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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话说完了，意思也浅得很，不过说大家Ｈｕａｚａａ Ｈｕａｚａａ一通之后，又要静几天了，然后再来这一套。
到这里我才记得写错了题目，这真是成了“不死不活”的东西。
四月一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八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Ｈｕａｚａａ 用拉丁字母拼写的象声词，译音似“哗嚓”，形容撒钱的声音。
推背图〔１〕
我这里所用的“推背”的意思，是说：从反面来推测未来的情形。
上月的《自由谈》里，就有一篇《正面文章反看法》〔２〕，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因为得到这一个结论的时候，先前一定经过许多苦楚的经验，见过许多可怜的牺牲。本草家〔３〕提起笔来，写道：砒霜，大毒。字不过四个，但他却确切知道了这东西曾经毒死过若干性命的了。
里巷间有一个笑话：某甲将银子三十两埋在地里面，怕人知道，就在上面竖一块木板，写道：“此地无银三十两。”隔壁的阿二因此却将这掘去了，也怕人发觉，就在木板的那一面添上一句道，“隔壁阿二勿曾偷。”这就是在教人“正面文章反看法”。
但我们日日所见的文章，却不能这么简单。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的；有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有一声不响，而其实倒做了的。然而也有说这样，竟这样的。难就在这地方。
例如近几天报章上记载着的要闻罢：
一，××军在××血战，杀敌××××人。
二，××谈话：决不与日本直接交涉，仍然不改初衷，抵抗到底。
三，芳泽来华〔４〕，据云系私人事件。
四，共党联日，该伪中央已派干部××赴日接洽。〔５〕五，××××……
倘使都当反面文章看，可就太骇人了。但报上也有“莫干山路草棚船百余只大火”，“××××廉价只有四天了”等大概无须“推背”的记载，于是乎我们就又胡涂起来。
听说，《推背图》〔６〕本是灵验的，某朝某帝怕他淆惑人心，就添了些假造的在里面，因此弄得不能豫知了，必待事实证明之后，人们这才恍然大悟。
我们也只好等着看事实，幸而大概是不很久的，总出不了今年。
四月二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六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正面文章反看法》 陈子展作，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三日《申报。自由谈》。其中大意说当时的喊“航空救国”，其实是不敢炸日本军而只是炸“匪”（红军）；“长期抵抗”等于长期不抵抗：“收回失地”等于不收回失地，等等。
〔３〕 本草家 指中药药物学家。汉代有托名神农作的药物学书《本草》，载药三百六十五味，后即以本草为中药的统称。
〔４〕 芳泽来华 一九三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曾经做过日本驻华公使、外务大臣的芳泽谦吉（１８７４—１９６５）从日本到上海；对外宣称是私人旅行，以掩饰其来华活动的目的。
〔５〕 这是国民党反动派造的谣言，载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二日《申报》“国内电讯”。
〔６〕 《推背图》 一种妄诞迷信的图册。《宋史。艺文志》列为五行家的著作，不题撰人，南宋岳珂《侨史》以为唐代李淳风撰。现存传本一卷共六十图，前五十九图预测以后历代兴亡变乱，第六十图画的是唐代袁天纲要李淳风停止继续预测而推李的背脊的动作，故后来又被认作李袁二人同撰。《侨史》卷一《艺祖禁谶书》说：“唐李淳风作《推背图》。五季之乱，王侯崛起，人有幸心，故其学益炽，闭口张弓之谶，吴越至以遍名其子，……
宋兴，受命之符尤为著明。艺祖（按历代称太祖或高祖为“艺祖”，此处指宋太祖）即位，始诏禁谶书，惧其惑民志，以繁刑辟。然图传已数百年，民间多有藏本，不复可收拾，有司患之。一日，赵韩王以开封具狱奏，因言‘犯者至众，不可胜诛’。上曰：“不必多禁，正当混之耳。乃命取旧本，自已验之外，皆紊其次而杂书之，凡为百本，使与存者并行。于是传者懵其先后，莫知甚孰讹；间有存者，不复验，亦弃弗藏矣。”
《杀错了人》异议〔１〕
看了曹聚仁〔２〕先生的一篇《杀错了人》，觉得很痛快，但往回一想，又觉得有些还不免是愤激之谈了，所以想提出几
句异议——
袁世凯〔３〕在辛亥革命之后，大杀党人，从袁世凯那方面看来，是一点没有杀错的，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
错的是革命者受了骗，以为他真是一个筋斗，从北洋大臣变了革命家了，于是引为同调，流了大家的血，将他浮上总统的宝位去。到二次革命〔４〕时，表面上好像他又是一个筋斗，从“国民公仆”〔５〕变了吸血魔王似的。其实不然，他不过又显了本相。
