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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说这话时却忘记了在他少年时，他却并不很敬重他的父亲。
在他慢慢地使君主听他的话的那些年间，他却逐渐体恤让步于他的君主。威廉死后，他的这种感情愈来愈浓，正与他憎恶威廉二世相反俾斯麦说得更加煽情，意在留给后人看。在头十几年间屡次出现危机的时候，俾斯麦常趋向于他那性情执拗的君主，那时他还有机会亲眼看见威廉的勇猛——在战场上纵横及后来几次遇到暗杀临危不惧的时候。
威廉只怕一件事，那就是王后的关于“战略方针”的批评，俾斯麦憎恶那些干预政事的女人，尤其憎恶奥古斯塔，这种憎恶是从三月间的那一天在波茨坦的仆人的大厅与她谈话时引起的。无论他怎样敬重王室都无法减轻他对王后的憎恶之情，俾斯麦有时也会很宽容女性，会说“女人也有女人的权利”，但这些都无法改变他的厌恶。
俾斯麦说过，他同奥古斯塔之间的斗争是“我生平最恶的恶战”。奥古斯塔的潜力是充分发挥于枕边与帐里的，她会对君主说俾斯麦是如何如何地瞧不起他的夫人，是如何如何地说她的坏话。除此之外她别也无计可施，如果她有任何政治观点或印象的理由来反对俾斯麦，那么即使是她打败了也是可嘉的；然而她却除了空泛的人道主义借口外，就没有任何可以摆出的理由反对俾斯麦。这背后的原因其实是她害怕再有一个1848年，在她的心目中，她认为俾斯麦会给她的丈夫带来不利的影响。然而她却没有想到三月间发生的事原是她的错误，并非俾斯麦之错。不肯听从她的计划，要保留君位给她丈夫的也是俾斯麦；她诬陷他有种种卑劣的动机，所以既不扶持他，也不肯将保存君主权利的功劳归功于他。
俾斯麦那多疑与愤世嫉俗的性格使得他总以为许多人要与他作对，但在奥古斯塔一事上，我们却要体恤他的确受了她二十六年的苦。因为他的对头是个女人，并且贵为皇后，而他却毫无抵抗的武器，只能默默地承受这一切。无论什么时候，君主一旦受了王后的蛊惑（君主往往是在用早餐时，被奥古斯塔为达到某种目的所写的信函所激动），俾斯麦就能看透君主的内心所想。最初俾斯麦如果问君主这是不是王后幕后所指示，他得到的惟一结果不过是“君主说一句很尖利的否认的话。即使是真受了蛊惑，君主也会板着脸不承认的。”
当街斯麦动员君主来反对王后时，他就会将这一剂药用许多离奇与恭维的话包起来。1865年他与君主在加斯泰因讨论奥地利条约，这一次又有许多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俾斯麦的政策。君主于是对俾斯麦说，他刚将这件事秘密地告诉过王后。俾斯麦回家，对君主这样处理国家大事感到十分绝望，然而他却预料到君主会有此等举动，将来也定会破坏他的计划。于是他坐了下来，亲笔写了一封信（因为他不信任别人办这样细致的事情），这是一篇较长的要求信，信中写道：“倘若陛下认为办这等重要的国事须要格外的小心细致，使我又想提起刚才陛下告诉我的话，如有冒犯我恳请陛下饶恕我。……我同陛下一样相信王后陛下会对您所告诉她的严守秘密；但是由于过分信赖血缘上的亲戚，从科布伦茨却有许多消息传到维多利亚王后或太子与太子妃那里，或传到魏玛或巴登，我所严守的秘密就会一下子泄露开来。仅此一件事就足以使弗兰茨约瑟夫皇帝不再相信我们，这会破坏全局的。这样破坏的结果，将是不可避免地要同奥地利交战。”
“倘若必要宣战，这是由事情本身的状况和君主的责任所决定的，而并非由那些包藏的祸心所致，奥地利也不会给陛下以最后可以承认的权利。倘若我想陛下以前者的原因而宣战，那我会带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和较为自由的心态。我请求陛下相信我不仅仅是为了有利于陛下的事业起见，也是为了有利于陛下的高贵人格起见而作此想。也许我的顾虑是毫无意义的，即使真的是这样，陛下喜欢不顾我的顾虑，我该想是上帝在指导陛下的心，我决不会因此而不尽全我的职责。但是我还是想要让自己的良心满意，我恭敬地请求陛下是否可以让我发一电报，传信差回到萨尔茨堡。只要借口说有紧要的内阁公事，就可以传他回来。明天一早，可以派遣另一个信差，不然仍派遣那个追回来的信差，也无不可。……我深信陛下有宽恕的美德，所以我也相信陛下即使不同意我的提议，也会宽恕我的，我之所以这样忠诚不二地为君主做事，不仅仅是要尽我的职责，更是要使陛下的高贵人格得到满意。”
