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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不嗜酒，号称“从未醉过”。根本喝得少，当然不会醉。他吸烟、戒烟，次数极多，如今一样大吸特吸，并且相信了中年人不能戒烟的理论。
金庸也略藏书画。如今书房中所悬的，有史可法的书法残片；曾在他处看到过不知是真是假的仇英《文姬归汉图》；也曾见过四幅极大的（超过五公尺长）齐白石精品、吴昌硕的大件等等。
金庸也集过邮，不过他集的是花花绿绿的纸片而已。
金庸对吃并不讲究，穿亦然，衣料自然是最好的，但款式我行我素，不受潮流影响。
金庸的武侠小说，偶尔写到围棋，显示出作者十分熟悉棋艺。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的金庸，也确实喜欢围棋，不过段位不高，司马长风曾戏称他为“棋坛闻人”。五十年代时，他与梁羽生同事，下班后经常在一起下棋。他还拜过一些著名的围棋手为师。1987年，陈祖德被邀请住入查府，一住就是几个月。据说他在太平山上的房子是轻易不接待客人的，可见他对围棋的喜欢。
聂卫平也作过他的老师，当然也去过太平山上的房于。1993年3月金庸赴京访问，丁关根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他，特地请了聂卫平作陪。在宴会中，丁关根问聂卫平：“你有几个围棋弟子？”聂卫平答：“最好的弟子是马晓春，但真正拜过师的只有查先生一位。”丁关根说：“你怎么叫徒弟查先生？”聂卫平回答：“我崇拜查先生的小说，他的年纪又比我大得多，我们是两头大。”丁关根又问：“查先生的围棋在香港是不是最好？”聂卫平沉吟半晌，才说：“在香港知名人士中第一。”众人大笑。
但金庸自言，即使在香港知名人士之中，他的围棋也决非第一。
金庸的文化人品性根深蒂固，对于知识，永远怀着热情与好奇。他在中年后迷恋佛学，大约是想探寻生存的究竟。他购置了大量的佛学书籍，并且为了能够直接阅读佛经，他开始学习世界上最复杂的文字——梵文。
他一直自认英文程度不高，拼命自习，简直到了苦读的地步。从青年时代开始，金庸每天都要挤出若干小时读书，绝不松懈。所以，“成如容易却艰辛”这句话，是万万不错的。金庸的成功，丝毫没有侥幸的成分。
金庸性格认真，写作也是如此，一字一句，反复推敲，速度较慢。但是，这只是相比倪匡、古龙这样的作家而言，以一般的标准说，金庸仍然算得上快手。尤其是，他的武侠小说都是在一边办《明报》，一边写社论时写出来的，若非天才，谁能做到？恐怕许多天才也只能自愧弗如。
金庸构思一部新作时，有时会请来几位朋友征求意见，让他们每人拟出一个他们自认为最佳、最完善的结局。然而，金庸并不会采纳其中的任何一个，他恰恰是要避免别人能够想到的结局，而另外独辟蹊径，与众不同。
金庸有金庸的幽默。他曾对一个女孩说，她的“美丽增长率最高”。女孩子听后大喜，但沉思良久，恍然大悟：“原来是说我小时候难看啊！”
倪匡说金庸这个人很怪，求他不行，要引他上钩。
蔡澜一直在电影界混，一日突发奇想，想到《明报》弄个专栏玩一玩，找到倪匡。
倪匡面露难色：“这个很难，你还是叫我请你吃饭，这比较容易办。”
蔡澜问为什么，倪匡解释：“查良锒当他那张《明报》是性命是宝贝，尤其是那个副刊，一直以来，都死抱着不放。蔡诗人炎培不过是副刊校对，故此有个蔡校书之誉。你要写《明报》副刊，真是难过登天。”
蔡澜死不甘心：“倪大哥，你不帮我，普天下恐怕也没人帮得了我也！”
倪匡最怕哀求，当下便说：“让我想想办法，不过，你别太急。”犹豫了一下又说：“期诸三月，必有所成！”
接下来的几天，凡是有金庸的场合，倪匡必谈蔡澜。起初，金庸并不在意，过了一星期，终于忍不住问：“倪匡，蔡澜是谁？”
倪匡一听，心下大喜，鱼儿上钩了，嘴上连忙说：“哎哟！蔡澜你也不认得，文章写得这么好的人，你居然不认得，你怎能说是写稿佬？快点去买张《东方》看看吧！”
过了三天，倪匡又见到金庸。
金庸主动说：“你说得对，蔡澜写得不错，有多大年纪？”
“四十左右吧！”
“这么年轻文章就写得这么好，难得难得！”
