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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现在才如此精心地步步设防，以便在新的无法预料的意外情形下保障自己起码不会被革职查办。
他小心谨慎、不急不躁地对俄国女电报员进行工作。通过跟阿尼娅的五次交谈，他觉得姑娘不再感到拘束了。他天天盼望她接受他的建议，到那时，他就能取得联络方法，而根据联络方法他就能轻而易举地打入地下活动中去。
每次交谈之后，贝格都非常精确地记载下来俄国女电报员的每一句话，写满了许多张纸──这是他的证明文件。而且，当他感到姑娘眼看就要‘成熟’时，他便跟克拉科夫盖世太保的头子进行联系。晚上，克吕格尔来到他这里，和他一起研究了这些被贝格归入所谓‘小云杉’案卷的材料。盖世太保头子赞扬了贝格进行的工作，贝格也马上请他给Ａ－２处处长打电话，要求该处领导在今后可能出现的交往中协助贝格进行这场战役。
盖世太保头子问贝格：“您是否觉得，向赤色分子投诚，贝格上校是不是一个过于重要的人物？”
“听到自己是一个重要人物，十分高兴。”贝格微微一笑道。
克吕格尔说：“喏，您要正确理解我的话。”
“我是正确理解了您的话，”贝格回答说，“我不过是利用跟懂得幽默的人谈话的机会开个玩笑罢了。唉，幽默是个难得的品质……我觉得，如果我提出为他们效劳，并且他们也接受了我们的提议的话，那么，比起一个小小的士官向他们提出效劳，我们就能接触到红军有关方面更高一层的人物。根据他们可能向我提出的要求范围和问题，我们就能弄清楚他们的长远计划，而不是局部兴趣──一个团，最多是在前线某个地段与我顽抗的一个师。”
克吕格尔若有所思地坐着，不时地拨弄一把铅笔，咬着上嘴唇，眯缝起左眼。
贝格进逼道：“如果我们这次行动进行顺利的话，我想，卡尔登勃鲁纳会对我们非常满意的。”
这是请对手一起跳舞：贝格预付了一张共同享受荣誉的支票。
克吕格尔把铅笔搁到桌子上，摘下话筒。
“奥托，”他对Ａ－２处处长说，“我和贝格打算做一件有意思的工作。请你到我们这里来一趟，我们讨论一下具体细节。”
下面是贝格的记录：
大约十点钟，我们坐下来吃晚饭。女电报员教我怎样沏茶。她坚持说，不能用电炉把茶煮沸，应当用热抹布把茶盖严。
我：你为什么这样认为呢？
她：妈妈是这样做的。在我们西伯利亚都会沏茶，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向我们家乡那样会喝茶。
我：你喜欢喝咖啡吗？
她：不太喜欢。它是苦的。
我：应当说‘他’才对。
她：这不符合语法规则。
我：你的俄语只能打二分。我准备搬出词典和教科书来证明我有理。
她：我投降。
我：我时刻铭记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一句名言：如果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之，我非把你弄得理屈词穷不可。
她：我对我们的谈话考虑了许多。
我：结果呢？
她：我不能相信你们。有一次我们曾听信了你们的承诺。
我：这个我们是指谁？
她：就是苏联。
我：你们相信了谁的承诺？
她：一九三九年，我们相信了德国人的承诺。
（有些话贝格没有记录下来，因为谈话涉及到下列内容：
贝格：是德国人的承诺吗？
阿尼娅：还会是谁的呢……
贝格：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你们党的一个文件中，具体地说，在斯大林的一个报告中曾说过：希特勒之流会上台，也会下台，但德国人们依然是德国人们……不应该把一个人和全体人民混为一谈。）
后半部分的谈话，贝格全部记载下来了：
她：如果您现在能把消息寄给我的上级……
我：怎么寄呢？在信封上写：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然后投到信箱里吗？
她：您是谍报人员，您就想办法寄吧。
我：那好，假定我让你们的一个俘虏送去。这有什么意义呢？
她：我将十二分地赞同。
我：相反。不会相信你的。
她：为什么？
我：因为德国情报机关的一位上校通过前线寄出一封建议合作的信，这是难以想象的事。
她：有可能跟指挥部取得联系和不通过前线发信。为什么要排除这种可能性呢？
我：也好……有意思……不过很危险。假如你们在这里失败了──你或者你在这里的领导──那么你多半会落入盖世太保的手里。在那里，你会被开了膛：盖世太保──这可不是军事情报处。
她：您错了。在这方面我可以向您提供任何保证。
