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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不宁，谈何治国？ ，走出“文革”噩梦的共和国，首先想到的是修订《婚姻法》。
这次修订《婚姻法》，争论最大的两个问题：一是结婚的年龄，二是离婚的条件。
——九五O年《婚姻法》规定的法定婚龄为男二十岁、女十八岁，但随着七十年代计划生育的全面展开，全国各地都自行规定了晚婚年龄。据一九七九年初统计，在城市，对男方，有六个省（区）、市规定二十八岁，有十——个省（区）、市规定二十七岁，有五个省（区）、市规定二十六岁，有七个省（区）、市规定二十五岁。对女方，有十八个省（区）、市规定二十五岁，有八个省 （区）、市规定二十四岁，有三个省（区）、市规定二十三岁。农村比上列规定大体低二三岁。提倡晚婚，无疑对计划生育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问题在于，当时各地已经不是仅仅因为计划生育在提倡晚婚，实际上是用晚婚年龄替代了法定的婚龄。这种做法特别是在农村中遭遇到了强大的阻力。有些农村男青年到了二十岁，女青年到了十八岁，准备结婚，找到乡里登记，却因为不符合晚婚条件，不准登记结婚，他们反过来责问干部：“你们当干部的为什么不学学《婚姻法》？《婚姻法》里明明规定男二十、女十八可以结婚嘛，我们到了法定年龄，为什么不许我们结婚？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
据河南省属三个医院、郑州市属二个医院的统计，七十年代末人工流产手术中，未登记结婚的占百分之十七点七到百分之四十三点二，中期妊娠作引产手术中，未婚的占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八十九。流产的青年妇女，一般在二十到二十三岁。一九七九年第一季度，仅成都市七个医院流产、引产手术的四千多人中，自报未婚的占半数。有些党、团员因未到晚婚年龄结婚而被开除党、团籍。河北省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八年开除团籍的二千多名团员中，百分之八十五是因为未婚怀孕的。陕西省那几年受处分的团员中，因为未婚同居、未婚先孕的占百分之六十五。河南省受处分的青年团员中，由于未婚同居的占百分之五十。当时，因为未到晚婚年龄而结婚，有些干部、职工被开除公职，有些社员被克扣口粮，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稳定。
当时我国的晚婚年龄，同世界各国规定的婚龄来看，显然是大大超出了。欧、亚、美洲三十多个国家，男子婚龄大多规定在十八岁（十九个国家）；最高的二十一岁（三个国家）；最低的十四岁（四个国家）o 女子婚龄最高的十八岁（十二个国家）；最低的十二岁（六个国家）。美国各州不统一，对男子有些州规定二十一岁，有些州规定十四岁；对女子，有些州规定十八岁，有些州甚至规定十二岁。
关于婚龄，在全国妇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时，有十六个省、市妇联同意男女各满二十二周岁，始得结婚。有一个市嫌这样规定太低。有十二个省、市、自治区妇联不同意，认为这样规定偏高了，在广大农村行不通。法律制订了，却又执行不了，失去了法律的尊严。而且男女婚龄相等，因男女生理发育不适应，同我国民众的习惯不符合。
有位学者甚至严厉地责问：为什么允许六十岁的老头娶二十岁的姑娘，却不许二十岁的小伙娶十八岁的姑娘？
修改法定婚龄，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问题，必须统筹兼顾，全面考虑。既要从国家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出发，也要照顾到青年生理发育的状况；既要切合社会需要，也要有科学的根据；既要考虑现在，也要顾及将来。
那时候，彭真刚刚恢复工作不久，出任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他得悉全国妇联正牵头在修改《婚姻法》，有一天，特地到妇联听取意见。罗琼代表妇联向他作了汇报。
谈到婚龄问题时，罗琼汇报说：“这次修改，我们许多妇联干部倾向于提高结婚年龄，建议改为男二十五岁，女二十三岁。还有的主张男女双方加起来满五十岁。”
彭真：“为什么要提高婚龄呢？”
罗琼：“这样做可以降低出生率，有利于计划生育。”
彭真同志问：“你们到基层征求过广大妇女群众的意见吗？她们都赞成吗？” 有人答：“赞成！” 彭真同志又问：“咱们妇联机关干部的平均年龄大约是多少？”
罗琼说：“大约四十左右吧。”
彭真同志想了想，说：“全国妇联包括省、市妇联机关干部，生活在大城市，又都是知识分子，所以赞成结婚的年龄定得高一些，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婚姻法是为每一个公民服务的，我们特别应该考虑提高婚龄是不是符合我们的国情，工厂里的青年工人会怎么想？农村青年能不能接受？”
