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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毒气弹，已经制成无数了。先生要做买办尽管做，只求不必将全个民族出卖。
我是一个不懂颠倒式的欧化文式的愚人！对于先生的盛意提倡，几乎疑惑先生已不是敝国人了。今特负责请问先生为甚么投这文化的毒瓦斯？是否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总之，四万万四千九百万（陈先生以外）以内的中国人对于先生的主张不敢领教的！幸先生注意。
文公直 七月二十五日。
八月七日《申报》《自由谈》。
康伯度答文公直
主张，并不是“一定要把中国话取消”，也没有“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可是先生立刻加给我“汉奸”之类的重罪名，自己代表了“四万万四千九百万（陈先生以外）以内的中国人”，要杀我的头了。我的主张也许会错的，不过一来就判死罪，方法虽然很时髦，但也似乎过分了一点。况且我看“四万万四千九百万（陈先生以外）以内的中国人”，意见也未必都和先生相同，先生并没有征求过同意，你是冒充代表的。
中国语法的欧化并不就是改学外国话，但这些粗浅的道理不想和先生多谈了。我不怕热，倒是因为无聊。不过还要说一回：我主张中国语法上有加些欧化的必要。这主张，是由事实而来的。中国人“话总是会说的”，一点不错，但要前进，全照老样却不够。眼前的例，就如先生这几百个字的信里面，就用了两回“对于”，这和古文无关，是后来起于直译的欧化语法，而且连“欧化”这两个字也是欧化字；还用着一个“取消”，这是纯粹日本词；一个“瓦斯”，是德国字的原封不动的日本人的音译。
都用得很惬当，而且是“必要”的。譬如“毒瓦斯”罢，倘用中国固有的话的“毒气”
，就显得含混，未必一定是毒弹里面的东西了。所以写作“毒瓦斯”，的确是出乎“必要”
的。
先生自己没有照镜子，无意中也证明了自己也正是用欧化语法，用鬼子名词的人，但我看先生决不是“为西人侵略张目的急先锋（汉奸）”，所以也想由此证明我也并非那一伙。
否则，先生含狗血喷人，倒先污了你自己的尊口了。
我想，辩论事情，威吓和诬陷，是没有用处的。用笔的人，一来就发你的脾气，要我的性命，更其可笑得很。先生还是不要暴躁，静静的再看看自己的信，想想自己，何如？
专此布复，并请热安。
弟康伯度〔７〕脱帽鞠躬。八月五日。
八月七日《申报》《自由谈》。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五日《申报。自由谈》。
〔２〕 白话将被“扬弃”或“唾弃” 当时在“大众语”讨论中，有人主张“扬弃”
白话文，如高荒在《由反对文言文到建设大众语》中说：“把白话文里面合乎大众需要的部分提高，不合乎大众需要的部分消灭，在实践中将白话文‘扬弃’。”（见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五日《中华日报。星期专论》）“唾弃”一语见本书《倒提》附录。
〔３〕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 语见《论语。学而》。
〔４〕 《中国文法通论》 刘半农著，一九二○年上海求益书社出版。本文所引的一段，见该书一九二四年印行的《四版附言》中。
〔５〕 “霞飞路” 旧时上海法租界的路名；露飞（Ｊ。Ｊ。Ｃ。Ｊｏｆｆｒｅ，１８５２—１９３１），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的统帅。“麦特赫司脱路”，旧时上海公共租界的路名；麦特赫司脱（Ｗ。Ｈ。Ｍｅｄｈｕｒｓｔ），一八六○年左右的英国驻沪领事。
〔６〕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一文发表于一九一八年六月十五日《新青年》第四卷第
六号。
〔７〕 康伯度 即“买办”，参看本卷第２６３页注〔４〕。鲁迅因林默说他写文章是“买办”手笔，故意用了这个名字。
玩笑只当它玩笑（下）〔１〕
康伯度
别一枝讨伐白话的生力军，是林语堂先生。他讨伐的不是白话的“反而难懂”〔２〕，是白话的“鲁里鲁苏”〔３〕，连刘先生似的想白话“返朴归真”的意思也全没有，要达意，只有“语录式”（白话的文言）。
林先生用白话武装了出现的时候，文言和白话的斗争早已过去了，不像刘先生那样，自己是混战中的过来人，因此也不免有感怀旧日，慨叹末流的情绪。他一闪而将宋明语录，摆在“幽默”的旗子下，原也极其自然的。
这“幽默”便是《论语》四十五期里的《一张字条的写法》，他因为要问木匠讨一点油灰，写好了一张语录体的字条，但怕别人说他“反对白话”，便改写了白话的，选体〔４〕的，桐城派〔５〕的三种，然而都很可笑，结果是差“书僮”传话，向木匠讨了油灰来。
