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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enance ：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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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夏天，从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县东北角的一个山坳里飞出两只金凤凰。居住在三面环山的红朵沟村的老聂家的大儿子聂文海考进哈尔滨电工学院；二儿子聂文江考进了中国科技大学。
1984年，老聂家的三儿子聂文波又考上了吉林建工学院；
1985年，老聂家的四儿子聂文涛考进了天津纺织工学院；
1988年，老聂家的女儿聂文英考取了北京工业大学。
老聂家的5个孩子在接受完国家的高等教育之后，老大成绩优秀，被留校任教；老二到法国攻读博士学位，又到美国攻读博士后学位，现在学业期满定居巴黎；老三在吉林省公路工程局当工程师，老四在吉林市一家工厂当厂长；老五在吉林电力学院当助教。
一个普通的山村农家，如何能培育出5个大学生？千千万万个中国的家庭，千千万万个望子成龙的父母，千千万万个要潇洒走一回的少男少女，都想进一步知道个究竟，千千万万个教育工作者和那些关心子孙后代关心国家未来命运的政府官员们，也想探求一下其中的奥秘。
爹是爹来娘是娘
1970年秋，落叶纷飞，秋草凄凄，一场霜降，满地绿色转眼变得满目枯黄，作为聂家顶梁柱的父亲聂国祥得了重病，高烧不退，咳血不止。去医院检查，聂国祥从门缝里偷听道：“可能是癌。别告诉他，积极治疗吧……”回到家，聂国祥倒在床上起不来了，他愣愣地出神，一声声地长嘘短叹：“我早早就没了母亲，难道我的孩子也这么不幸，早早就得没了父亲？”看着瘦弱的妻子正在给只有3个月的小女儿文英喂奶，再看看那4个小儿子，他的心都要碎了。“我倒下了，谁来管你们啊！”泪水顺着眼角浸湿了枕头。
不幸的记忆是那样刻骨铭心。“满洲国”那会儿，日本鬼子搞细菌战，3个月让他失去了3个亲人。他从10岁就带着弟弟给人家放猪。1947年，他16岁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后来又调头北上，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他在部队负过伤、立过功。1954年，他转业回乡，政府安排他去矿山工作，他没去。哥催他，他说：“炮火连天打了这么多年，跟我一块去的就我一个活着回来了，我再也不离开亲人了！”哥说：“那好，你就跟我学医吧，你脑子行！”
说他脑子行，不是没根据的。他离家当兵去打仗，总想给家里写信，苦恨自己没文化，不会写。连队里能写信的人就有一两个，求他们写信的人排长队，他也排着队去求人家。人家说实在写不完啊，明天我再替你写吧。从那以后，他就下决心自己学文化，每天学10个字。行军时，他一边走路一边用手指在前面那同志的背包上画字；打仗时他也没忘了学写字，衣袋里装着小本本，有空就拿出来看看。队伍入关后，他在河北给哥哥写了第一封信，信尾特别注明这信是他自己写的。不久，他收到了哥哥的回信，哥哥还把他写的信圈圈改改后又寄给他，鼓励他说：“就照这样坚持下去，对你将来一定有用，你可要努力啊！”
回乡后，他凭着在部队自学的文化底子跟哥哥学了3年医，竟奇迹般地考上了中专卫校。同去报考的6个人都是初中毕业生，一个也没考上。村里老人说：“你们这些中学生都白能了，你看人家‘聂半拉子’扛着行李上大学（乡里人把卫校也叫大学）走了。”毕业后，聂国祥当了乡村医生，每月除记满分还有15元补贴，他就靠这成家立业，养家糊口，供孩子上学。他一定要把自己的孩子都培养出来。“文革”那些年，教育是重灾区，学生们的学业被荒废。但是他坚信那种不尊重知识不尊重文化的现象是不会长久的，因为要长久下去中国就会衰亡。他对孩子们说：“不要管别人学不学，你们一定要学好。不考大学也没什么，只要有知识，无论你干什么都会有用，就是种地你们也能种得最好。”
供孩子读书需要钱，需要引导、鼓励和关怀。然而，正当孩子们最需要他培育的时候，他倒下了，他要离开他们而去了。他把正在读小学三年级的老大和老二叫到炕边说：“我要完了，以后你们要……”他希望孩子为此而恸哭，认为只要哭了，就证明他们懂事了。
妻子张希玲可急了，她走到跟前对丈夫说：“你这么整，我们还活不活？孩子上学够走心的了，你还让他们学不学？”
张希玲，瘦弱单薄的身体，性子却十分刚强。乡里乡亲谁也没见她哭过。她说：“我不能哭，我一哭，5个孩子怎么办？这个家咋办？”