后来，在另外一次民法座谈会上，谈到《婚姻法》修改时，彭真同志说：“一切法律都要适应人民的需要。我们制词·婚姻法，不能不考虑老百姓的生活习惯。大家都是年轻时候过来的，你想想，非要农村青年二十好几岁结婚，能不能行得通？计划生育应该提倡，但是，婚龄问题和育龄问题要分开。生育年龄可以号召推迟，至于婚龄，也应该提倡晚婚，但是作为法律规定，就要适度。城市知识分子主张高一些，农民主张低一些，我们国家人口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就要照顾到最广大的农民。法制委员会建议的男二十二岁、女二十岁，调查了三十一个国家，已经是最高的。有人说二十五岁才能达到性成熟，我问了林巧稚教授，哪里有那个事情！还有离婚问题，只要一方不同意，两三年也离不了，男女关系破裂到一个把另一个害死。”
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秘书长樊爱国，当时是婚姻法修改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她说，康克清大姐那些日子特别关心婚姻法修改工作。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开座谈会，康大姐也来了。会上关于婚龄问题争论得很激烈。康大姐听得很仔细，还不时在本子上记着。休息时，康大姐问她：你觉得婚龄多少比较合适？她说：我们一直在提倡晚婚晚育嘛，我觉得年龄大一些比小一些有好处。康大姐马上说：“我们光考虑城市青年不行啊！农村青年怎么办？非要那么大才能结婚，他们等不及了，只好不登记，非法同居。”
这次婚姻法的另外一个重要修改内容是有关离婚的条件问题。
一九五O年《婚姻法》规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这实际已经体现了当时在世界上比较先进的“破裂主义”的离婚原则（“破裂主义”是指以夫妻双方婚姻关系破裂、无法维持共同生活为理由，夫妻一方或双方均可要求离婚）。
正是有了这一条规定，使当时众多的深受封建婚姻迫害的妇女，摆脱了痛苦婚姻的枷锁。但是，随着五十年代初离婚率的急剧攀高，社会对于离婚的承受能力变得脆弱起来。到了“文革”期间，离婚竟被极“左”思潮看成为“资产阶级思想”、“道德败坏”、“当代陈世美”的代名词。那时候谁要是提出离婚，不让他（或她）剥层“皮”，也得把他（或她）闹得满城风雨、身败名裂不可。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一直都坚持宁严毋宽的原则。当时，如果是国家干部或党员提出离婚，法官十有八九要拿出的“杀手锏”是：“你是要公职、党籍，还是要婚姻自由？”有的地方甚 至把要求离婚的人员集中起来，办“斗私批修”学习班，改造思想，直到把离婚申请撤回为止。在那个“无法五天”的年代，连国家主席的性命都得不到保护，《婚姻法》自然也成了一纸空文。
关于离婚的条件问题，实际上从一九五O年《婚姻法》公布不久，就产生了“理由论”和“感情论”之争，二十多年来一直是争论不休。“理由论”坚持离婚必须有正当理由为原则，即理由正当准予离婚，理由不正当不准离婚。如被包办的人提出离婚，应该给予批准；有喜新厌旧的人提出离婚，则不予支持。“感情论”则看夫妻感情是否破裂，如果夫妻感情已经破裂，不论什么理由，都应准予离婚。这是从婚姻的本质出发，婚姻既然已经死亡，存在还有什么意义？解除这种已经死亡的婚姻，是符合社会主义的婚姻道德的，它对于社会和个人也是有利的。
一九五O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央法制委员会在《有关婚姻法实施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阐明：“有正当原因不能继续夫妻关系的，应作准予离婚判决；否则也可作不准离婚判决。”一九五三年法制委员会再次对有关婚姻问题解答时，把“有正当原因”，改为：“如经调解无效，而又确实不能继续维持夫妻关系的，应准予离婚，如经调解虽然无效，但事实证明，他们双方并非到确实不能继续同居的程度，也可以不批准离婚。”在这里，不能继续维持夫妻关系，则成为准予离婚的条件。一九六三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意见》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感情是否完全破裂”的离婚标准。对于那些感情尚未完全破裂，经过调解、教育有重新和好可能的，不要轻率判决离婚；而那些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确无和好可能，法院应积极做好坚持不离一方的工作，判决离婚。一九七九年全国第二次民事工作会议，把“要以夫妻关系事实上是否确已破裂，能否恢复和好”定为离婚条件。这里，用“夫妻关系”替代了“夫妻感情”。而事实上，感情是维系夫妻关系最重要的因素，夫妻关系破裂肯定感情也已经破裂。
修改小组在拟定的草案中，将原第十七条规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改为：“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首先进行调解，如调解无效，应根据夫妻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