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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阳光洒满房间，红色的松树散发出蜂蜜的芳香，鸟儿悦耳地啼啭。你来到阳台上，夜里下过一场雨，形成一个个小水洼，阳光照在上面闪烁反光，刺得眼睛睁不开……”
听他讲话叫人心里甜丝丝的，因为副教授讲述的时候就象他看见了这一切，仿佛亲临其境似的；同时听他讲话也叫人痛苦，因为他的话使人变得软弱、柔和、忧伤，你会情不自禁地去想：你正在毫无意义地忍受痛苦，你永远不可能再看到绿色的清晨，散发着蜂蜜芳香的松树，雨后阳台上的小水洼。
副教授开始沉默，并把身子转到墙边。年轻水手在我耳边悄声说：
“听我说，应该逃跑，咱们会死在这里的，白白地死在这里的。从这里一天就能走到比利时，我是徒步被他们押送到这儿来的。按照星星的方向往西走。比利时有个老头儿，人好极了，是他们的本堂神甫，他会把咱们藏起来的。”
“怎么能逃走呢？这里有卫兵，周围一片漆黑，围墙比营房还高，别说傻话了。从这儿是逃不脱的。应该想想怎样在这里活下去。”
“一天到晚嘟嘟哝哝，非憋死不可。”年轻水手说。“只有副教授一个人能在这儿活下去，而别的那些干苦力的人再活上个把月就该进火葬场了。你闻到又甜又腥的味道了吧？这时夜里正在点炉子烧人。可以撑竿越过围墙，一过围墙撒腿就跑。我是白天被押送来的，我把沿路情况都记下来了。”
副教授的背突然晃动起来，就象在不停地打嗝儿。
“你怎么啦，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
“唉，别管我，看在上帝份上！”他哭泣着说。“别管我！”
“别这样……我们的人很快就会回来的，”我安慰他说。“我在狱中听说希特勒在列宁格勒城下吃了败仗，他们正在拼命地逃跑……”
“别说了！我讨厌听这类东西。这时谁告诉你的？！”
“一个难友……”
“难友，难友！你听着，一切全完了！我们的祖国被蹂躏，家庭被践踏，文化被催残！可我们这里俄国人跟俄国人干架，找不到共同的语言，不能为了我们的生活目标，为了我们所有人的唯一祖国而彼此谅解！”
“我和帕尔·帕雷奇有着不同的祖国。”
“和哪个帕尔·帕雷奇？”
“负责审查我的侦查官。”
“残忍之徒到处都有。”
“这话对。”
“唉，斯捷潘，斯捷潘，我多想到家里待上哪怕一分钟，在自己的书房走一圈，摸摸我的书，抚爱一下亲人的面颊……然后再回来，哪怕一直待到死……”
夜里营房被警报惊醒了，我们连衣服也没穿就被赶到了操场。不过弗拉索夫匪徒的院子不叫操场，也不象马利亚矿区的大门上挂着“工作使人自由”的牌子。在院子里我们排成四行一队，然后命令我们朝大门跑去。在那里，党卫军分子手提木棍，弗拉索夫匪徒手持皮鞭站成两排。
“快！快！”卫兵吼叫道。
走在前面的几排人在弗拉索夫匪徒前突然停了下来──那些匪徒一边狂笑一边挥舞着皮鞭。走在后面的人却往前挤，因为他们也在挨打。结果，我们的队伍就象一个活的机体，自己推着自己向大门移动。
在大门那里等待我们的是一场“血战”。可以听到沉重的喘息声和几百只脚均匀地踏动声。
弗拉索夫匪徒驱赶后面几排人群的吼叫声在这气氛紧张的寂静中显得格外可怖，以致有的囚犯抑制不住，竟然歇斯底理地用同样高的调门尖叫起来。
“血战”开始了。站在大门两旁的弗拉索夫匪徒朝前面几排人群扑去，逼他们通过自己这道“关口”。大门外是火葬场的狭小地带。党卫军分子和弗拉索夫匪徒组成一条人廊，用铅条、皮鞭，木棍毒打我们。对我们来说最要紧的是保护脑袋。人们用手臂挡住脑袋，弗拉索夫匪徒吼叫着，狂笑着，抽打着。
跑在我面前的而是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他那两只尖削的胳臂肘紧贴在肋骨上，脑袋向后仰着，嘴里不停地喊：“先生们，停停，先生们！先生们，停停呀，要分辨清楚呀！”
探照灯亮了。在惨白的灯光中，我们这些身穿条状号衣、剃了光头、赤脚走在融雪上的囚徒，就象来自被遗忘的童话中那些给人带来灾难的不祥人物，连我们满脸的鲜血也不象是红色的。此时此刻它们是黑色的，如同油漆木板的清漆。
这天早晨我坐在帕尔·帕雷奇的办公室里。他没有来。
现在是瓦西里·伊万维奇坐在他的座位上。他偶尔懒洋洋地向我提一些问题，诸如：“你的智齿疼过没有？”、“你用过桦树菌浸液治过烧伤没有？”
我总是停顿半天才回答，仔细考虑其中有没有圈套？
有时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唉声叹气，摸着自己的脉搏，紧闭嘴唇，懊恼地摇着头，流露出内心的恐惧。
“昨天喝多了，”他说。“我的血压很高。尤其是低亚。忽高忽低。可是我们这里的庸医除了淋病什么病也不会治。不能再喝了，不能再喝了。”
他端详了一阵剔过的指甲，把指甲往上衣翻领上擦了擦，说：“就是这么回事，斯捷潘·波格丹诺夫同志。”
