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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存而不论，那固然也可以，然而论及又有何妨呢？施先生对于青年之文法拙直，字汇少，和我的《感旧》，不是就不肯“存而不论”么？
（二）施先生以为“以词取士”，和劝青年看《庄子》与《文选》有“强迫”与“贡献”之分，我的比例并不对。但我不知道施先生做国文教员的时候，对于学生的作文，是否以富有《庄子》文法与《文选》字汇者为佳文，转为编辑之后，也以这样的作品为上选？假使如此，则倘作“考官”，我看是要以《庄子》与《文选》取士的。
（三）施先生又举鲁迅的话，说他曾经说过：一，“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２〕可见是承认了要能作文，该多看中国书；二，“……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就知道没有反对青年读古书过。这是施先生忽略了时候和环境。他说一条的那几句的时候，正是许多人大叫要作白话文，也非读古书不可之际，所以那几句是针对他们而发的，犹言即使恰如他们所说，也不过不能作文，而去读古书，却比不能作文之害还大。至于二，则明明指定着研究旧文学的青年，和施先生的主张，涉及一般的大异。倘要弄中国上古文学史，我们不是还得看《易经》与《书经》〔３〕么？
其实，施先生说当他填写那书目的时候，并不如我所推测那样的严肃，我看这话倒是真实的。我们试想一想，假如真有这样的一个青年后学，奉命惟谨，下过一番苦功之后，用了《庄子》的文法，《文选》的语汇，来写发挥《论语》《孟子》和《颜氏家训》的道德的文章，“这岂不是太滑稽吗”？
然而我的那篇《怀旧》是严肃的。我并非为要“多获群众”，也不是因为恨施先生没有推荐《华盖集》正续编及《伪自由书》；更不是别有“动机”，例如因为做学生时少得了分数，或投稿时被没收了稿子，现在就借此来报私怨。
十月二十一日。
备考B：
致黎烈文先生书施蛰存
——兼示丰之余先生
烈文兄：
那天电车上匆匆一晤，我因为要到民九社书铺去买一本看中意了的书，所以在王家沙下车了。但那本书终于因价钱不合，没有买到，徒然失去了一个与你多谈一刻的机会，甚怅怅。
关于“《庄子》与《文选》”问题，我决不再想说什么话。本来我当时填写《大晚报》编辑部寄来的那张表格的时候，并不含有如丰先生的意见所看出来的那样严肃。我并不说每一个青年必须看这两部书，也不是说每一个青年只要看这两部书，也并不是说我只有这两部书想推荐。大概报纸副刊的编辑，想借此添一点新花样，而填写者也大都是偶然觉得有什么书不妨看看，就随手写下了。早知这一写竟会闯出这样大的文字纠纷来，即使《大晚报》副刊编者崔万秋先生给我磕头我也不肯写的。
今天看见《涛声》第四十期上有一封曹聚仁先生给我的信，最后一句是：“没有比这两部书更有利于青年了吗？
敢问。“这一问真问得我啼笑皆非了。（曹聚仁先生的信态度很真挚，我将有一封复信给他，也许他会得刊在《涛声》上，我希望你看一看。）
对于丰之余先生我也不愿再冒犯他，不过对于他在《感旧》（上）那一篇文章里三点另
外的话觉得还有一点
意见——
（一）丰先生说：“有些新青年可以有旧思想，有些旧形式也可以藏新内容。”是的，新青年尚且可以有旧思想，那么像我这种“遗少之群中的一肢一节”之有旧思想似乎也可以存而不论的了。至于旧形式也可以藏新内容，则似乎写《庄子》那样的古文也不妨，只要看它的内容如何罢了。
（二）丰先生说不懂我劝青年看《庄子》与《文选》与做了考官以词取士有何分界，这其实是明明有着分界的。前者是以一己的意见供献给青年，接受不接受原在青年的自由；后者却是代表了整个阶级（注：做官的阶级也），几乎是强迫青年全体去填词了。（除非这青年不想做官。）
（三）说鲁迅先生的文章是从《庄子》与《文选》中来的，这确然是滑稽的，我记得我没有说过那样的话。我的文章里举出鲁迅先生来作例，其意只想请不反对青年从古书求得一点文学修养的鲁迅先生来帮帮忙。鲁迅先生虽然一向是劝青年多读外国书的，但这是他以为
从外国书中可以训练出思想新锐的青年来；至于像我那样给青年从做文章（或说文学修养）
