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骚雨/痴雨2（1）
邱子东为没有做成油麻地的一把手，心里一直感到不快。但做着做着，这种不快，也就慢慢地淡化了。他毕竟是一镇之长———听上去，“镇长”似乎还要比“书记”响亮一些。
这还在其次，主要的是，他越来越觉得，在油麻地，他越来越像是实际上的主人了。虽然，他尽可能地保持克制，在大多数场合努力维持着“杜是一把手我是二把手”的印象，但时不时地，他就将内心的真实感觉流露了出来。使他感到奇怪的是，杜元潮并没有因为他的 不合身份的抛头露面与张扬而十分在意。
油麻地的对外应酬，几乎都是邱子东。上头来人，出来接待的也往往是邱子东。如果上头让汇报工作，杜元潮往往后撤，让邱子东出来汇报。请上头人吃饭，张罗的还是邱子东———邱子东陪他们说话、陪他们喝酒。此时此刻，杜元潮没有感到自己被冷落了，而是很平静地坐在一旁。去上头开会，杜元潮也常常让邱子东去。人家去的都是一把手，惟独油麻地去的不是一把手。开始上头与其他兄弟单位的人都感到有点儿奇怪，但次数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仿佛油麻地原本没有一把手，邱子东就是一把手，而邱子东混在那帮一把手中时，也从未有过矮人一头的感觉，觉得自己就是油麻地的一把手。
外面的人知道油麻地有个邱子东的多，而知道有个杜元潮的少。
“子……子东，你……你去。”杜元潮仿佛就只会说这一句话。
邱子东也不客气。他喜欢这些场合，喜欢到这些场合上去亮相，去施展。他口才好，人长得精神，敢于也善于张罗事情，出手大方，混在那些一把手中，他甚至比一把手还一把手。方圆十八里，都知道油麻地有个大能人，他叫邱子东。
油麻地要办一些事情，每每都要求助于上头或一些机构，比如要扩建学校，要建一个变电站，要贷一笔款子修建一座桥梁，一般情况下，也是邱子东出马。只要邱子东一出马，没有什么事情办不成的，他就有这个本领。公安口、文教口、民政口、金融口，他都能走通。因此，油麻地的人常常看到邱子东正风度十足地走在油麻地通往外界的路上，而杜元潮却一年四季，在大部分的时光里，就默不作声地守在油麻地。
在油麻地的日常生活中，唱主角的似乎也还是邱子东。他的气息洋溢在油麻地的每一个角落。他风风火火地走在田野上，风风火火地走进小学校，风风火火地走到会场上。有些时候，他本是和杜元潮一起离开镇委会去一个什么地方的，但走着走着，他就从后面走到了前头，而当他到达目的地时，杜元潮已被远远地落在了后面。对此，他并不多虑，无所谓。杜元潮到达时，假如是赴宴的，邱子东早已经坐下了，假如是接待外边来人的，邱子东早已与人家说得热火朝天了，假如是去小学校视察的，邱子东早已端起刚泡的茶喝掉了一半，并与老师们有说有笑了……
油麻地的地面上，有五只高音喇叭。传一个人，召集一个会议，布置生产任务或传达上头的精神，就全靠这五只喇叭。这五只喇叭所发出的声音，大部分是邱子东的。邱子东的声音很响亮，很威风，话也说得很流畅，很清楚，刀切的一般，毫不含糊。邱子东似乎也很喜欢在这五只大喇叭里发号施令。上瘾。那时，这广阔的田野上，就只有这五只大喇叭所发出的宏大的声音了。这声音会因为你所站的位置的不同，而此起彼伏。鸭鸣声，猪叫声，牛吼声，这大地上的一切声音，皆因这五只喇叭所发出的声音而显得无足轻重。
这声音在空气里传播着，轰鸣着，回荡着，给了邱子东莫大的快意。
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季国良在组织完油麻地的领导班子之后，还给这个班子作了一下分工，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决定：由邱子东负责油麻地的财政审批。他对杜元潮说：“你是书记，你负责全面工作。”杜元潮点了点头，没有表示反对。季国良又补充了一句：“一般来说，审批这一具体工作都是由镇长来做。”杜元潮又点了点头。
因此，邱子东的上衣口袋里总插一支笔，他可能随时随地都要签字。油麻地的家当其实微不足道，然而，正是这微不足道，审批才越发地显得重要。谁家锅揭不开了，申请补助十几斤粮食；谁家的房子在冬天的夜晚烧毁了，申请新建房子的砖瓦；谁家有人生了大病，申请补助十几元钱；生产队长夜里开会，要吃一顿夜餐，需从会计周秃子那里取一笔钱；文艺宣传队要买服装道具，也得从周秃子那里取一笔钱……所有这一切，都得通过邱子东的一支笔。邱子东的字本来就很潇洒，现在就越发的潇洒，潇洒无边。
邱子东脾气也大了，动不动就向下面发火，有时还骂娘。常常这样说话：“我限你三天将早稻秧插完！”“你如果不想当你的队长了，你就将那块地给我荒着！”“十天不将这台戏给我排出来，你们别想拿到我一个工分！”……