我的脸显然一下子变了颜色，因为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发出一阵狂笑，笑得那么得意，那么富有感染力，那么开心，似乎这辈子他还没见过更可笑更快活的事情。
“怎么样？想起马利亚矿区了吧，斯捷普什卡？”神情愉快、面带笑容的帕尔·帕雷奇从门坎那边朝我喊道。
“完了，”我平静地想道。“现在全完了。他们从矿区收到了我的材料。这意味着，两天后就会把我绞死。也许不是两天，而是三天，因为马利亚矿区在亚琛，把我押送到那里需要三天。”
“你受了多少罪呀，”走进来的帕尔·帕雷奇继续说道。“值得吗？”
“值得，值得，”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替我答道。“他这么做良心上平静点，在自己面前可以显得很英俊，就象马戏演员站在排练场的圆屋顶下一样。喂，怎么样，到了现在还想继续捉迷藏吗？又不张嘴了？交通费我们还是有的，我们可以马上把你送走。你张嘴也好，不张嘴也好，到了那里会马上把你认出来的。”
“你们到底要我做什么？”
“不是做什么，是干什么。还是个演员，是个文化人呢，连话都说不地道。”
我仿佛被人用脸盆照头上砸了一下──脑袋嗡嗡响了起来。他们怎么知道我是演员呢？连集中营和马利亚矿区的档案里也没有这方面的材料。
“别把眼睛瞪那么圆，”帕尔·帕雷奇微笑着说。“我们现在对你的情况全都清楚，囚徒。”
“好啦，别再充好汉了，”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总结道，“现在你的命运掌握在你自己手里：要是想活，就可以活下去，要是活够了，就别开口。你已经引不起我们的兴趣，我们对你的底细已经一清二楚。你要是想活，就得用盖世太保给你起的名字，到麦克风前去讲契卡的内幕，并向英勇的红军战士讲述你为什么一脱掉契卡的法衣，换上弗拉索夫中将领导的俄罗斯解放军的军服。听懂了吗？”
“不全懂。”
“我可以讲具体点。你将扮演一个向我方投诚的契卡分子的角色，将为你编一套假履历──非常动人的假履历。你要为他们的诉讼案提供证词，他们要你讲什么你就讲什么。就是这些。”
“不行。”
“会行的。不然的话，我们就会以你的背叛行为去糟蹋你的父亲。乌萨切夫卡，７号楼，波格丹诺夫·斯捷潘，国内战争的无腿残废军人和红军英雄。”
我一下子醒悟了──副教授！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是他！不会是别人！一双小小的蓝眼睛，淡黄色的翘眉毛，一副高尚而忧伤的样子──除了他，还有谁？！因为再没有第二个人知道这些情况！我太傻了！听到几句家乡话就控制不住了！我恨德国人吗？那又该怎样对待俄国人呢？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不是德国人，他，是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
“你好好舒口气，”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认真地劝导我，“不要冒火。赌输了冒火最危险。好，你来翻翻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五十八条款通俗地解释了应如何对付背叛祖国者，即投诚者的家属。我们有你的照片，再往上画顶军帽，描几道伤痕，附上一篇文章：‘亲爱的父亲！我现在仿佛看到了你正在莫斯科乌萨切夫卡７号楼咱家的住宅里──一个被红军抛弃的、失去一条腿的国内战争残废军人。在这里，在俄罗斯解放军的队伍中，我正与奴役我们祖国的共党分子和犹太人进行斗争！士兵朋友们！到我们队伍中来吧！’等等，等等。我不负责写文章，我们有专人干这种事，写的就象爱伦堡的散文一样漂亮：你可以不相信，可是要掉泪。”
“让我考虑考虑，”我沉默很长时间后才说。我知道该怎么办。回到营房去，扼死副教授。他是个叛徒，他不该活下去。
“你就在这里考虑吧，囚徒，”帕尔·帕雷奇说道。
“不行，这个问题太严肃了，我在这里没法考虑。”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小声地、谨慎地笑了起来。
“不行，”他边笑边说道，“不行，斯捷潘，你的花招骗不了人……我们不会让自己的朋友受委屈的，你要记住这一点。”
“他早就在你们这儿了吗？”
“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吗？早就在这儿了。一年了。”
“你们的人昨天对他也没放过……”
“没关系，今天我们再好好款待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