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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北凌说，“有意思！还记得小时候看的电影《林则徐》吗？当时中国人差不多都认为鸦片战争把中国给害惨了！可谁也不问中国内部已经腐朽到何种地步！”
王晓野说，“我怪罪英国的那番话虽然说的不客气、片面，但查尔斯依然频频颔首。于是我乘机要求老板把我派到香港工作。”
“你是怎么说服老板的呢？”张北凌问。
“你还记得咱们有一次侃到过海归的问题吗？”张北凌说当然记得，王晓野就说，“我告诉老板，海龟从一出生就从陆地上爬向大海，开始浪迹天涯！但无论走得多远，只要到了交配和产卵的季节，它们一定准确地回到自己的出生地，看来这是基因里预定的。所以我们迟早会回国的。查尔斯一听就乐了，说我真能想像。”
“你也的确够能煽乎的。可是他能理解吗？”张北凌说。
“刚开始他以为我在开玩笑。等听了我后面的话他就全懂了。我说中国近代史就很像一幅‘海龟’嬉戏的图卷。推翻满清的革命人物几乎全是海龟派，随后的风云人物，从孙中山、蒋介石、蒋经国、周恩来、邓小平，直到当时海峡两岸的领导人，几乎全是海龟。政界如此，文教领域更如此，从詹天佑、鲁迅、陈寅恪，到李叔同、胡适，个个都是个精彩的海龟故事。我一直以为阎锡山是个占山为王的土匪，后来才发现他也是留学日本的海龟。”
张北凌笑着说，“我也一直以为他是个土鳖呢！不过大人物中没留过洋的‘土鳖’不是更多吗？”
王晓野说，“是啊！其中最著名的是斯大林和毛泽东。这两位从未去过西方学习，所以在许多方面都有异曲同工之妙。”
张北凌说，“除了中国，我发现印度那位终身吃素的甘地、越南的胡志明、朝鲜的金日成和韩国的李承晚等开国人物都是海龟。”
王晓野说，“有一天我看了一出讲田汉的话剧。戏一开始就抬出了一群海归的巨幅相片，其中有李叔同。而海龟中最值得对比的就是李叔同和田汉。两人都留学日本，都是中国戏剧活动的先驱，但人生的路正相反：田汉从小就被家里送出去当了小和尚，远离女色，但后来却向政治、女人越靠越近，结果在新中国受尽凌辱而死；李叔同正相反，年轻时倘佯于烟花柳巷，醉心于琴棋书画，中年后却远离政治和女人，直至遁入佛门，出家为僧，晚年在旧中国安祥圆寂。多么戏剧化的怪圈！”
张北凌感慨道，“股市在中国的发展不也充满戏剧化吗？本来解放前就有股市，可革命消灭了股市！绕了一圈现在又要重新恢复！最初还没人买股票，得做思想工作，而且买卖股票和收购国债都是用麻袋扛着现金，证券公司的业务员要挨门挨户推销，报纸甚至鼓励党员干部带头买股票，结果带头买股票的人在无意中赚了大钱，现在的股市又成了另一种莫名的风景！”
王晓野说，“不过中国股市从一开始就是个怪胎，不是选择优秀企业上市，而是为了国企脱困，出发点就已经是大问题。”
“正因为有一大堆问题，政府才要招聘你这种海归改进嘛！”
王晓野说，“我还是怕进了政府就阳痿了。你知道我本来最不愿进政府，没想到躲了一大圈又回来了。”
张北凌说，“我完全理解！反正咱们尽力而为，不行就撤呗！只当被女人再勾引了一次，没准她会风骚得让你魂不附体呢！”
“没错！我差点忘了女人是善变的！对！就只当国企是个淑女，咱们的任务就是把它变成美丽的荡妇！”
“唉！这词儿过瘾，只有‘美丽的荡妇’才充满活力”
4．两个星期后，王晓野正式成为江南省政府通过公开招聘而录用的省证管办审核处处长，负责选拔、推荐和推动当地企业上市。从投资银行家转变为政府官员，从被监管者变为监管者，王晓野的身份虽变，但适应很快。过去上市主要根据企业的级别、规模和关系来挑选，结果上市的全是国企，后遗症极多。所以他上任后不仅推动民营企业上市，还鼓励企业到香港上市，因为那里的监管要严格得多。
但他很快发现，中国的股市与香港和美国股市相比，问题要严重得多。他在境外配合投资人和股评家玩的那些花招，与中国股市一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在一次研讨会上，经济学家吴敬琏说：“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但是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的股市里，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坐庄、炒作、操纵股价可以说是登峰造极。”
王晓野笑着说，“吴老，您真抬举了我们的股市！它可比您想像的还要黑得多！”
第三十二章 （续）
