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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温德赫斯特的朋友说，他是个信奉宗教的人，但他却一向能够容忍不同的派别。他善于制造幽默的东西，所以不肯做预言家。他的讥讽到了与人辩论时就会变成戏滤的形容。当他想到自己的特别之处时，还会形容他自己，他嘲笑自己的矮小，嘲笑自己的丑陋，说到这两点，他会失声痛哭。他喜欢轻松地谈论音乐，他与女人说话时，故意惹恼她们，他说些放肆的话，这是古代株儒弄臣的特色。然而，他与他们不同，不向从前的驼背人显示恶意，他至多不过表示他知道同胞们的缺陷——他却决不会看不起他们。这与神斯麦大相径庭。至于自重，他与俾斯麦一样，并无二致。他是一个政党的党魁，党员们都说他是一个专制者。他自己却认为自己是一个政治家，而他的一个朋友说他政治家的成份少，政客的成份多。这话极对。在这两个范围里，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战术家。他好像是几乎没有什么体力似的，他用不着像俾斯麦那样保护身体，因为他的人格是精神化的。他好像是天生为众多的理性力量作顾问似的，他太过谨慎，绝少写信，当他不得不写信时，他还要哀求收信人读过信后立刻烧掉。他既然不戴僧侣的风帽，他就用不着低眉顺眼；他可以斗争却不用装作有先知的火。当帝国议会开会时，他要在柏林过星期天，每星期天早上他去往赫德维格教堂，然后去看望巴里施罗德，这个不信教而提倡宗教的人，他的休息日过得很特别，他绝不尝试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
只有温德赫斯特一人能够以人格征服俾斯麦，所以，这个被征服的斗士总忘不了他的失败。俾斯麦说：“恨是人生的一种鞋子，其重要性不亚于爱。有两个人是我所必不可少的：一个是我的夫人，另一个就是温德赫斯特。”
二、颁布“五月法令”
打三次胜仗的结果就是天上聚集了许多恐怖的阴云。俾斯麦看见了即将到来的危险，他相信自己可以隐退。二十年前普鲁士国王说过“只有需要强权时”俾斯麦才可以当宰相。十年前，现在的国王虽然觉得有许多地方很不放心，却还是任用了俾斯麦，因为需要一个强硬者执掌内政。俾斯麦已经用他独裁者的地位在外国打了三次胜仗，这样的一个人要走回到他的起点，会使人觉得他的魄力足以在国内当独裁者，人们还会诧异吗？他这样的尝试不会成功，人们还会诧异吗？他以不靠全部理想学说而自鸣得意，他看不到哲学意义的危险。他看不起与他相对的众多政党，他不知道，他并没有政党作自己的后盾。他刚刚从战场上回来，又没有可以用来作基础的社会学的许多观念，这位大建筑师的才能其实不足以把他自己的家治理得有条有理。
他的绝对自信，是他失败的一种更深层的原因。只要想到外国，俾斯麦知道有和他同样威风的对头们与他相抗衡。就如同下棋的人一样，他要想尽办法使自己有足够的权力来战胜敌人，或破坏敌人的部署，但在处理内政方面，还未开局之前他就非常清楚，他得用知识、精力、手段战胜他的许多对手。在国界之外还有列强存在，他要设法战而胜之，国内的敌手不过是些小鱼小虾，他们不敢和自己对抗。在国外，他站在与他平等的人们之中，他们是有资格作为德国仇敌的；在国内，他比什么人都清楚，他是总指挥，如果他高兴指出几条大路来，他的国家因此就可以走进伟大之列，此外是否还有更好的路，他是不许别人斗胆提及的。说到德国在欧洲地位方面的许多问题，他原本是个专家，说到欧洲的许多社会问题，凡发生在德国的，他就是一个这方面的独裁者。由于他习惯于计算大小，不习惯于计算观念；习惯于计算穿军服的势力，不习惯于计算穿文官制服的势力，所以他就不肯让步。他办理内政，由于他取得了绝对的主权，他就变得极其强硬起来。
最初的冲突是他同教会的冲突。
有一天在凡尔赛，梅斯的督监与宰相相对而坐，一个戴僧帽的坐在一个穿军服的路德派的对面。这位督监想要得到一些保护，以介绍主张帝制宪法的天主教教会。他未达到目的，就转变话题，谈教会内部的事情。
“贵大臣是知道的，信奉天主教的人死后，他们的前程要远比信奉其他教派的人光明。”
俾斯麦一言不发，只是微笑。
“但是，按照你的思维方法，也许一个信奉天主教的人也不能获救吧？”
现在，这位耶稣教的信奉者开始讨论他的喻言。
“一个信天主教却不执教职的人，当然不会获救。对于一个执教职的人，我却多少有些怀疑。如果他反对神灵犯了罪，《圣经》上的话会斥责他的。”
