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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否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说，西式民主制度对于治理腐败毫无意义呢？不尽然。在关于“民主和腐败”关系的学术研究中，绝大多数学者的结论都是：在民主化和腐败之间，存在一个“倒 U 形”的关系，就是说，民主化初期腐败一般会不降反升，但是随着一个民主制度稳定下来，腐败程度一般会稳步下降。民主化初期之所以腐败程度会攀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主化一般会带来权力的分散化，而权力的分散化也意味着“腐败切入点”的分散化——原先可能只有一家人及其亲友有腐败机会，现在“机会”却走向了“千家万户”；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近年来，民主化一般都伴随着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扩大的市场机会也给权力和金钱的结合提供了温床；第三个原因则在于民主化也带来新的腐败类型，如果说专制制度下的腐败往往与某种垄断利益相关的话，民主制度下的很多腐败则与选举捐款有关。陈水扁洗钱案即是一例。
但是这些问题都有可能随着民主的稳定化而得到缓解。民主制度从一种投票形式渗透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往往有一个学习过程。比如美国的竞选资金改革，从 19 世纪到现在，一百多年来一直在改革，才大致规范了金钱对选举的影响。比如现在的台湾，出了陈水扁这桩洗钱案之后，对“公职人员财产不明罪”的立法讨论也随之提上日程。事实上，民主制度的好处并不在于它可以立竿见影地解决腐败问题，而在于它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制度基础。卢泰愚、藤森、埃斯特拉达等人的腐败丑闻虽然令人疑虑民主制度的反腐效力，但是他们的锒铛入狱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权力制衡并非一纸空言。金泳三的儿子和金大中的儿子都是在其父总统任内入狱的，一个最高领导人无法利用自己的权力保护自己的子女，这本身也说明了民主理念越稳固，腐败的可乘之机就越少。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腐败丑闻虽然败坏一个国家的声誉，但是丑闻之所以成为丑闻，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新闻自由在起作用。
相比之下，比丑闻更可怕的是潜规则已经变成规则，人们对丑恶已经充耳不闻。
市场体制之下病了谁管美国左派标兵迈克？摩尔最近又推出了一部新纪录片《Sicko》，批判美国的市场化医疗服务体制，赞美欧式全民公费医疗体系。据说该片在全美各地上映时，赢得了许多观众起立鼓掌。
美国人有理由喜欢这部电影。据统计，美国目前有 4600 万人（约 15％人口）没有医疗保险。
很多有医疗保险的人，也总是在与保险公司“斗智斗勇”，因为保险公司总在寻找借口不付病人的医疗费用。《Sicko》正是通过当事人声泪俱下的倾诉，来表现病人在保险公司、政治家、医院编织的利益网络里的悲惨遭遇。
为表现全民免费医疗的优越性，摩尔跑到了欧洲和加拿大。被采访的欧洲、加拿大群众非常配合，纷纷表示：我们看病不交钱，吃药不交钱……哦耶！在英国，穷人去医院路费都可以报销；而法国女人刚生孩子，政府甚至派人去她家洗衣做饭！
更让美国人沮丧的是，美国尽管没有实行全民公费医疗，它的医疗花费占政府开支比例却比多数发达国家要大（美国 18。5％，加拿大 16。7％，法国 14。2％），人均寿命也比其它发达国家要短（美国 77，英国 79，加拿大 80）。总之在医疗服务方面，美国花了更多的钱，却办成了更少的事。
问题出在哪儿呢？
其实，美国的医疗服务体系并不完全是市场化的。政府是医疗服务最大的买单者，资助穷人和老人的医疗保险及医疗补助项目覆盖了 27％的人口，占据美国总医疗支出的 44％左右（保险公司付 36％左右，个人付 15％左右）。但是，从人口比例而言，美国大部分人口的医疗保险是市场化的。一般来说，是个人及其雇主（一般雇主付大头）从保险公司买医保，生病了由保险公司交医疗费。就是说，在欧洲，夹在病人和医院之间的是政府，而在美国，夹在病人和医院之间的，是保险公司。就是这个不同成了问题所在：一方面，保险公司为了利润追求抬高医疗成本；另一方面，虽然保险公司大多对其付费覆盖面斤斤计较，但在铁定的医疗覆盖范围内，又容易导致人们“过度就医”，进一步抬高医疗费用。
既然私人保险公司似乎是“万恶之源”，那么为什么不干脆一废了之呢？左派“愤青”摩尔的解释很简单：美国政客都给保险、医药公司给收买了呀。
事情未必这么简单。
