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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这种没有秘密组织的帮助，一天也无法面对现实的懦夫。”
特殊使命
但一旦进了军情五处——后来又调到军情六处——所有的浪漫色彩都消失了。他发现“一群人互相询问神秘的世界在哪儿”。康韦尔是在情报机构内部因互不信任、互相欺骗而造成内耗的背景下涉足谍海的。他很快察觉到了同事中间存在着互相猜疑的情况。那些了解内情的人诡秘地暗示，安东尼·布伦特是个叛徒，他的暴露只是个时间问题。康韦尔始终不相信罗杰·霍尔斯是个敌方间谍；确切地说，他不相信“他会是个工作不称职的人……失败的小说家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便称他为叛徒，并利用轻信谣言的报刊来进行这方面的宣传。成功的小说家可能不受特务机关的欢迎，但他们比那些失败的小说家可靠”。
康韦尔直言相告，他在斯迈利三部曲中称之为“马戏团”的情报部门纯属虚构。而且康韦尔曾经呆过的那个庸俗不堪的军情五处，现在也已不存在了。
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内部有一些人，也许为数还不少，是同性恋者，但这些事与康韦尔的背叛理论没有联系。这些以社会等级为基础的精英们控制着英国特务机关，康韦尔认为这些人对国家构成的威胁很大。
1960年，戴维·康韦尔离开军情五处，调到军情六处工作。他最初的掩护身分是英国驻波恩使馆的二等秘书，后来又担任了汉堡的领事。一些前情报人员透露，康韦尔去德国之前，在英国的一个谍报训练基地接受过强化训练，在那儿他从驾船无声登陆技术到最尖端的密码技术和显微照相技术，无所不学。很可能那次强化训练为康韦尔描写萨拉特——赫特福德郡的一个苗圃，在那儿“马戏团”的新人员接受训练，老特工人员接受任务——提供了素材。可是一到了德国，康韦尔发觉自己非常讨厌外交方面的社交活动。但身处要职，能使他了解许多事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偿因素，于是也就想通了。那段时期，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危机不断——柏林墙事件，猪湾事件和阿登纳阿登纳（1876—1967）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1949—1963）主张西欧联合对抗苏联。政府的垮台等等，负有使命的康韦尔处理这些棘手事件全力以赴。他在波恩的任务，是向国内报告西德政治形势和陪同两德高级代表团访问伦敦。这两方面的任务使他有机会私下会见英国内阁成员和高级官员，详细了解英国政治体制，并为他后来构想情节复杂的“马戏团”的阴谋活动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图片马戏团、马戏、小丑）
建造柏林墙的时候，军情六处要他及时报告事态发展的情况，并帮助有价值的东德情报人员逃离苏联的控制，这是一项有风险的任务。
叛逃西方的译码员
这时，康韦尔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写作了。他在最初的两部小说《召唤死者》（1961）和《出色的谋杀》（1962）里，塑造了一个日趋成熟的英国间谍，名叫乔治·斯迈利。康韦尔承认他与斯迈利之间有着一层奇特的关系，因为斯迈利不仅在年龄上与他父亲相仿，而且无意之中被描写得有点像他父亲。
（图片柏林墙）
50年代后期，在英国最出名的惊险小说家当首推伊恩·弗莱明。詹姆斯·邦德历险的书每年出一本。每一本都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当时人们普遍担心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邦德在同苏联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中，成为一贴理想的镇静剂。弗莱明传递的信息是，英国仍然能成为强国。但康韦尔凭借他所获得的涉及上层社会动向的第一手资料，则认为英国已经衰败。从某些方面来看，《召唤死者》是对邦德超常的男子气概作出的一种反应。康韦尔讨厌邦德，称他为“最高级的男妓”，“最完美的背叛者”，但在1974年9月接受《听众》的采访时他否认这样一种说法：
谁说《召唤死者》是一部反邦德的小说？
那是胡说。当时我没精明到能做这样的事。我写我了解的事，写我在柏林目睹的紧张形势。我从自己的外交生涯中采撷一些用得着的素材。周围有许多报纸可供我看。