5．如果说长江流域是浓香型酒发酵的地域，那么黄河流域的清香型酒却一直在以另一种形式发酵，汾酒和二锅头都是从那儿的水土中发酵出来的。陈邦华被“双规”后，身心就如同进了发酵池，继续自己人生的发酵。纪委派出的调查组对他不断审讯，但他始终什么都不说，调查小组也拿他没办法，最后只能以那块手表作为受贿证据交由检查院对他起诉。可就在检查院准备起诉时，一个懂得打假的检查官发现那块劳力士手表是个假货，其真实价值才100元港币。他的受贿罪名因此无法成立，其“双规”就被撤销，陈邦华又自由了！
正如王晓野经常唠叨的那样：自由首先意味着无依无靠！经过两年多的风风雨雨，陈邦华已不可能官复原职。事实上，经过这次折腾，他已被发酵成一个新人。那些因为他的坚强不屈而未受牵连的官员个个明哲保身，并未如他想像的那样对他进行拯救和安排，使他看透人间冷暖。自己从前的位置早已有人坐稳，马副省长已经退居二线，马川和陈融则躲着他，尤令其内心痛。上级想让他去人大或政协挂个职，被他婉言谢绝，他对官场已心灰意冷。在被“双规”的漫漫长夜，他悟出了新的人生观，所以干脆办了离休手续，成了一个平民。
但他又不是一般的平民，而是经由“贵族”而降下的平民，其沧桑之感更为刻骨铭心。尽管没有了从前权力的依靠，但也少了权力的羁绊，另一种自由度反而较从前大增。他有了更多时间考虑下一步谋生的手段。想来想去，他想到了炒股，因为这既和他原来的工作有关，也是他最努力钻研的领域。炒股还会使他每天关注国内外大事，不致于和社会脱节。再说，那500万股湘北天乐仪表B股也必须处理。于是他和代他持有股票的人取得了联系，商讨今后如何运作这一块股票。
人算就是不如天算！还没等陈邦华想好下一步，中国的B股市场就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2001年2月19日，B股对国内居民开放。政策刚一公布，所有B股立刻全线暴涨。这就是计划经济的诡诈！又是中国特色。
B股1991年在中国诞生，是指中国上市公司专门发行的仅供境外投资者买卖的股票，与此对应的就是A股，即供境内中国居民买卖的股票。B股推出的最初两年最火，平均股价升了一倍以上。但很快这股热情就开始消退，因为1993年中国证监会又推出了H股。由于H股在香港上市，受监管的程度远高于B股，故投资者的信心更大。而B股市场的规模有限，整体成交量又少，国际投资者的资金进出也不方便，因此真正对B股市场感兴趣的国际投资者并不多。从此B股市场进入萧条状态。
但B股市场断断续续也出现过火爆行情，这主要源自于国内投资者的参与。理论上讲，B股不允许境内投资者参与，但由于B股长期不景气，为刺激这个市场，中国证监会对境内投资者的参与相对容忍，因为境内投资者的参与使B股市场规模扩大，成交量倍增，由此境外投资者的兴趣也被带动起来。
由于投资界要求B股向境内投资者开放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证监会在经过长期的考虑和讨论之后，才终于宣布了B股市场对境内投资者开放。结果境内投资者手中的外汇资金立刻潮水般涌入B股市场。第一个星期内，所有B股股票无一例外地每天都处于10％涨停版的状态。一个月之后，B股股票已平均上涨了两倍以上，高的可达四倍和五倍。
天乐仪表的股价从最初的发行价1。00港元狂涨到5。00港元。凭长期在政府工作的经验，陈邦华知道中国股市基本是一个政策市，因为大的机会由政策驱动，而并非由市场支持，行情往往来得快去得也快，因此一定要见好就收。陈邦华果断地让朋友将手中的500万股全部抛掉，套现2500万港元。如果说被“双规”是飞来横祸，那么现在新的B股政策则是天降横财。在陈邦华抛货之后，B股市场果然开始下跌，陈邦华卖出了该股的一个历史最高价！
有了这2500万港元之后，陈邦华从事股票投资的信心大增，他准备在这一行做大，让生命再创一次辉煌！他广泛联络以前的各种关系筹集资金，结果他总共筹集到三亿资金，成立了一个国内流行的私募基金；并将其命名为“通才基金”。
陈邦华的运作模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凭借其过去在政府的背景，专门在各级政府部门收买内线，靠内幕消息炒作；第二种是狙击已上市的公司，即先锁定一批经营不佳的上市公司，通常是所谓戴上ST（Special Treatment）帽子的公司，也就是连续两年亏损而被监管当局认定有重大问题的上市公司，然后在市场上慢慢收集其股票，等到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