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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情况我是听到过一点点的，你的信我也看到了。可惜我们已经不能再在一起工作了。在这最后的时刻，我很想把我的心情告诉你。不，还是不要说它的好……只可惜、可恨刽子手们夺去了我们的幸福，夺去了多少亲人们的幸福。小林，更加努力地前进吧！更加奋发地锻炼自己吧！更加勇敢地为我们报仇吧！永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吧！你的忠实的朋友热烈地为你祝福……
看完了这第一封也是最后的一封信，道静的眼泪反而停止不流了，她的脸色突然变得异常冷静。她站在地上好像一座美丽的苍白的大理石塑像。虽然他已经牺牲了，不在人世了，但她没有白等，多少忆念的眼泪没有白流。他是无愧于共产党员光荣称号的好同志，他是默默无声地爱着自己，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想着自己的人。这时在绝望的悲哀中她反而感到了深沉的慰藉与温暖。这温暖和慰藉是和那个不朽的人同样永不衰朽的呵！
第二天晚上临睡前，道静低着头坐在床边沉思着。不能自抑的泪珠又悄悄地流在衣襟上。她曾经爱过吗？不、不，她再也不愿回忆和余永泽那噩梦一样空虚无聊的爱情。当她年事稍长，当她认识了生活，当她真正碰到了值得深深热爱的人，当她正准备用她那温柔、热烈的情感——只有成熟了的、经过了爱情的辛酸的女人才有的那种真挚炽烈的情感去爱卢嘉川的时候，他却突然被捕了。她没有来得及对他有任何表示，他就被反动派夺去了。朝朝暮暮，在每一个空闲的时刻，或者每一个艰难、危急的时刻，他就出现在她的面前，他就给她无限的力量和勇气。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一年、两年、三年……终于，回答她的是：“他已经牺牲了”、“我早已经丧身在雨花台上了……”这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她的心痛苦得燃烧起来了！她要报仇——为卢嘉川报仇，为千千万万牺牲了的革命同志报仇，为她那失掉了的幸福报仇……于是，她突然站起身来，用力捏住站在她身边的刘大姐的手，用红肿的眼睛盯着她，说：“妈妈，允许我到苏区去吧！我要拿起枪来，我……我不能这样平静地生活下去了。……”
大姐坐在床上，半晌没有出声。她黄黄的脸上浮现着一种柔和、宁静然而又深深悲伤的神色。
“秀兰，这还有一封，你也看看吧。——你的痛苦我已经先经历过了。”大姐从贴身的衣兜里又掏出一张旧纸来。
“信？还有一封？”道静从大姐的手上又接过一张斑斑点点褪了色的旧信纸。她无意识地望了她一眼，就默读起来：
梅祥：我意料中的结果已经宣布了，这是我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你不要过于悲哀，因为你即将临产。你将来的任务还沉重得很。好好地保护孩子，保护你的身体，准备为我复仇吧！
我的命运不决定于今天，早在平时我就估计到了。这就是我最后的归宿——光荣地死。我现在并不难过，相反的，能够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到了最后一息，我感到无上的光荣，无上的欢乐。梅祥，你是忠实的经得起风浪的好同志，那么我们欢忭愉快地来道别吧。
只有一点我不放心你：你那种痴情，你那种主观的不顾一切的莽撞劲头，我很不放心。革命是长期的、艰苦曲折的。老老实实地投到群众当中去吧！老老实实地埋头苦干吧！千万不要因为我的牺牲而冲动乱来呀！
如果孩子累赘，你可把他送给别人。千万不要因为他影响你的前途。不过为了纪念，我请求你把我们唯一的孩子叫做念林。
我最后的一句话是：你要奋斗到底！你要锻炼自己成为更加坚强的布尔塞维克战士！你要勇敢地把我未完成的一份工作担当起来！
文林一九二八，三，二十七
两个运命相同的女人，在寂寞的深夜里，悄悄互相谈着她们的衷曲。大姐擦着不知不觉流下来的泪珠说：“文林的遗嘱鼓舞着我，从他牺牲，从看见了他这封信以后，秀兰，我的变化是很大的。过去，我虽是女工出身，但却有许多不踏实、粗鲁、逞英雄、为个人得失闹情绪的毛病，可是从这以后，我一步步地变得沉稳踏实了，工作也比较深入了。在极危险的斗争中我保存了他这封信。因为我要把它当成我们进军的号角，当成我的座右铭。”大姐站起身关了电灯。在窗隙透进的晶莹的月光下，她拉着道静的手，眼睛忽然射出异样的光彩，好像要燃烧似的。可是声音却很低、很慢。“秀兰，我经受过很多很多的痛苦——真是很难很难忍受的……文林牺牲了；许多亲爱的同志，几天之前还在一起开会、谈话，几天不见却听说已经叫刽子手杀死了；我的孩子——文林要叫他念林的那唯一的儿子，生下后把他寄养在上海一个工人同志的家里，后来组织突然遭到了破坏，工人同志搬了家，儿子就再也找不到了。我为找儿子，挎着买小菜的篮子，装做买小菜的，在念林住过的弄堂里来来回回走过多少趟呵，可是念林——我那唯一的孩子却再也找不到了……”