斯迈利与邦德迥然相异，正如他妻子在《召唤死者》中所言，斯迈利“平凡得令人惊讶”，实在缺乏魅力：“又矮又胖，性情温和，他似乎把一大笔钱花在一些极不合身的衣服上。”斯迈利的主要志向是研究晦涩难懂的17世纪德国文学，并愿为此贡献毕生的精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斯迈利离开了情报机构，从而能有时间关心自己的妻子和在牛津大学从事学术研究。1947年他被情报机构召回。康韦尔塑造的一些人物与许多真实的事件有联系。譬如《召唤死者》中把斯迈利重返谍报工作岗位的原因说成是：“由于渥太华的一位年轻的译码员提供了不少情报，所以需要一批有斯迈利那样经历的人”。现实中的那个译码员名叫伊戈尔·戈赞科，1943年9月他叛逃到西方，并提供了苏联向英国情报机构渗透的情报。他还在这部小说里多次提到了核能间谍克劳斯·富克斯和唐纳德·麦克莱恩。
斯迈利和康韦尔一样，能讲一口流利的德语，两人在政治观点上尤为接近。正如康韦尔在1980年2月对《观察家》所解释的那样：
（斯迈利）参与反对苏联的战斗确实是一种理智的行动。我认为我们俩的立场是一致的。他觉得投身于反对任何“主义”的斗争是表示了一种姿态，这种姿态实际上是意识形态的，因此，如果说得体面点就是一种攻势。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政治思想都要求你把博爱的天性搁置一边。
发疯的世界
1963年康韦尔第三部长篇小说《冷战谍魂》出版。这部小说给他带来了声誉，从而促使他离开了外交部，成为一名专业作家。他在《冷战谍魂》中注入的激情，远比前两部小说要多。很大程度上是，他被罗尼的可耻行径扭曲了的个人生活，在他的创作中激发出了一种少见的特质。他也承受了政治压力，在使馆里他不断收到电文，警告说世界大战一触即发。康韦尔承认《冷战谍魂》是一部充满抱怨的小说，与弗莱明的小说完全不同。“我是说这个世界，通过报纸意识到，有大量阵线不清的冷战专家、叛徒、间谍和越境分子存在着。文学奉献给读者什么？这个壮实的伊顿公学校，友似乎确实在道德上存有疑惑。他是个棉花糖形象。”
对比之下，《冷战谍魂》的情节更多地涉及谍报活动的道德准则。在这一段里主人公亚力克·利马斯，为了逃脱敌人的魔爪驱车直奔柏林。他的女朋友在这场间谍战中也遭追捕，她就这一职业的道德问题指责了他：
“这是战争”，利马斯答道，“它轮廓鲜明，而且残酷，因为它规模小，距离近。我承认有时殃及无辜者，但比起其他战争来它根本算不了什么——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哦，上帝”，莉茨轻声说道，“你没弄明白。你也不想弄明白。你试图说服自己。他们的所作所为实在太令人惊骇了。他们先是窃得人们的仁慈之心，包括我的和那些被他们利用的人的，然后利用人们的仁慈之心去伤害和杀害人，就像他们手中的武器那样……”
“哦，莉茨，”利马斯急切地说，“看在上帝的分上请相信我。我恨这一切。我已厌倦了。可是这个世界已经发疯，整个人类已经发疯。我们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可是到处都一样，人们上当受骗，被引入歧途，遭枪杀，被投入监狱，整批整批的人，甚至整个阶层的人被莫名其妙地杀害。”
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罗尼的影响。“他”行骗，引人误入歧途，甚至以一家人的生命为代价，换取他自己的，或者说他们的虚假形象。
康韦尔写最初三部小说时意识到自己已不再适合外交部的工作了，就像他早些时候意识到自己不再适合伊顿公学的工作一样。他坚持业余创作。这至少在表明自己拥有一份自由，在追求自我的统一。《召唤死者》是他在从格雷特米森登到伦敦的外交部的途中，用一本本笔记本写下的。《出色的谋杀》恰好是他首次接受任命之后写于波恩的。《冷战谍魂》是受到兴建柏林墙的启发，而一气呵成的。这三部小说全是他在早晨上班途中完成的，所以在《冷战谍魂》脱稿之前，他至少已经明白，写作是可以充实他日常生活的一种消遣。康韦尔认为《冷战谍魂》是一部爱情小说。两个人相爱，可到最后是以一种人们所熟悉的悲剧而告终：其中的一个不得不背叛另一方。这部小说的成功使他被公认为惊险小说家，但这声誉并未使他缩手缩脚，相反从某些方面使他相信，这一种写作是他最拿手的，虽然他并不认为自己本质上是一位间谍小说家。
他为什么用约翰·勒卡雷作为笔名，至今仍然是个谜，甚至连他自己也不清楚。当维克托·戈兰茨决定出版《召唤死者》时，康韦尔请他帮自己取个化名，因为他在外交部工作，不能用真实性名。戈兰茨建议名字既要男性化，又要内涵深刻，譬如查克·史密斯；但康韦尔想起得时髦点，最好把一个名字拆开，念起来带点外国味，容易使人们记住。他说关于这个名字的来源问题，他不知编造过多少个离奇的故事，以致他自己也记不清他最初是怎么说的。后来他在美国作巡回访问时，又对称自己是在去外交部的公共汽车上，瞧见一家鞋店的上方有勒卡雷这样一个名字。“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无法使人相信这个名字是没有出处的。”
一封字迹可疑的信
毫无疑问，他的父亲给他的小说提供了一些难得的素材。罗尼为了阻止马克斯韦尔·奈特征募康韦尔，私拆了康韦尔的一封信，这封寄自外交部某部门的信，引起了罗尼的怀疑，因为外交部根本没有这个部门。于是罗尼打电话给白厅内的一个熟人，请他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