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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单单是为了前线的胜利，也为了得到他能够买新衣橱、自行车和小汽车的马克。外国工人则是为敌人干活的。这是其一。其次，就连那些最不坚定的、为了物质利益而准备妥协的人，也只能得到稀菜汤和足枷。
机械师连茨有一次对波格丹诺夫说：“我要是说了算，我就会付给你们跟德国人一样的报酬，那样我们就准能成功。就连动物园的猴子也为了得到一块糖果才会表演。为什么以为外国人会为了一碗清汤而干活呢？你与众不同──工具总是擦得很干净。”
波格丹诺夫没有搭茬，继续擦他的工具。在被俘期间，他掌握了一条金科玉律：多听，少说，微笑，这就够了。
“等一会儿，”机械师说，“让我来，你擦的方法不大对头。”
他接过抹布，往抛光液里浸了一下，便开始擦了起来。他不象波格丹诺夫那样动作迅速，而是缓慢地一圈一圈地擦，就象给孩子洗背似的。
斯捷潘经常一个人在汽车库干活。他可以拧松马达的螺栓，也可以往发动机里撒沙子，也可以把接头扭向一旁，但是科利亚在他们最近一次见面时绝对禁止他这么做。
“我全能理解，”科利亚说，“全能理解。你得克制自己。你这么干会把事情弄糟的。不能做那种无谓的牺牲。”
“那我该怎么办呢？你给我讲讲。我不能这么待着。”
“我给你讲过了：我想知道什么人乘坐这些汽车，到什么地方去，司机的名字，他们的主人。还有工兵，工兵。我对工兵和党卫军感兴趣。”
他俩晚上在波格丹诺夫住的克雷霞家里见面。克雷霞很瘦，皮肤很白，蓝眼睛，二十岁，非常文静，象个小耗子。她几乎不出家门，在家里走动时也是侧着身，脚步很轻，动作平稳而谨慎。
她是同一个德国人同居后才变成这样子的。那人叫库尔特·阿佩尔，也是蓝眼睛，很瘦，皮肤很白──完全是个孩子。
“我全明白，”德国人说，“我只是夜里到你这儿来，那时谁也看不到咱们。我不会叫你出丑的，小耗子。”
他叫她“小耗子”，这时他的脸象个圣徒似的：纯洁，明朗，温柔。
他俩认识之前，克雷霞曾和谢多伊的人有联系。那时她很活泼，说话声音也很大，走路跟大家一样，不象现在这么谨小慎微。如今她躲了起来，不再跟地下组织的同志见面，尤其是在谢多伊通过联络员要她利用那个德国人提供情报之后。
“我爱他，”她当时说，“我不能这样。我不是出卖自己的人。”
“你明白你在说些什么吗？”联络员问。
“我要是不明白……”
“这么说，你为了一条公狗可以出卖祖国了？”
“他不是狗，是个孩子……”
联络员只有十七岁。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打了克雷霞一记耳光，又朝脚下吐了几口唾沫，说：“哼，你这个娼妇！德国人的臭垫子……”
谢多伊知道这件事之后，肺都气炸了，可是没去找克雷霞，因为他不知道她会怎样看自己。而她一直等待着。后来也就不再等了。她开始恨白天，觉得白天她会因为背叛而被人打死。她白天盼着黑夜降临。库尔特来了之后，波格丹诺夫听到她俩整夜在那里小声说话，要么只是德国人一个人讲话，安慰哭哭啼啼的克雷霞，到了凌晨时，可以听到她的笑声，一种古怪的、颤动的笑声，很难弄清楚她是笑还是歇斯底里发作。
斯捷潘常听她俩窃窃私语，有时听的时间很长，越听越感到她俩讲话象孩子似的，感到她俩用一种在战争年代已经消失的、纯洁的、孩提般的爱情彼此相爱，她俩来自已经不复存在的那个世界，在那里，爱情是一种突如其来的、折磨人的、苦涩而又幸福的疾病，而不是象烧酒或吗啡那样的麻醉工具。
有一天波格丹诺夫和科利亚坐在一起喝茶。天还不算晚，离宵禁还有一个来小时。尽管科利亚有身分证和夜间通行证，他总是在天黑以前回到家里──无论是从波格丹诺夫这里，还是别的接头地点──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怀疑。
克雷霞正在厨房里洗餐具。当房间的门打开后，斯捷潘猛地转过身去。科利亚继续以原来的姿势坐着，身子微微倾向他的茶杯。
“应该告诉他，”他想，“不能这么转身。急剧的动作是情报员的坟墓，在所有方面都是如此，如果思想急剧变化也是如此。”
站在门坎上的是一个德国人。他就是库尔特。
“你们好，先生们，”他用憋脚的波兰语说了这句话，便象克雷霞一样悄悄地从他们身边溜进了厨房。一开始厨房里很静，大概是在那里接吻吧，后来他们开始说话，而且说得很快。更确切说，是库尔特在讲话，克雷霞不时地问他些什么。随后就长时间的沉默了。
波格丹诺夫朝厨房点了点头，小声说：“听，就象罗密欧与朱丽叶。”