道静以为大姐会痛哭的。她探头望望，大姐却还是那么镇静、安详，仿佛在讲别人的事。只有嘴唇微微颤抖，眼睛也许因为泪光显得更加明亮。她还想说什么，一时说不出，苦笑笑，就沉默了。
道静紧挨在大姐的身边。自从昨夜听到卢嘉川牺牲的消息以来，她的身体一直有点颤巍巍的。她望着大姐憔悴的脸，竭力迸出了一句话：“妈，这些年你是怎样过来的？爸爸已经牺牲七年了。”
大姐好像恢复了平静，慢慢地说：“文林牺牲后，我也被捕了。孩子生在监狱里。三年监禁、非刑拷打，肋骨折了好几根，出得监狱，身体坏透了。秀兰，你以为我有四五十岁了吧？其实我只有二十三岁呢。”她突然笑了一下，笑得很微妙，“年岁并不老，可是，我已经不可能再享受家庭的幸福了。不过，秀兰，我希望你幸福……”说到这里，大姐的态度突然变了，变得严肃而冷峻。她看着道静的眼睛说：“文林当年劝我的话我要拿来劝你。踏踏实实地工作吧！党需要你在哪儿，你就在哪儿。不拿枪，但是你可以用笔、用思想、甚至用我们的洗衣服板子——它也是武器——和敌人战斗！”
“妈，你放心！”道静的态度也变得严肃冷静了，“看见了念林爸爸的信，我明白了自己……妈妈，我保证向你学习，永远向你们这些老同志学习！”
（第二部第二十五章完）
第26章
大姐常常出去。道静就留在家里看家、做饭、洗衣、应酬主顾。
这天午后大姐又出去了。道静抄好了一份文件，就动手和起半小盆玉米面。她熟练地捏好了六七个窝头蒸在锅里。当她在脸盆里洗手的时候，忽然侧过了头注意地倾听着什么——
“哎唷！……我操你铁路局的奶奶！”
这是一声轻轻地呻吟夹杂着怨忿的咒骂。道静一听到这声音，立刻像母亲听到了自己心爱的幼儿的啼哭，匆忙地把手巾一丢，三脚两步就奔向隔壁房间里去。
一间幽暗的闷臭的小屋里，在靠窗的一条小炕上躺着一个面色焦黄头发很长的年轻人。他有两只很大的但是疲惫无神的眼睛，高高的颧骨好像镶在脸上一样突出着。他一看道静走进屋里来，立刻也好像孩子见了妈妈似的，掩饰不住地露出了天真的喜悦。
“大姐，您又过来看我啦！”他在枕上仰起头来，没有血色的嘴唇扭动着，孩子般露出了真挚的羞怯的微笑。
“你躺着别动！”道静弯下身去制止着他，“大哥，你要喝水吗？这会儿痛得好点没有？”她拿起一只破杯子从水壶里倒了一杯水递给这青年。她的声音又亲切又温柔，“我们蒸上窝头了，一会儿熟了，你趁热吃一个。老大爷又出去了吗，你别着急，慢慢会好起来的。”
奇怪，这青年刚才还在呻吟，还在悲愤地咒骂，这会儿一见道静，他就老实了，服服帖帖地像个小孩子。他睁着无神的大眼睛凝视着她，慢慢地两行热泪滚到了污黑的枕头上。
“张大姐，您，您，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您的好处呀！”
这时，站在炕边的道静反而不好意思起来了。这个青年人也差不多二十一二岁了，他口口声声叫自己大姐。而且，在孤单痛苦中，对真切关心他的道静“母女”俩，他竟产生了一种亲人的感情，他总希望她们过来看他。他有时故意呻吟，有时轻轻敲墙，有时还忍不住直接喊着张大姐。可是，道静是很忙的——在家里要抄写，要分发文件，又要洗衣做饭，还要出去联络奔走……但是不论怎样，对这卧床不起的病邻居，她好像不自觉地负起了一个母亲、姐姐，也好像护士的责任。
道静和大姐住的这地方，是个劳动人民杂居的小后院。这后院一共有三间北房，她们租了两间，另一间住着光棍父子俩。儿子是从铁路上被裁下来的失业工人；父亲原先也是铁路工人，现在只能当个小工，或者挎着篮子做个小买卖。但是奔跑一天，父子俩还是不断挨着饿。
这个年轻工人名叫任玉桂，原是平汉路火车上的司炉。因为煤块砸伤了腿，好几个月不能上班，结果叫路局裁下来了。
他失了业，腿又化脓不收口，就成天瘫在小土炕上受着煎熬。
当大姐和道静刚搬过来看见他时，病痛、饥饿、缺乏照顾，任玉桂已经是奄奄一息了。但是一个多月以来在这邻居“母女”俩的照顾下，任玉桂有了起色。道静和大姐借着送活的名义，每天都要出去工作的，可是无论她们谁在家，只要看见任玉桂家的火炉还没生，她们就替他生上火；要不就给他送些汤水。任老头成天不在家，她们也常把老头留下的冷饭热好端给他。如果老头没有给儿子留下吃的，在过去，任玉桂就只有饿着等父亲赚了钱买两个窝头给他带回来，现在道静母女绝不叫他饿着，虽然她们的生活也很困苦。尤其道静因为在家的时间比较多，更多地照顾着这青年，因此这年轻的病人对她也就产生了格外亲切的情感。
道静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