命中有价值的部分已经结束——汤姆也结束了他有价值的生命。虽然我们自1971年以来就一直分居，但我们之间从未有过真正的憎恶和痛苦。我们结婚二十年。我不会评说二十年的婚姻，因为那是一种不忠诚的表现，我始终非常敬佩汤姆的新闻业务能力、政治才能和对弱者的同情与支持。如果说这种敬慕未能维持我们之间的个人生活，那是因为这纯属私事。
她不无讥讽地补充道，她不想被大家称作布拉德韦尔女勋爵，因为她对上议院一直没好感，认为这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机构应该废除，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参议院。回到他们私生活这个悲剧性的话题时，她说她和汤姆分手毫无怨恨，她没有真正分享他的生活。他在伦敦有一套公寓，而她和她姐姐住在一起。她丈夫死在伦敦的一辆出租车里，这不仅有失身分，而且也太凄惨了，为此她深感不安。她又说，虽然她知道汤姆一直在写回忆录，而且听说部分手稿已经发现，但她从未读过，也从未见过手稿。事实是，新闻记者罗伯特·布恩比劝德莱伯格生前别出版自己的回忆录，因为书中的内容具有极强的煽动性。布恩比是下议院议员，他还是一名贵族。
没有写出来的间谍小说
教士杰勒德·欧文与德莱伯格有着长久的友谊。如同汤姆的形象始终活在他心里一样，葬礼的场面在他的脑海里也一直记忆犹新。其中一名引座员也是德莱伯格的朋友，名叫布赖恩·贝尔，是个古玩商。他一直忙着安排人们在弧形的座位上入座，还要“想方设法临时加座”。迈克尔·富特是非国教徒，为此大为震惊。60年代，德莱伯格在出卖自己的房屋的同时，搬进了教士寄宿舍，但在那儿他不会料理自己，常喝冰冷的罐头汤，然而在社交场合，他非常讲究饮食，竭力主张对伦敦餐馆进行改革。他生活奢侈，他最喜欢光顾的餐馆是索霍的“快光的轻骑兵”。“但他对侍者非常不客气，所以我总避免和他一块儿去餐馆。他也非常霸道，这是指他总能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欧文的回忆非常准确地反映了德莱伯格的个性：他生活随便，自我放纵，且心胸狭窄，在宗教上显得过分讲究形式上的东西，然而同时他又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机智，友善，是本选区的一名非常出色的议员，具有一种冷面滑稽的幽默，令人发笑”。他和他的好朋友约翰·贝奇曼在一点上是相同的：两人是预备学校的同届同学，都有一个外来的族姓，不过贝奇曼决心当个具有魅力的成功者，而德莱伯格只想“混混”。显然他在私生活上常常受到上层阶级的熟人及其他朋友的资助，其中包括他的保护人伊迪丝·西特韦匀，原《每日快讯》的编辑约翰·雷纳，托利党议员、另一位《每日快讯》的前任编辑贝弗利·巴克斯特和1973年至1978年任军情六处处长的莫利斯·奥德布尔德。欧文认为德莱伯格是个具有矛盾心理的人，凡事喜欢走极端。”他非常爱国，然而希望英国由共产党执政；但又坚决反对任国。他完全排斥反自由主义的政策。“当然任何间谍都必定是双重间谍。”欧文作了总结。
德莱伯格本质上是一位新闻记者，尽管他花了大量时间，费了好大的劲收集了十分丰富的有关军情五处和克格勃的材料，但他并没有利用这些素材创作作品的强烈愿望。他确实关心共产主义运动，尽管他本质上是一位“咖啡馆里的共产主义者”，和莫格里奇一样，他不会十分认真地对待谍报工作。如同他与克格勃的那种无严肃可言的关系，他与军情五处也玩着各种游戏。德莱伯格喜欢海阔天空地闲聊。他发觉间谍活动不过是构成趣闻轶事的材料。不幸的是，由于一条公务保密法规，使他终于没有出版许多他原本可以讲述给我们听的东西。不过，如果说德莱伯格没能利用他的材料的话，军情五处倒是充分利用了他。
第11章霍华德·亨特
霍华德·亨特
作家级别★★★★
最著名的作品《柏林的终结》《哈格雷夫的欺骗》
以间谍生涯为素材的作品《皮特·沃德惊险小说系列》
最重要的间谍活动受雇于中央情报局，接受过全面的谍报训练，长期在南美州从事颠覆活动，参与并充当了“水门事件”窃取情报的角色。
精彩旁白霍华德·亨特1918年10月9日出生于纽约州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名律师，后来又当了法官，亨特曾就读于布郎大学，1941年2月进入美国海军学院学习，当过海军，退役后开始写小说。他自愿为战略情报局效力，接受过全面、严格的谍报训练。正值蜜月时，他被派往墨西哥从事反共活动。在“潜入”行动中大获成功、他曾负为中情局总部处理巴尔干事务，1956年，亨特出任中央情报局驻乌拉圭首都蒙得维亚情报站站长。他曾为总统工作，曾参与“水门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