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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节，表姐到镇上来看望石彩云。饭后，表姐犹豫着说：“上个礼拜天，我去百货商场买东西，远远地看见松强与一个陌生的姑娘手拉着手在逛商场。我怕自己看花了眼，便跟了过去，没错，是松强，两人亲热得不得了。”石彩云有些愣了，自言自语道：“不会吧……松强不会做这种事……”
那天，张松强来电话，说得请两个客户吃饭，双休日就不回家了。晚上，石彩云赶到市里，张松强不在销售店，几个小伙计谁也不敢吭声。凌晨一点了，张松强还没有回来。石彩云火了，一个小伙计不得不战战兢兢地说：“石大姐，张经理自打去年和那个四川姑娘好上以后，就不在店里住了，他们在外面租了房子。”石彩云硬是控制住自己，她问清了张松强的住处，自己——个人找了去，将张松强和那个四川女孩在床上抓了个正着。
回到镇上，石彩云便以重婚罪将张松强告上法庭。尽管法庭十分同情石彩云，但却无法将张松强以重婚定罪。因为《婚姻法》并未对重婚进行具体、明确的认定。
石彩云在法庭上痛哭流涕，她不明白法律为什么不能保护自己？法律为什么不能惩恶扬善？
个案之三——
吕青青与陆军某部副连长许一好的离婚案，整整折腾了五年还没有个结果。
吕青青和许一好是一个村的，高中时还是同班同学。由于村里就他们两个在校高中生，自然免不了你来我往。那年高考，他们双双落榜。秋天征兵时，许——好极想到部队锻炼一番，开开眼界；然而家里的状况又使他十分犹豫：父亲早故，母亲靠养猪拉扯着他和妹妹。本来高中毕业了，自己应该接过家庭的重担，可是，这一走……他找到了吕青青，倾诉了自己的苦衷。吕青青说：“青年人就应该到外面闯荡，家里由我来帮你照顾。”一番海誓山盟，两个年轻人的心贴在了一起。
许一好从军后好一番苦干，而吕青青一直在帮他操持那个贫困的家。
三年后，许一好考上了军校。入学前，他回家与 吕青青完婚。一个花好月圆的夜晚，他们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军校毕业，许一好分到了广州。吕青青第一次到部队探亲，才发现外面的世界原来是这样的丰富。她头一回吃到冰淇淋，知道什么是双层公共汽车，怎么上电梯……同时，细心的她也发觉许一好好像变了，变得爱打扮、爱夸夸其谈。让吕青青特别接受不了的是，许一好经常指责她“土”，指责她为什么不穿高跟鞋，为什么不抹口红。离队那天，吕青青是流着泪水走的。
没有信件，没有电话。每年许一好回来探一次家，吕青青到部队探一回亲。但是，心都已经冷了。吕青青是属于那种“人穷志不短”的青年，既然你瞧不起我，我又何必巴结着你？许一好没有想到吕青青会主动提出“离婚”。当晚，吕青青便找到团政治处主任，递交了离婚申请书，并讲述了她和许一好的情感经历。第二天，许一好被政治处主任一顿好“刮”：“你是要这身军装，还是要回家种地？告诉你，只要我在这个团里，你休想当‘陈世美’！”
为了保住这身军装，为了自己的前途，许一好虽然暂时不再提离婚了，但他对吕青青从冷淡变为歧视。吕青青忍受不了这种心灵的折磨，她没有必要当“秦香莲”，没有必要依附别人而生活。于是，她几次向法院提出离婚申请，却几次都被驳回了，因为《婚姻法》规定：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须得军人同意。
吕青青非常不解：《婚姻法》为什么要保护已经死亡的婚姻？
……
作为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婚姻法，却不能调整婚姻家庭关系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这不能不说是法律的尴尬！
不能让法律在现实面前，经常扮演尴尬的角色。在民意的强烈推动下，修改、完善一九八O年《婚姻法》浩大的工程，拉开了帷幕。
大 争 论
二OO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踏着北京入冬后的第一场大雪，我前往学院路采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巫昌祯。
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长、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妇女儿童专门小组成员……光看看这些头衔，足以证明巫昌祯是婚姻法学领域里一个重量级人物。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巫昌祯出生在江苏句容县一个旧官吏家庭。她的童年，是在抗日战争的枪炮声中度过的。抗战胜利后，她到南京汇文女中上中学。一九四八年九月，随长兄到北平，考入朝阳大学，当时朝大是有名的法律大学。北平解放后，巫昌祯转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一九五五年，大学毕业，刚工作一年的巫昌祯便参加了新中国第一部民法典的起草。两年中，她随起草小组深入到工厂、农村搞调查研究，从那时候逐渐养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遗憾的是这部民法典的草稿制定出来以后，却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被束之高阁。“文革”期间，法制遭践踏，法律院校成了重灾区，巫昌祯被迫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一直到一九七八年，年已半百的巫昌祯出任中国政法大学婚姻法教研室主任，重新走上讲台，主讲婚姻法、继承法、家庭社会学等课程。她在教书的同时，还参加了大量的法律界和妇女界的工作。
