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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按照我的感觉”，如同二十五年前一样，他拿阅历与科学对抗，嘲笑知性的考虑，说是“感情”。悍斯麦其实想取消帝国议会节制预算之权。他今天跟队前一样，都要抽所得税，为帝国尽力筹款。这是保守党的办法。
两年之后，选举了一百个自由党员和一百个中央党员。这两党都许诺反对改变经济政策。议会里有一个反对俾斯麦的多数派。夫赖塔格在此时的一封私信里说：“这次选举是一个表征，表现出来给俾斯麦自己，给我们的人民，给外国人看的。选举的结果就表示一个人（他曾把他的影子与脸面强加于民族之上）的见解是无法对待的，表示这样的见解将到末日了。……他的手段已经失去许多效力了。这个大演剧家原来是由狮子、狼、狐狸杂凑而成的，现在人民已经知道了。德国人逐渐明白过来，了解这个人，他们以为他是个大人物，是个好人，他却没有一个顾名誉的人与一个良友所应有的名利属性。……他退位的时候到了。但他是这样大块，这样肥胖，又这样机灵。”
这时候帝国成立已有十年了，开始冲突也二十年了。在这种情况下，俾斯麦又与国人奋斗了。他必须先造成一个大多数，然后通过一个立法的新议案。他不得不依赖于善改变的联盟，如同他的外交政策一样。他对任何反对意见都是狂怒的，严厉咒骂，他骂中央党、阿尔萨斯人、波兰人、社会党——骂他们是帝国的仇敌！我们听他在演讲台上说话，他好像是一个返老还童的选手。1880年他说：“我生活过，恋爱过，也曾奋斗过，我并不是不想过安静日子。我之所以守位不去，是由于皇帝的意志，我不能在皇帝年高时离他而去。”过了一年，这时候选举不利于他，他说：“如果上帝让我死的话，我将死在这个被敌攻陷的缺口里。一匹有血性的马要跑到倒地为止。有一个时期，我曾有过告退的想法……不如告诉你们，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想法了。既来之，则安之。除了皇帝的意志，其他什么都不能使我下马。如果我告退，自然有许多人幸灾乐祸，因此我更坚定信念了……我决计只要我一息尚存，就要为祖国效劳到底。”
又过了一年，俾斯麦说：“除了因为我以责任为重外，还能有什么让我坚守不走吗？这件事并没有多少乐趣。早时，我愿意做事，也很热心很有希望地办事。只有很少的几件事能达到预期目的，那时候我年少身体又好，现在我年老又多病。什么事使我守位不走呀？你们难道以为我站在这里，就像在一个打乌鸦的人的小屋前面的一对囚鸦，任凭那么多鸟啄我，忍受羞辱而不能报复吗？……如果皇帝要我告退，我是非常乐意同各位辞行的，永远的辞行。”
他就是这样表示他的怒意和怨恨的。他的话很激烈，滔滔不绝。他的演说并无装饰，不用动情的句子。他说出长而有力的语句，怒目注视台下，两眼发火，乱骂一通，使他的对手们在那阵子喘不出气来。随后，他拿起公文包转头就走了。他们看着那个穿黄领蓝色制服的大块头走出门去，一面厌恶他，一面却又敬重他。俾斯麦却越来越看不起那些仇敌了。
有时候他说的话，就像一个预言家的劝诫，不然就含着讽刺。他在帝国议会说：“我不能否认在这最后二十年间常要被一种‘类似’所麻烦，就是我们德意志历史与条顿族诸神的古史之间的类似。众民族的兴旺在大战之后不几年就完了。……随后洛基（世传德意志的仇敌）就来了，分党的怨恨，使其滋养于朝代与宪法的奋争中，于众多部族芥蒂中，于党派竞争中。这就把不和的因素灌入我们的公共生活中……洛基，这个分党的鬼，就把浩特尔领错了路。使他攻打自己的祖国，使之受致命伤。——倘若从1866年至1870年我们民族的所有功业坍塌下来，我将在上帝面前，在历史面前控告你们伤害祖国……在我们年轻时，民族前进的动力是极其不同的，那时候的政治生活概念要比现在好得多。现在许多不良因素都不能被肃清，将来等我们都死光了，你们将会看到许多事情在德意志怎样发展！”
1881年的选举虽然有反对社会党法律，民主党也赢得几票。在普特卡默手下，重大的市镇都宣布了戒严。莱比锡的社会党领袖们因为刊行禁报而被监禁了。虽然这样，以前答应的劳工法律还是实行了，颁布了劳工疾病保险条例（帮助政府的巴姆贝格尔说它是靠不住的）之后，又增设了意外保险法，1888年又制定了年老抚恤金与残废恤金法。还在俾斯麦未同拉萨尔谈论之前，他就规划好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概略，上文提到的新法律就是趋向于这种主义的脚步。