“嘘……”科利亚把一根指头放到嘴唇上。
科利亚一直侧耳倾听厨房里的谈话：要把这个德国人调到德国去，可他不愿走。
“这个德国人对我们来说是太适时了，”科利亚想，“只是他太马虎。诚然，他还是个孩子，可也不能象这种样子──毕竟是战争嘛。”
后来德国人哭了。可以听到他哭得很伤心，象个孩子似地呜咽着。克雷霞安慰他，对他低声说着什么，而他呜呜地哭着，嘴里混杂地说着德语和波兰语。
“有什么办法呢？”克雷霞小声说，“有什么办法呢，咱们命不好，命不好。”
“我哪里也不去，”库尔特急匆匆地说，“哪里也不去。”
……有些人仓促地作出决定，但事后又开始进行痛苦的思想斗争：自己做对了，还是错了？一般来说，这种人喜怒无常，他们表面上的真诚、机灵和预见能力其实是某种天赋复合体的外部表现，这种复合体后来又会妨碍他们把自己已经开始的事情继续下去──他们不能专心致志。
有些人看起来行动迟缓，笨手笨脚，他们的决策过程艰苦而又漫长。乍一看，这种艰苦而又漫长的决策过程似乎表明此人权衡了各种正反因素，选择了在他看来是唯一正确的决策。其实不然，这种人常常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是硬着头皮背弃诺言，还是信守诺言？并且这种人落入这种境地不是由于情感的转折，而是来自痛苦地点、冷静的、“自责的”逻辑分析。
第一类人中间会产生自杀者──当然，此人必须是一个出众的人，他一旦作出的诺言和决断对于他的命运具有转折意义。
第二类人中间──如果从侦察工作的角度来考察的话──会产生双重间谍。
只有把情感的纯真和缓慢的判断力结合起来（而这是很少见的０，才能造就真正的情报侦察人员──他不仅会看、会听、会沉默，而且善于迅速、准确地进行思考；不仅善于评判事实，而且善于从远景角度分析事实。
科利亚就具有这种天赋。
他的这种天赋来自何处？这是很难完全说清楚的。这种令人叹赏的美质是两种对立品质的融合，这两种对立品质中的每一种都可同时被视为优点和缺点，而合在一起则成为一种伟大的禀赋。完全可能，科利亚的这种天赋来自他的父亲弗谢沃洛德·弗拉基米罗维奇·弗拉基米罗夫，而关于他的父亲，科利亚的母亲亚历山德拉·尼古拉耶夫娜·加夫里琳娜只知道他叫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伊萨耶夫，而盖世太保的头子卡尔登勃鲁纳只知道他是党卫军冲锋队大队长施蒂利茨。
科利亚从桌旁站起来，到厨房去找那个德国人和克雷霞。
2、在总部
大约一点钟的时候，密码译员才结束了工作，把同旋风的第三次无线电联络的译文转交给博罗金上校。
“我们还有茶吗？”上校问维科索夫斯基大尉，“我冻坏了，想暖和暖和。”
“我这就把电炉打开，”博罗金说道，“也许，我这里还有点美陀克葡萄酒呢。”
“那太好了，”博罗金说道，开始抽起烟叶来。他曾跟布琼尼一起工作过几年，在他的影响下养成了一个习惯：用卷烟纸卷烟叶抽。
维科索夫斯基到厨房去了。侦察处占用了离利沃夫不远处的一所独家小住宅。这所住宅舒适方便，有许多暗室和小贮藏室，并以战前的某种特别方式散发出反沙的果酱、晒干的蘑菇和橙子皮的气味：这里曾经住过一位食品百货的业主。
博罗金听见大尉在厨房里把锅弄得叮当作响。
“家里有许多餐具，倒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博罗金微微一笑，暗自想道。“这说明人丁兴旺，生活富足。有些人觉得，富足这个词是资产阶级的，对布尔什维克来说是不体面的。其实，富足──这也是一种休养，如果明智地分析一下的话。一个人将会怀着极大的温情回忆起自己的家、窗外的椴树、手边常用的台灯和身边的书架。战斗中产生的爱国主义应该用富足加以充实。一个爱国主义者必然会自己地维护河流、剧院、城市、朋友的家园、他人的儿女、自己的厨房这样一些概念的整体。也必然会保护自己有许多餐具的厨房。”
博罗金捻灭了象雪茄似的自卷纸烟，打开旋风发来的无线电情报的第一页译文。
总部：帕斯捷尔尼克要塞地区是德军准备实施行动计划的屯兵基地。
科利亚通过‘罗季翁’，即从集中营逃出来的苏联战俘斯捷潘·波格丹诺夫（莫斯科，乌萨切夫卡街７号楼，３７号住宅），对德军集团军司令部的司机库尔特·阿佩尔进行了策反工作，并吸收他为我方服务。阿佩尔请求帮助他与妻子克雷霞·日武尔斯卡娅一起留在波兰。科利亚答应了，但要求他查明有关工兵设备的全部情况。科利亚以他必须搞到一批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