无独有偶，与摩尔的《Sicko》相对应的，是一部反映加拿大公费医疗体系问题的纪录短片《Dead Meat》。同样通过当事人的控诉，它所传达的信息却恰好相反：公费医疗体系低效而不人道。由于公共医疗资源有限，加拿大出现了治病“排长队”现象，有时候小病就等成了大病，大病就等到了死亡。据统计，2005 年加拿大人看专科的平均等待时间是 17。7 周，只有一半病人可以得到及时救治。有加拿大人抱怨说：在这个国家，一条狗要做一个手术往往只需等一个星期，而一个人想要做一个手术，却可能等上一两年。
欧洲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在英国，有近 100 万的英国人正在排队等待医疗服务；官方也承认有 1/8 的人口需要等待一年以上才能做上手术。至于摩尔热爱的法国，医疗部门已背上了27 亿美元的债务。事实上，就在摩尔为全民公费医疗大唱赞歌的时候，欧洲、加拿大都已经开启了医疗改革的进程。
可见，事情并非像摩尔描述的那样非黑即白：在市场化的医疗保险和全民公费医疗之间，高效和公平很难兼得。而且，在一个政治廉洁的国家，让政府管理医疗资源还可能保证大家公平“排队”，而在一个腐败的国家，有权有势者“插队”的现象几乎不可避免，这种情况下，全民免费医疗很可能就既低效又不公平了。
而且严格地说，所谓免费医疗并不真的免费，它的成本是高税收。随着人口老龄化，诊疗技术和药物研发的成本越来越高，免费医疗体系的成本会不会有一天高到扭曲税制的地步呢？
天知道。据估算，现在医疗费用占美国 GDP 的 16％，但是到 2030 年时，将占到 30％，到本世纪后期，甚至可能占到一半。难怪有学者说，21 世纪资本主义的最大考验来自于医疗服务领域。
那么，混合两种元素的“第三条道路”呢？其实英国、加拿大等都在试验这种体制，试图在全民公费医疗之外扩大私人行医，但是政治阻力不小，因为任何市场“口子”的打开，都可能导致优秀医生从公立体制流失到私立体制中去，从而影响医疗资源的公平分配。
另一方面，美国的一些州开始探索另一种“第三条道路”：在市场化医疗体制基础上推行全民医疗。1994 年克林顿的全民免费医疗改革失败之后，近年来，美国州级政府开始扛起了改革的大旗。不过，与欧式体制不同，这些州政府试图找到与市场兼容的全民医疗，比如，强制 10 人以上公司的雇主给雇员买保险，规定有条件的公民必须购买医保，否则扣押州税返还等。总之，通过给医院、保险公司、雇主、公民各方均衡施压来实现全民医保。2006年 4 月，麻省成为第一个通过“全州普及医保”的州，加利福尼亚、佛蒙特、夏威夷等也在探路之中。
不管是不是同意摩尔对问题的解决方案，我们都不能不同意他的关怀。将医疗服务视为基本人权是一种美好的追求，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面对医疗资源短缺的现实。无论被保险公司给拖死还是在漫漫长队中等死，滋味肯定都不好受。现在我们只能指望，人类的制度创新能力，能使越来越多的人绕开这道不幸的选择题。
谁有特权上大学来，给你出一道题。假设你来自于火星，突然被扔到中国，你可能被扔到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可能被扔到河南这样的内地省份，甚至还可能被扔到西臧这样的边疆地区。不幸的是，你被扔到中国去的使命，就是去上中学，然后高考。当然了，如果你想考进北大清华这样的牛校，你肯定希望自己被扔到北京上海，因为那里学习条件好，分数线又低嘛。但问题是，你被扔到这三个地方的概率一模一样，各三分之一。这个时候，让你来设计一个理想的高考分数线制度，你会怎么设计？
这个假设的情形，不是我的发明，而是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发明。罗尔斯 1971 年的时候写了一本厚厚的书，叫《正义论》。因为这本书厚得让人望而却步，所以我斗胆把它庸俗成一句话：只有当你不知道自己可能是谁时，才能想清楚什么是正义。
当然了，他有一个术语，叫“无知之幕”，也就是一个人在对自己的社会处境暂时失明的情形。一个站在“无知之幕”后面的人，既可能是比尔盖茨，也可能是一个非洲饥民。如果你觉得正义就是杀光富人瓜分他的财产，万一“无知之幕”一拉开，发现自己就是比尔盖茨，恐怕你会后悔得一头撞死。如果你觉得正义就是 WINDOWS 2000 卖 5000 美元一套，万一“无知之幕”一拉开，发现自己其实是非洲饥民，估计也要捶胸顿足。
好了，你站在无知之幕后面，你不知道自己会是北京人，还是河南人，还是西臧人，你得想想什么的高考分数线制度最合理。
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不如我们来看看美国人所面对的一个类似的问题，和他们的回答：
Affirmative Action（平权行动）。
“平权行动”是 60 年代随着美国黑人运动、妇女运动兴起的一项政策。由美国总统约翰逊在 1965 年发起，主张在大学录取学生、公司招收或晋升雇员、政府招标时，应当照顾少数种族和女性。目的就是扳回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