有时，邱子东发火时，杜元潮就在场，但杜元潮面无表情，一言不发。
油麻地的老百姓惶惑着：咱油麻地到底谁是一家之主？不知为什么，他们都希望杜元潮是。然而杜元潮并没有作出他们所希望的姿态来。“硬不起来。”有人说。油麻地人就开始猜测：这杜元潮，到底是城府太深还是就这么点儿本事？
骚雨/痴雨2（2）
猜来猜去，结果有许多人得出同一个结论：杜元潮说话结巴，杜元潮再凶，也没有办法。
于是，他们就想明白了杜元潮为什么不喜欢走出油麻地，又为什么总是让邱子东唱戏在台前。于是，他们就有了一种深刻的悲哀：油麻地也就只能这样了。
他们的猜测是有道理的。杜元潮的结巴，确实是让他经常彻夜难眠的心病。为此，他时常感到自卑，有时甚至感到绝望。他搞不清楚，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奇怪疾病。他有许多话要说，而且他自信自己所说的话，一句一句都是超凡脱俗、与众不同的。他觉得自己的头脑十分清晰，并且异常的敏捷与敏锐。然而，那不绝如缕的思绪，那惊天动地的想法，一旦要变成语言说出时，却忽然地遇到了阻碍。大坝，坚不可摧的大坝。心中、脑中的滚滚语流，被一道坚实的闸门闸住了，再也不能自由奔放。汹涌的语流，就在闸门的另一边，喧嚣着，蹦跳着，但却又十分无奈地不能一泻而去。它就这样不停地呜咽着，最终，勉强地有一股水流从闸门的缝隙或漏洞中挣扎了出去。每逢此时，他心中满是紧张与焦急，而越是紧张与焦急，就越是不能流畅。他会感觉到自己的脑袋要憋爆了，热乎乎的血猛烈地撞击着脑门，
脖子因血管的涨满而变粗。他知道，那一刻，他的形象是丑陋的。他简直不想活了。事后，他会联想到一个人便秘：这个人蹲在粪坑上，眼珠外凸，眼神定定的，脸红脖子粗地在排泄，随着肛门的一次又一次地向外鼓胀，干硬的大便，一点一点地屙了出来。结巴时，他看到听众在替他着急———着急了一阵而终于失望时，他一口咬掉自己舌头的心思都有。无人时，他曾许多次地练习过讲话，在全神贯注的状态下，其情形虽然不是口齿伶俐，但还算是一句一句地成句。可一旦出现在公众场合时，这结巴就像是一个存心要作弄他的魔鬼悄然出现了。此番情景，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之后，杜元潮终于失去了信心。他冷静下来，思索着：你不能再讲话了。他知道，与其那样，还不如尽量不去说话，这样，对自己的形象倒好一些。
然而，这样的选择，给他带来的可能是更大的痛苦。当他看到邱子东因他的后退而走上前台去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一派汪洋恣肆，将一副能说会道、精明强干的形象凸现给油麻地的百姓以及油麻地以外的世界时，他的内心一点一点集聚起来的是嫉妒，甚至是怨毒。这些东西，在他暗无天日的心里，一拱一拱地生长着。
当邱子东处处显出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时，杜元潮却始终平静而宽厚地微笑着。
这年夏天，县里来了一支庞大的参观队伍，是县委书记带队，从县城一路下来，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地。坐着县委书记的那辆吉普车在前头停了，后面的两辆大轿车也就会跟着停下来。县委书记看哪儿，纯粹是兴之所致，一停就停在了油麻地镇前的公路上。县委书记走在前头，后面呼呼啦啦地跟了一支长长的队伍。地方上的领导，也在队伍之中，见此情形，立即派人抄近路跑到镇上，通知杜元潮赶快出来到路口迎接，并告知，县委书记很可能要听汇报。
此时，杜元潮立即本能地显出无助的样子。
一旁的邱子东，神情平淡。
杜元潮一下子意识到了邱子东就在他身旁，说：“走，去……去路……路口……”
路上，杜元潮对邱子东说：“你……你……你来汇报吧……”
邱子东将烟蒂扔在脚下，踩了踩：“也行。”
县委书记一路看着庄稼，不时地站住，掉头向后面的人指指点点，人人都连连称是。
杜元潮、邱子东一行，一路小跑迎了过来。
“谁是这里的负责人？”县委书记问。
杜元潮走上前去：“是……是我，杜……杜元潮。”
县委书记对杜元潮的结巴倒也没有十分在意，以为他是一路跑过来的，有点气喘不匀。
他“噢”了一声，很淡地握了一下杜元潮的手，继续往前走，一路走一路询问：“今年麦子亩产多少？”“农民的粮食够不够吃？”“这块地施的是有机肥还是化肥？”……
杜元潮捅了一下邱子东，于是，邱子东就很自然地走上前去，将他替换下来。他走在县委书记的身边，对县委书记的问话，有条不紊地一一作了回答———不仅是一一作了回答，还很机智地丰富了县委书记的话题，这使县委书记十分的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