督监用一种讽刺的鞠躬对答他的笑话。两位政治家，一个穿元帅服，一个穿督监服，相对微笑；但是，俾斯麦反对天主教的意思，在开玩笑一般的微笑之下，表露无遗。那时，他本想到科隆或弗尔达向教皇（现在被“强盗五‘所吓怕了）请教，他相信”若要使德意志人清醒，使他们明白过来，最好最迅捷的方法莫如让他们看见这位教士的厨房就在身边。“
我们在这件事和其它众多事情里，就可以看出俾斯麦不明白道德的力量。他通晓历史，但他却不清楚宗教史。
但是在这件事上，俾斯麦是为权力而战，并不是为观念——观念不过是一种筹码，他在这最后二十年里，遇到需要变化时他就变化。何况他对于所有不必花钱的事都能容忍。当他打击教会时，为的是权力，并不是为提倡别的特殊的教会，惟有教仪的威胁危及到国家强盛之时，他才会当他们是仇敌。二十年前，在法兰克福时，他看到这种战争将要爆发了，于是宣称发动一种战争以“反对天主教军队里的好战狂热”是在所难免的。自从奥地利与教皇订立协约以来，他曾说有许多普鲁士的仇敌经常在那座营帐里。他掌了大权之后，教皇政府居然说他是“魔鬼的化身”。后来温德赫斯特说：“教会战争是从柯尼希格雷茨之战开始的。”其实那时普鲁土的穿教士服而信奉异端的人们，尤其是在柏林宫廷里的一个牧师曾经写过说过：“欧洲包括德国在内，必会受福音的感化，也就是说必定会改信基督教。”
然而，直到教皇在罗马召开会议，要把信奉天主教的欧洲国家的权力全部重新集中起来时，危机才真正发生。1870年7 月，战争刚刚开始时，教皇宣称自己是不会错的，这就牵涉到了俾斯麦的认识和他的意志。他简直不能忍受无论什么人说他自己是不会错的！他自己都不相信俾斯麦是不会错的。全体相信一种教义的德意志人都要听命于另外一个国家，岂非咄咄怪事。当他出发赶往法兰西时，他警告德国天主教的督监，不准他们答应教皇；又警告教皇，不准他强行从事。同时，他集合起来全部可能的反对力量，以应付这件事，希望保护他们的国家以抵抗天主教势力。如果认可这一新的决定，“督监们就成了外国的官员，他们就与政府分庭抗礼了。”
这样，当战争还在进行时，温德赫斯特的朋友们就发起成立了一个中央党，作为一个参战的天主教党。俾斯麦想要成立一个德国天主教教会，但没有成功，于是他急急忙忙采取攻势。科隆大督监（也称大主教）已经发布命令，禁止波恩大学的学生们听自由派神学家们的演讲。俾斯麦宣布这一禁令无效，因为他正在建立帝国。他认为当他正在进行他的建设时，宗教的辩论就是攻击帝国，而罗马正是帝国所有仇敌的聚集之所。当他回国时他看到新党已经有了五十七名成员，全都是不逞之徒聚集在这个党里。
比俾斯麦更镇静的人也会发狂的。他思谋他的事业已经有二十年了，他为这件事而奋斗也有八年了，在最后几个最关键的星期里，他不顾逆风，居然把这艘船驶进了港口。现在他疲倦了，受够了风风雨雨，已是弹精竭虑了，他回到国内同国人商议。他遇到什么麻烦了呢？一队与之敌对的议员，他们以宗教为纽带团结在一起，虽然他们的头领还远在德意志之外，但他们必定是反对新登基的路德派皇帝的，因为这个头领是同情过去那个敬奉教皇的皇帝的。俾斯麦刚刚发表过他的关于他手创事业的好坏性的演说，他的深深疑虑不能不使他窥见一个政党手执一把看不见的锥子，将要刺穿这座费尽周折才建起的庞然大物。谁会希望处在这种极易发怒状况下的这么一个人此时站出来呢？他满脑子是战斗精神，他决心要保卫他的事业，但这个瞄准了对方脑袋的人却看错了远近，他本来要射击几个信奉天主教的德意志人，不料却击中了在罗马的庞大势力，这股势力并未遭受重创。征服者的好战情绪和缔造者的忧虑，这些实干家的行为被人完全错误地作了解释，解释说他惧怕一个天主教的联盟反对他的少年帝国。不单是这一个党列阵反对他，国内所有遭受损失的人，天主教教士们、波兰人、阿尔萨斯人等都联合起来反对他。国外的反对势力——奥地利人、法兰西人与国内的反对力量联合在一起。社会民主党，它稚嫩如帝国，弱小如欧洲，却同中央党一样有所醒悟。在所有“帝国的仇敌里面”，中央党不过是“最先出战的”。因为大德意志的各个大学里有几个神学家（包括赫因罗厄红衣大主教）反对这个不会错的决定；因为巴伐利亚的信奉天主教的国王赞成他们的抗议；因为德国中央党一动手就遭到了罗马的斥责，却越闹越乱。被限制的领袖们（其实与这件事并不相干）也帮忙吵吵闹闹——比如萨维尼，数几年前他的希望曾被俾斯麦杀灭。
俾斯麦虽然发了怒，但他却绝对不是受成见与心境的影响，在自己已经计算好他要做的事会有什么政治后果后，他才会动手去做这件事。他觉得进行这样一种竞争能够巩固新意大利的反对教士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