国家社会主义里有保护劳工的意思，并不始于俾斯麦。拿破仑三世，还有几个人，都在俾斯麦之前。就德意志帝国而言，俾斯麦却是先导。“现在时候到了，我们应该体会在社会党的诸多要求中，哪些是合理的，这些合理的成分与现行政制合而为一究竟能到什么程度。”早在1871年他就同商务大臣谈过这样的话。过了十年，这位宰相对部臣预言说：“既然国家能够筹备款项，国家必须把这件事办好，必须提供这笔资金，不是赈款，就当是实现劳工们的希望。因为有许多事，光是劳工们的一番好意也解决不了什么，他们有权希望国家帮助。军队士兵残废了或是年老了，可以领抚恤金，为什么劳工不能呢？再过不久，这种见解将被大众承认。这次我们的政策可以失败，但是我坚信国家社会主义一定会行得通。凡是要实行这种政策的政治家，都将出露头角。”
当他存有柏拉图派的观念时，他预料将来就是如此清楚，他的动机不过是旧的盘算，当他把这样的动机说成是“实用基督教”的基础的时候，让人听起来尤感刻薄。例如他说：“一个盼着将来能得养老金的人，较为知足，也易于对付。我们试拿一个办私事的人与在相府或法庭办事的人相比，这两个办公事的必定较为迁就，较为听话，因为他们盼望得到养老金。……只要我们能使得不着遗产的人满意，哪怕花大价钱也值。……花了这样的钱，就没有革命发生。革命所花的钱可要多得多。”这种想法是他在私下里说的，在演说台上他说：“即使是最贫穷的人也应该享受人类的尊严。”
因为俾斯麦完全误会了社会党的举动，所以他的国家社会主义政策得不着什么好处。红色选票越来越多，以致后来用百万计。况且在两次选举间，又施行反对社会主义的法律。1887年政府想颁布一条法令——凡是违犯此项法令的人都将被剥夺公民权。帝国议会没有通过。
在国内争斗、国外冲突的此时，老皇帝威廉恰好九十岁。来日不长了。1887年3 月在给他祝寿时，无人不问：“还会活多少年？以后会发生什么事？”之后，宫廷内切切耳语，风声走漏，说太子大病，祝寿时，他说话的声音很哑。两个月后，天下都知道了老皇帝死后继位的将是一个少年皇帝。
俾斯麦的心跳加快，他看出转机快要来临了。这次更为重要，比1861年春天盼特烈威廉病逝后还要重要得多。每次威廉坐马车出来，全欧洲都知道这位老皇帝的玉体怎样了，没人敢再看联盟年限，宰相的政策的组织都被怀疑、畏惧和成见撕破了。索尔兹巴利贵族犹疑不定，威廉亲王同俄罗斯这样要好，会不会变成一个痛恨英国者？当威廉亲王私下里对沙皇说仇视英国的话时，沙皇十分欢喜。当1887年年底，亚历山大前往柏林时，局势不定，好像大战一触即发。
俾斯麦给老皇帝几个方针，以使他和沙皇交谈。威廉帝要向沙皇解说，第二次战事将决定革命与君主制的雌雄。倘若法兰西打胜，德意志与革命就更近了，沙皇是不是要这件事发生？当他与法兰西联盟时，他的目的是不是要恐吓东欧的其他诸位元首？倘若奥地利分裂，就有许多共和国继起，巴尔干也将有许多共和国出现。俄罗斯在这种改变中只有失而无所得。况且一国之主只要能够避免打仗就要避免，假使不是为了让人民要求元首们担负败仗之责的话，就该设法避免——1870年之战之后，法兰西是要求元首负责的。就德意志而言，如果战败，共和国成立的可能性更大，法兰西的无政府主义者会同德意志的社会党、俄罗斯的革命党联合起来的。近代战争不是内阁与内阁打，今日只有一种战争，就是共同法律与秩序力量之战！这是皇帝天天背诵的几句话。一天晚上，威廉从梦中惊醒。他梦见沙皇一人在旁站着，没有人去接他。只要有人愿意听，他就多次向人诉说此梦。后来两位皇帝和平地坐在一起，彼此交换友谊的担保，两方大臣也是这样，商谈好了一个条约。
影子变得更长了。凡是有财产的人出门必带武器。威廉现在正步人末日。他的臣仆想起从前他为君而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拿住一面盾，使之更为坚固，他将来要做的最后一件事也是这样。他现在为陆军预算而与议院作战，如同1862年一样，他又解散议院，他的地位强过在选举之前。帝国议会通过添兵加械等条款，以后七年都是这样。在老皇帝死前四个星期，俾斯麦又登台对议会作最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