上着想，则鲁迅先生就没有反对青年读古书过。举两个证据来罢：一，“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见北新版《华盖集》第四页。）这可见鲁迅先生也承认要能作文，该多看中国书了。而这所谓中国书，从上文看来，似乎并不是指的白话文书。二，“我常被询问，要弄文学，应该看什么书？……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见北新版《而已集》第四十五页。）
现在，我想我应该在这里“带住”了，我曾有一封信给《大晚报》副刊的编者，为了尊重丰之余先生的好意，我曾请求允许我换两部书介绍给青年。除了我还写一封信给曹聚仁先生之外，对于这“《庄子》与《文选》”的问题我没有要说的话了。我曾经在《自由谈》的壁上，看过几次的文字争，觉得每次总是愈争愈闹意气，而离本题愈远，甚至到后来有些参加者的动机都是可以怀疑的，我不想使自己不由自主地被卷入漩涡，所以我不再说什么话了。昨晚套了一个现成偈语：
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唯无是非观庶几免是非
倘有人能写篆字者乎？颇想一求法挥，张之素壁。
施蛰存上（十九日）。
十月二十日，《申报》《自由谈》。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２〕 “少看中国书”二句见《华盖集。青年必读书》。
〔３〕 《易经》 又名《周易》，儒家经典，古代记载占卜的书。
其中卦辞、爻辞部分，可能萌芽于殷周之际。《书经》，又名《尚书》，儒家经典，我国上古历史文件的汇编。
中国文与中国人〔１〕
余铭
最近出版了一本很好的翻译：高本汉著的《中国语和中国文》。高本汉〔２〕先生是个瑞典人，他的真姓是珂罗倔伦（Ｋａｒｌｇｒｅｎ）。他为什么“贵姓”高呢？那无疑的是因为中国化了。他的确对于中国语文学有很大的供献。
但是，他对于中国人似乎更有研究，因此，他很崇拜文言，崇拜中国字，以为对中国人是不可少的。
他说：“近来——按高氏这书是一九二三年在伦敦出版的——某几种报纸，曾经试用白话，可是并没有多大的成功；因此也许还要触怒多数定报人，以为这样，就是讽示著他们不能看懂文言报呢！”
“西洋各国里有许多伶人，在他们表演中，他们几乎随时可以插入许多‘打诨’，也有许多作者，滥引文书；但是大家都认这种是劣等的风味。这在中国恰好相反，正认为高妙的文雅而表示绝艺的地方。”
中国文的“含混的地方，中国人不但不因之感受了困难，反而愿意养成它。”
但高先生自己却因此受够了侮辱：“本书的著者和亲爱的中国人谈话，所说给他的，很能完全了解；但是，他们彼此谈话的时候，他几乎一句也不懂。”这自然是那些“亲爱的中国人”在“讽示”他不懂上流社会的话，因为“外国人到了中国来，只要注意一点，他就可以觉得：他自己虽然熟悉了普通人的语言，而对于上流社会的谈话，还是莫名其妙的。”
于是他就说：“中国文字好像一个美丽可爱的贵妇，西洋文字好像一个有用而不美的贱婢。”
美丽可爱而无用的贵妇的“绝艺”，就在于“插诨”的含混。这使得西洋第一等的学者，至多也不过抵得上中国的普通人，休想爬进上流社会里来。这样，我们“精神上胜利了”。为要保持这种胜利，必须有高妙文雅的字汇，而且要丰富！五四白话运动的“没有多大成功”，原因大抵就在上流社会怕人讽示他们不懂文言。
虽然，“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我们还是含混些好了。否则，反而要感受困难的。
十月二十五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八日《申报。自由谈》。按本篇为瞿秋白所作，参看本卷第４７页注〔１〕。
〔２〕 高本汉（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Ｋａｒｌｇｒｅｎ，１８８９—１９７８） 瑞典汉语学家。一九○九年至一九一二年间旅居中国，研究汉语音韵学。他的《中国语和中国文》一书，一九二三年在英国出版；后经张士禄译出，一九三一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