她8岁那年只上过一天学，每当她跟爸爸在地里干活看见别的孩子去上学时，她就眼热难过。幸好她爸还是个治疗红伤很有名的中医，她就暗下决心把爹的手艺学到手，时间长了，她真的学会了治疗红伤。就像什么跌打损伤，黄疮丹毒之类，她都能做到手到病除。结婚后，又把这一套医术传给了丈夫。
她嫁给聂国祥是看上了聂国祥的那些文化，她跟着丈夫学认字，又跟着孩子学拼音，遇着生字查字典，一有空就看医书。儿子们都惊讶：“咱妈认那么多繁体字！”更使他们佩服的是妈能看懂爸爸的医书。
聂国祥倒下了，她怎么办呢？她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5个孩子养大成人。她拼命劳作成了全屯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人，山坳里日照时间短，母亲多半时候要摸黑干活。
早起头件事，就是走1里多地挑满家里这两大缸水；然后做饭，打发孩子们去上学；接着喂猪、喂鸡、喂鹅；还得给丈夫熬药，再单独给他弄点好一些的饭食。
每年她都养3头猪，十几只鸡和鹅。为了弄到猪食，她每天都要拿着麻袋上山去采谷莠籽、草籽和椴树叶，一天两麻袋要往返4次，风雨无阻。有时天下雨，路太滑，她就拽着小树向山上爬去，下山时麻袋和人不知滚下来多少回。
她还种了近1亩的烟地。种烟是农村最累的地里活。可她从畦苗到收烟叶，像侍弄孩子一样精心，中期还要 一遍、备两遍、打四遍烟杈子。打烟杈子要等到阳光最充足的时候。烈日下母亲跪在烟地里，汗珠渗在烟苗上。暑假里，大儿子文海从学校回来，看见汗水把妈妈的头发梳成一缕一缕贴在黑瘦的脸上，忙跑过去，哽咽着说：“妈，我回来了，让我干吧！”
山坳里的夜，静得有些让人害怕，只有老聂家那盏油灯还在亮着。孩子们挤在一个炕上，围在油灯下做功课，家里没有书桌，他们就一人脖子上挎一只小木箱写字读书。母亲靠在炕角，缝补着孩子们破烂的衣服，有空她还翻翻丈夫的医书。油灯橘红色的火苗跳跃着，劳累了一天的母亲一下一下点着头，最后头垂落在膝盖上，孩子们抬起头，发现母亲已经睡着了。天长日久，母亲竟养成一个坐着睡觉的习惯。当孩子们都睡下了，她又一个人开始忙起家务来。夜夜地洗、缝、补、浆。尽管打了补丁，但兄妹的衣服总是干干净净的，可她自己四季只有一件衬衣，洗完拿到太阳下晒上，干了马上再穿。
母亲总是最后一个吃饭，而且从来没和他们父子几个一起在桌上吃过饭。孩子们在一天天长大，胃口也越来越大，真是“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娘”。总觉得肚里是空的，孩子们闹不明白妈怎么就从来没说过饿，是不是大人不会饿？
一个秋日的清晨，孩子们像往常一样带着母亲做的玉米饼子上学去了。大儿子文海走到半路，想起忘带了一本书，就转回身往家跑，一跨进家门他就愣住了，母亲正用舌头添着他们刚用过的饭碗，旁边放着一碗米汤。“妈——”儿子哇地一声哭起来，急忙掏出书包里的大饼子，一定要看着母亲吃下去。
母亲怔了片刻还是那句话：“妈不饿，听话，快上学去，别迟到了。”
连她自己也说不清为了这个家，为了儿女们，她付出了多少辛劳愁苦。其实，她再难、再苦、再累、再愁，都是为了圆她一生的梦想：让儿女们有文化、有知识。她说：“那时候让他们好好学习，并没想到要他们考大学，那时候也不兴考大学。有了文化干什么不借劲呀！家有千垧地，不如身带艺，知识学到手，胡子（土匪）抢不去，贼也偷不走。”
山坳里飞出的金凤凰
聂文海 他是老大，对于弟弟妹妹无疑具有榜样的力量。在一次学校运动会上，他跑得飞快，但他穿的是一件破背心，引起不少同学哄笑。他没在乎。老师说：“你们笑什么？他穿着破背心，精神却这么振奋，学习成绩也好，他们聂家的人有一种奋斗的豪情。你们不行，文海一定会有出息。”这话被在场观看的小弟文涛听见，受到了莫大的鼓舞。
但在学习的道路上，他也有过动摇和彷徨。1976年冬天，寒冷而漫长，土炕烧不着，满屋子烟，兄妹几个瑟瑟地挤在土炕上，冻得睡不着觉。患重病的父亲躺在那儿不时地呻吟。父亲每呻吟一声，文海的心就颤抖一下。他终于忍不住，从炕上爬起来对父亲说：“我已经长大了，该帮爹妈帮这个家挣工分了，爸，我不读书了……”父亲一听就急了：“谁叫你想这事了？我还没死，轮到你当家了吗？告诉你，只要我活一天，你们就得给我好好读书。要是你自己觉得你脑子笨，不想不学了，那是你的事，你不能把责任推到老人身上，不能推到家庭条件上。”
母亲蹲在地上，用那双关节突出的手抖抖地卷起旱烟叶猛吸起来，一声不吭。直到把自己抽得咳嗽不止。多年来，这是她排遣愁苦和郁闷、气愤和悲痛的唯一方式。她在人前是绝不流泪的。
“我错了！”文海终于低了头。
直到这时，母亲才送他一句话：“好汉子怪自己，赖汉子怨别人。”
这一年，文海考了全校第一名。
聂文江 他小时候长得很瘦弱，但是却很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