我：我要你进一言：要学会分析。要让情感服从理智。一切都不象你现在想象得那么简单。一切都复杂得多。
她：您说得对。但是，把事情过于复杂化是与简单化同样危险的。与其说危险，不如说可笑。
我：我准备会见你们的人，把你提供的消息转给他。我可以──作为‘预支’──向他转告你感兴趣的文件，并把消息从你们这个人那里带回来，以此证明我是不是把文件交给了他。
她：您能够转交什么文件呢？
我：你瞧，随你选择：卫戌部队的部署、军队的调动计划。
她：这可能是您方的假情报。
我：当然，一切都有可能。一切都有可能，如果不相信任何人的话。总之，只当我们没有进行这次谈话。我可以救你一命，把你送到俘虏营去。那就让我们再也不要提我的建议吧。
她：为什么要这样呢……顺便提一句，我可以把您的建议告诉您的上司。
我：你这样做不合适，原因有三：第一，不会相信你，第二，这将使你付出生命的代价；第三，我再也不可能对你们的斗争提供帮助了。
她：根本不可能让您同我们这里的人取得联系，因为他们已经离开了秘密接头点，并且我也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
我：你是想让我把你送过前线吧？
她：当然。
我：那么你同意到发报中心去了？
她：我首先想要看看，我要向我们的人播发什么样的假情报。
我：好吧。你明天就会看到这些材料。我可以通过无线电报务员，说你原则上同意了吗？
她：首先要让我翻阅一下材料，并请您解释清楚它们所要达到的目的。
我：好吧。明天早晨我传你受审。
她：再见。
我：晚安。
次日，贝格通知盖世太保，说俄国女电报员接受了他的建议，并立刻跟维斯瓦集团军司令部作战处取得联系，请求他们准备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的假情报。
真正的原因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七日，英国驻奥斯陆大使馆的一位工作人员从固定在大门口墙壁上的蓝色大信箱里取走了信件。在分类整理信件时，他注意到一个白色的自制信封。地址是用德文打字机打出来的，发信人的姓名、邮戳、邮票或火漆印都没有。大使馆的这个工作人员拆开了信封。因为他不懂德语，他就只限于浏览写满各种数字、平面图和对这些平面图简介的那几页纸。大使馆工作人员来到大不列颠海军武官赫克托尔、博伊斯海军少将那里。赫克托尔·博伊斯叫来了自己的翻译，于是他们两人开始研究这份文件。文件被译出之后，插着大使馆旗的象野兽似的‘罗斯－罗伊斯’直驱飞机场。机场上，一架马达启动的专机已经停在那里。当天晚上，文件交到了英国侦察机关首脑的手里。第二天，责成丘吉尔的军事技术顾问、阿伯丁大学的弹道学和天文学教授列吉纳尔德、维克托、琼斯先生弄清楚来自奥斯陆的文件。后来，阿尔图尔·乌·姆·埃利斯先生也参加了对这份文件的研究工作。
文件说，在佩内明德，在波罗的海沿岸，建立了一个第三帝国制造“Ｖ·Ｚ·Ｂ·Ｖ”──“特种复仇武器”的中心。文件表明，在二十七岁的学者维尔纳·冯·布劳恩的领导下，在这里，在佩内明德正在进行制造火箭和弹道导弹的绝密工作。
来自奥斯陆的文件对帝国的秘密如此了解，实在令人惊异。但是，从一个渠道得到的情报还不能算作情报，这也许是荒诞的呓语、假情报和臆测。在爱情或艺术中立即采取行动也许是好的。在政治和侦察中这只能带来危害。一个侦察人员就好比一个政治家，他只有一个可靠的同盟者──时间。
从奥斯陆得到的文件送到伦敦一年以后，从以安东尼·卡茨扬工程师为首的波兰抵抗小组传来报告：在佩内明德地区的乌泽多姆岛上，维尔涅尔·冯·布劳恩的秘密基地确实在工作，专事研究“特殊用途”的火箭技术问题。
一九四三年，法国地下小组进一步确定了来自波兰的材料。并且，通过法国波兰的情报来源了解到，一九四四年，希特勒分子曾企图向英国发射五千多枚带炸弹的火箭。法国、比利时、荷兰的爱国者，以及英国侦察机关的小组在法国和荷兰北部沿岸一带发现了一百三十八个发射场。
大不列颠军事情报局得到了佩内明德地区的航空摄影资料：在一条条混凝土跑道上，停放着一架架机翼极短的飞机，从上面看上去就象蜜蜂；有些地方看得见体积庞大的垂直安装的火箭的影子。
现在不可能有两种意见了。佩内明德不是狡猾的一步棋，不是盖世太保或卡纳里斯组织的可怕的“诱惑”演习。那里是一个绝密的军事中心。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八日，对佩内明德进行了突然袭击。六百架“空中堡垒”轰炸了该岛。一百五十万公斤的炮弹投向了维尔涅尔·冯·布劳恩的目标。二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