于是杀，杀，杀。北京城里，连饭店客栈中，都满布了侦探；还有“军政执法处”〔６〕，只见受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进去，却从不见他们活着走出来；还有，《政府公报》上，是天天看见党人脱党的广告，说是先前为友人所拉，误入该党，现在自知迷谬，从此脱离，要洗心革面的做好人了。
不久就证明了袁世凯杀人的没有杀错，他要做皇帝了。
这事情，一转眼竟已经是二十年，现在二十来岁的青年，那时还在吸奶，时光是多么飞快呵。
但是，袁世凯自己要做皇帝，为什么留下他真正对头的旧皇帝〔７〕呢？这无须多议论，只要看现在的军阀混战就知道。
他们打得你死我活，好像不共戴天似的，但到后来，只要一个“下野”了，也就会客客气气的，然而对于革命者呢，即使没有打过仗，也决不肯放过一个。他们知道得很清楚。
所以我想，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模样，并不是因为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
临末，对于“多杀中年以上的人”的主张，我也有一点异议，但因为自己早在“中年以上”了，为避免嫌疑起见，只将眼睛看着地面罢。
四月十日。
出洋的时候，还要大开欢送会“这类意思的句子，后被删去了。
四月十二日记。
备考B：
杀错了人曹聚仁
国已经完成“专卖鸦片”和“统一币制”的两大政策。这两件事，从前在老张小张时代，大家认为无法整理，现在他们一举手之间，办得有头有绪。所以某君叹息道：
“愚尝与东北人士论币制紊乱之害，咸以积重难返，诿为难办；何以日人一刹那间，即毕乃事？‘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此为国人一大病根！”
岂独“病根”而已哉！中华民族的灭亡和中华民国的颠覆，也就在这肺痨病上。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到了衰老期，什么都“积重难返”，所以非“革命”不可。
革命是社会的突变过程；在过程中，好人，坏人，与不好不坏的人，总要杀了一些。杀了一些人，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于社会起了隔离作用，旧的社会和新的社会截然分成两段，恶的势力不会传染到新的组织中来。所以革命杀人应该有标准，应该多杀中年以上的人，多杀代表旧势力的人。法国大革命的成功，即在大恐慌时期的扫荡旧势力。
可是中国每一回的革命，总是反了常态。许多青年因为参加革命运动，做了牺牲；革命进程中，旧势力一时躲开去，一些也不曾铲除掉；革命成功以后，旧势力重复涌了出来，又把青年来做牺牲品，杀了一大批。孙中山先生辛辛苦苦做了十来年革命工作，辛亥革命成功了，袁世凯拿大权，天天杀党人，甚至连十五六岁的孩子都要杀；这样的革命，不但不起隔离作用，简直替旧势力作保镖；因此民国以来，只有暮气，没有朝气，任何事业，都不必谈改革，一谈改革，必“积重难返，诿为难办”。其恶势力一直注到现在。
这种反常状态，我名之曰“杀错了人”。我常和朋友说：“不流血的革命是没有的，但‘流血’不可流错了人。
早杀溥仪，多杀郑孝胥之流，方是邦国之大幸。若乱杀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年，倒行逆施，斫丧社会元气，就可以得‘亡国灭种’的‘眼前报’。“
《自由谈》，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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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曹聚仁（１９００—１９７２） 浙江浦江人，当时任暨南大学教授和《涛声》周刊主编。
〔３〕 袁世凯（１８５９—１９１６） 字慰亭，河南项城人。原是清王朝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内阁总理大臣；辛亥革命后，于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先后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正式大总统职位。一九一六年一月复辟帝制，称“洪宪”皇帝，同年三月在全国人民声讨中被迫取消帝制，六月病死。
〔４〕 二次革命 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的果实后，蓄谋复辟，破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杀害革命党人。一九一三年七月，孙中山发动讨袁战争，称为“二次革命”，但不久被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袁世凯所打败。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更加疯狂地捕杀革命党人，并颁布“附乱自首”特赦令等，分化革命力量。
〔５〕 “国民公仆” 袁世凯在窃取中华民国总统职位时，曾自称是“国民一分子”
，并说过“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