巫昌祯是共和国第二、第三两部《婚姻法》制订、修改的专家组成员。
在采访巫昌祯之前，我查阅了有关第三部《婚姻法》修改的大量材料。有些社会学者认为巫昌祯是这次修改的保守派，理由是巫认为“这些年来离婚率太高，所以这次修改《婚姻法》，应该增加离婚难度。”
我的采访开诚布公、直奔“主题”：“巫教授，有人认为您是这次婚姻法修改的保守派，为了减少这些年居高不下的离婚率，您的观点是应该增加离婚难度，是这样的吗？”
巫昌祯笑了，“如果不是误会的话，起码是强加于人。这个问题说起来比较复杂，咱们先说说这次修改的一些背景情况吧。”
“实事求是讲，最早呼吁修改《婚姻法》的是一批法学专家。”巫昌祯说，“一九九O年初，为了纪念一九五O年《婚姻法》颁布三十周年、一九八O年《婚姻法》颁布十周年，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召开了一次年会，出版了一部专著《当代中国婚姻家庭问题》，第一次提出了修改婚姻法的立法建议。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的会员，都是法学界中与婚姻法接触最多的专家、教授、律师。改革开放十年来，中国的婚姻家庭领域里出现了许多的新变化、新问题，一九八O年《婚姻法》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 了，应该进行修改了。”
我问：“一九八O年那部《婚姻法》主要有哪些缺陷？”
巫昌祯：“婚姻法是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法，一九八O年《婚姻法》中关于结婚制度不够完善，只有婚姻成立的法定条件和程序，缺少有关确认婚姻无效的规范。这些年来，夫妻财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九八O年《婚姻法》对夫妻财产仅有一‘条规定，远远不能满足新形势的需要。关于离婚的法定理由也只作原则性、概括性的规定，没有列举性的规定，在执行中不易掌握，往往是法官说了算，如此等等，还有其他一些问题。”
我又问：“专家们的建议又怎样进入人大的立法程序呢？”
巫昌祯说：“当时我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杨大文教授，都是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妇女儿童专门小组成员，组长是聂荣臻元帅的女儿聂力将军。我们多次向她反映这个问题，聂将军非常支持这件事。一九九三年，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主持召开了修改婚姻法论证会。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修改婚姻法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那几年，两会期间，都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议案和提案，呼吁修改婚姻法。一九九五年三月，聂力将军联合一些代表，再一次领衔签署这个提案，获得成功。十月三十日，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听取了内务司法委员会的报告，通过了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
巫昌祯概括了婚姻法修改的过程，阐明了自己的总体观点以及对于一些条文的具体修改意见，概述了法学专家和社会学专家对一些问题的不同看法。由于下文将一一涉及，这里暂不赘述。
一九九六年五月，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致函民政部，要求由民政部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对《婚姻法》进行修改。
一九九六年六月，民政部着手筹备修改《婚姻因法》的工作。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成立修改《婚姻法》领导小组和办公室。领导小组组长由民政部副部长杨衍银担任，副组长由全国妇联副主席刘海荣、最高人民法院民庭长梁书文担任。
修改《婚姻法》领导小组特聘婚姻法学领域的六位专家，组成专家试拟稿起草小组，他们是：杨大文 （中国人民大学）、巫昌祯（中国政法大学）、王德意 （民政部）、龙翼飞（中国人民大学）、陈明侠（中国社会科学院）、夏吟兰（中国政法大学）。起草小组召集人为杨大文。
杨大文告诉我，从一九九六年—J”—月至一九九七年六月，他们起草小组的专家们赴各地调研后，完成了《专家试拟稿》第一、二稿。当时专家小组的思路是力求一步到位，全面完善，将这次修改同民法的法典化结合起来考虑。主张立法时不仅要面刘婚姻家庭领域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还要致力于制度建设，各种制度应当基本齐备，成龙配套。应当注意法律本身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前瞻性，将来在制定民法典时，即可将其纳入作为一篇。所以当时拿出的试拟稿内容比较丰富，包括总则、亲属、结婚、夫妻、离婚、父母、子女、收养、监护、抚养、法律责任、附则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