《论语》是风行的刊物，这里省烦不抄了。总之，是：不可笑的只有语录式的一张，别的三种，全都要不得。但这四个不同的脚色，其实是都是林先生自己一个人扮出来的，一个是正生，就是“语录式”，别的三个都是小丑，自装鬼脸，自作怪相，将正生衬得一表非凡了。
但这已经并不是“幽默”，乃是“顽笑”，和市井间的在墙上画一乌龟，背上写上他的所讨厌的名字的战法，也并不两样的。不过看见的人，却往往不问是非，就嗤笑被画者。
“幽默”或“顽笑”，也都要生出结果来的，除非你心知其意，只当它“顽笑”看。
因为事实会并不如文章，例如这语录式的条子，在中国其实也并未断绝过种子。假如有工夫，不妨到上海的弄口去看一看，有时就会看见一个摊，坐着一位文人，在替男女工人写信，他所用的文章，决不如林先生所拟的条子的容易懂，然而分明是“语录式”的。这就是现在从新提起的语录派的末流，却并没有谁去涂白过他的鼻子。
这是一个具体的“幽默”。
但是，要赏识“幽默”也真难。我曾经从生理学来证明过中国打屁股之合理：假使屁股是为了排泄或坐坐而生的罢，就不必这么大，脚底要小得远，不是足够支持全身了么？我们现在早不吃人了，肉也用不着这么多。那么，可见是专供打打之用的了。有时告诉人们，大抵以为是“幽默”。但假如有被打了的人，或自己遭了打，我想，恐怕那感应就不能这样了罢。
没有法子，在大家都不适意的时候，恐怕终于是“中国没有幽默”的了。
七月十八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２〕 当时有人在提倡大众语时指摘白话文“难懂”，如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二日《申报。读书问答》所载《怎样建设大众文学》一文，说白话脱离大众的生活、语言，“比古文更难懂”。
〔３〕 “鲁里鲁苏” 林语堂在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论语》第二十六期发表的《论语录体之用》一文中反对白话说：“吾恶白话之文，而喜文言之白，故提倡语录体。……白话文之病，噜哩噜*諣。”
〔４〕 选体 指南朝梁萧统《文选》所选诗文的风格和体制。
〔５〕 桐城派 参看本卷第３２７页注〔１２〕。
做文章〔１〕
朔尔
沈括〔２〕的《梦溪笔谈》里，有云：“往岁士人，多尚对偶为文，穆修张景〔３〕辈始为平文，当时谓之‘古文’。穆张尝同造朝，待旦于东华门外，方论文次，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二人各记其事以较工拙。穆修曰：”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景曰：“有犬，死奔马之下。’时文体新变，二人之语皆拙涩，当时已谓之工，传之至今。”
骈文后起，唐虞三代是不骈的，称“平文”为“古文”便是这意思。由此推开去，如果古者言文真是不分〔４〕，则称“白话文”为“古文”，似乎也无所不可，但和林语堂先生的指为“白话的文言”〔５〕的意思又不同。两人的大作，不但拙涩，主旨先就不一，穆说的是马踏死了犬，张说的是犬给马踏死了，究竟是着重在马，还是在犬呢？较明白稳当的还是沈括的毫不经意的文章：“有奔马，践死一犬。”
因为要推倒旧东西，就要着力，太着力，就要“做”，太“做”，便不但“生涩”，有时简直是“格格不吐”了，比早经古人“做”得圆熟了的旧东西还要坏。而字数论旨，都有些限制的“花边文学”之类，尤其容易生这生涩病。
太做不行，但不做，却又不行。用一段大树和四枝小树做一只凳，在现在，未免太毛糙，总得刨光它一下才好。但如全体雕花，中间挖空，却又坐不来，也不成其为凳子了。高尔基说，大众语是毛胚，加了工的是文学。〔６〕我想，这该是很中肯的指示了。
七月二十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四日《申报。自由谈》。
〔２〕 沈括（１０３１—１０９５） 字存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北宋文学家和科学家。精于数学、天文学，并擅长音乐、医学、土木工程。著有《长兴集》等。《梦溪笔谈》二十六卷、《补笔谈》三卷、《续笔谈》一卷，是记他平日与宾友的言论以及遗闻旧典、文学、技艺等，因他晚年退居润州（今江苏镇江）梦溪园而命名。这里所引见该书第十四卷。
〔３〕 穆修（９７９—１０３２） 字伯长，郓州（今山东东平）人。张景（９７０—１０１８），字晦之，公安（今湖北公安）人。他们都是北宋古文家。
〔４〕 古代言文不分是胡适等人的看法，胡适在一九二八年出版的《白话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