五十年前，一位政治家认为有必要要给一位君主写这样的一封信。如果不是依靠这位政治家，这位君主将不过是历史里头的一个充数的罢了！当我们一面读这封信的时候，我们难道不作这样的想像，一个出入宫廷的人不是求得荣华富贵就是乞求君主的恕罪吗？此时由于在加斯泰因进行的事情，写这封信的人盘算了许久，他希望会有个圆满的答复。他奋斗了许久，终于获得了君主的同意。无论是上帝或是良心、责任或是国事的需要，全与这许多国事无关。他不过是一个棋盘上的好手，走了几步让人琢磨不透的棋，将他的对头赶人一个角落里要吃掉他。当他正在同他的主人磋商条款的最棘手的问题时，他感觉这样不停地与君主争论实在让他倍感心力交瘁，眼见他的计划遭到破坏，因为这一切都已被宫廷的闲谈所泄露殆尽。他想到一个计划就这样的被闲言碎语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倘若奥古斯塔将这个秘密告诉了维多利亚王妃（太子妃），王妃就会传到她那英国母亲那儿去（指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英国女王就可以写信给维也纳或德累斯顿，就可以用外交手段或由仇敌之手，破坏全盘计划。我们能责怪俾斯麦越来越瞧不起君王吗？我们所诧异的就是他仍是一个君主党！
因为在所有的亲贵中几乎没有一个是扶助俾斯麦的。脏特烈常常会反对君主的小心谨慎，他也是受制于他的夫人的（夫人的知识比他高）；他将许多极好的英国观念介绍给普鲁士，却既无力量又无勇气同国人抗争以使国人接受。只有一次他显得很凶，那是在俾斯麦颁布法令限制新闻自由之后，一次太子与太子妃出巡，在但泽受到公众的欢迎。在市政厅的欢迎会上，他壮着胆子说道：“可惜我到这里的时候，正值政府与人民不和，我听说这件事后非常诧异。所以此时的法律我并不清楚，事先我也没听说此类事情。”
君主读到他儿子的这篇演说（普鲁士各报都有刊登）很是生气，并不是因为太子作民主党的演说家，而是因为他自己是一个接受过纪律的军人，相信这样一来，服从命令本是陆军的基础，如今这一点也濒临危险的边缘。十年前他自己诚然也处过这样的位置，但是却从未让他的忿怒走出自己的屋子之外。他记得当克里米亚之战时，他也是默默无语地服从命令，他的儿子今日竟当众宣布异议，这令他更为愤怒。俾斯麦在干什么！君主现在这样发怒，宰相是很容易劝动君主重重惩罚太子。君主有权传太子回来，将他迁调以示惩罚，甚至于将他幽禁在炮台里，对于这些俾斯麦全都想到了。但是俾斯麦却反过来劝说君主宽赦太子，他是不是要讨好太子呢？不见得！俾斯麦或许是这样想的，一旦加罪于太子，反倒给太子添了光荣！君主很喜欢从《圣经》中引经据典，俾斯麦对君主说：“您对付这位少年需要极为小心。当您在发怒的时候，切勿贸然决定一件事情，一切都应从国家大事为重，假若少年的弗里兹同他的父亲发生争执，人们会更加同情儿子的。但是就我个人而论，太子是应该有言论自由的权利c ”他就是用这些小心谨慎的字句，调停了父子间的矛盾。
他现在最恨俾斯麦，有许多贬斥俾斯麦的反对民主党政策的言论，且不肯再去听内阁里的不同意见，那是因为他会坚决地反对俾斯麦。过了一段时间，当他们俩人再次会面时，俾斯麦问腓特烈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到内阁来，因为再过几年，内阁就会是太子的了，太子应该发表意见，这样就可以容易过渡。
这句话使太子如同遭受电击一般，俾斯麦说“他相信（据我看来是这样），我想把路先铺好，以便于我过渡一下去听从于他。我有好几年都不能忘记他说话时的那种骄傲的口气。我还看见（俾斯麦三十年后写了这件事情）他的脖子向后微倾，那张发红的脸向左斜着看我。我竭力忍着我的怒气，想到卡罗斯与阿尔巴，我回答说我的过渡是指朝代……我在心里期盼他不要幻想有一天我会作他的阁臣，我从来都没有这种想法。他的怒气来的也快，消的也快。最后他说的几句话却是很和气。”
我们想像这两个人站在一间阴冷的大厅里的情景，当时他们都穿着军服戴着佩刀俾斯麦觉得自己蒙受了巨大的羞辱，他那傲骨受到了摧残！从未有过什么人这样蔑视他。热血沸腾，使他刹那间想拔刀相向，然而他却默默地忍了下来，忍受他的羞辱。他猜度自己对头的想法，强迫自己低声下气地说：“我绝不会有这种想法的。”
三、持不同政见者
俾斯麦有许多对头是因为血统关系而反对他，此外还有许多对头是因为志向、性情等原因而反对他，也有许多是因为理念的不同而反对他。后来俾斯麦将这些对头分为第一等、第二等及第三等仇人。
他只同罗恩一个人是完全和谐的。俾斯麦同任何阁臣、军捞出入宫廷的人、各党派的首领之间缺乏实实在在的信任。据他看来，《十字报》和路德维希格拉赫都太过于极端。而自由党却又看俾斯麦是个易走极端之人。俾斯麦惟有对罗恩一人才表现出男子汉应有的大度与交情，并不受一些不同的见解所干扰。有一次，他准了罗恩六个月的假期，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