“还不止呢！”倪匡跟着就把蔡澜精于棋诗书的事，一一告诉了金庸。
“哗！真是英雄出少年，什么时候给我介绍一下！”
“他很忙，我替你约约看。”倪匡吊金庸胃口。
又过了三天，倪匡对金庸说，蔡澜约好了。金庸盛装赴会，一见蔡澜，态度诚恳得出人意表，令蔡澜不知所措。
三人欣然就座，天南地北的谈，至中席，金庸推了推倪匡，轻声说：“我想请蔡先生替《明报》写点东西，不知道蔡先生有没有时间？”
倪匡一听，皱了皱眉头，结结巴巴地说：“这个……这个嘛！”
金庸又推了他一把，倪匡这才勉强说了。蔡澜一听，欣喜若狂，因为距他求倪匡向金庸说项前后仅两个星期而已！
与金庸相熟的人，都说他很有人情味，很重感情。对倪匡好，不用说了，就是对其他人，也非常的好。
王司马就是一个例子。金庸很欣赏王司马的漫画，自己的武侠小说修订重版时，指明要王司马为他设计封面和插画。
王司马因患病去世，金庸闻讯，不禁流下眼泪。王司马的殓葬费，全由金庸支付。出殡那天，他赶去扶灵，神情懊丧，就像死去的是自己的儿子一样。
《明报周刊》总编雷坡在台湾荣民医院养病的时候，无暇再兼顾周刊的编务，但金庸照发他的工资。
后来雷坡返港，金庸恳请他再任总编，同时了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健康，不限制他的上班时间，另外还给他大幅加薪。
对于人才，对于朋友，金庸从不吝啬。对于社会公益，对于文化事业，金庸也出手大方。有一次，他将一张一百万元的支票亲自捐赠给香港大学，港大校长过支票时，开了句玩笑，说金庸写漏个“零”字。金庸却当了真，立即又送去九百万。
多年来，金庸名下各种各样的捐赠，实在不计其数。
金庸“闯荡江湖”数十年，认识的人自不会少，而他人品高洁，才高八斗，又侠义心肠，胸怀宽厚，朋友自然也多。且看他们心目中的金庸又是何等样人。
名作家倪匡年轻时人称“小捣蛋鬼”，老了自然便成“大捣蛋鬼”。他性格直率，敢怒敢骂，有时候不免“胡作非为”，与金庸的性格完全不同。但他们相交相知三十多年，是一对要好的朋友。金庸称倪匡为“匡兄”，倪匡称金庸为“老查”。
倪匡佩服金庸，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金庸以前，没有这样好看的小说，金庸以后也不会有这样好看的小说。他一连写了四本《我看金庸小说》，开启了金学研究之先河。
倪匡既是名作家，又是金庸的好朋友，他笔下的金庸就多了几分生动和真实。想要了解金庸，不能不读倪匡的文章。在此特辑录几段倪匡记述他俩之间友谊的妙论，以飨读者。
坊间有流言：金庸小说，有不少是倪匡代写的。听到这种流言，倪匡乐不可支，认为真正太看得起倪匡了。他说，他若能写得出金庸小说的十分之一，已是死而无憾。
但这些说法自何而来呢？
金庸写完《倚天屠龙记》后，《天龙八部》开始在《明报》第一天开始连载时，金庸约晤倪匡，在座的还有新加坡的一位报馆主人。
这位新加坡人是特地来香港找金庸，要求金庸别结束《倚天屠龙记》，继续写下去。而金庸已将全副心神投入创作《天龙八部》，不可能同时写两篇，所以特此约晤，要倪匡代地撰写《倚天屠龙记》的续集。
当金庸一提出这个要求时，倪匡顿觉脑中轰地一声响，几乎飘然欲仙。当时的对话，大抵如下：
金庸：新加坡方面的读者十分喜爱《倚天屠龙记》，希望有续篇。我没有时间，特地约了新加坡的报馆主人来，竭力推荐，请倪匡兄写下去，一定可胜任。
新加坡报馆主人：金庸先生的推荐，我绝对相信，要请倪匡先生帮忙。
倪匡大口喝酒，半晌不语之后，神色庄肃，开始发言。这大抵是他一生之中最正经的时刻。
倪匡：今天是我有生以来最高兴的日子，因为金庸认为我可以续他的小说，真是太高兴了。其高兴的程度，大抵达到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可是我这个人有一个好处，就是极有自知之明。而且，我可以大胆讲一句，世界上没有人可以续写金庸的小说。如果有人胆敢答应：我来续写，那么这个人，一定是睡觉太多，将头睡扁了。我当然不会续写《倚天屠龙记》，因为我虽然睡觉不少，但幸保脑袋未扁。
不过这件事，倪匡至今认为是极大荣幸，颇有逢人便谈之乐，所以久而久之，就有“倪匡代笔”之说了。
而且，真是确曾“代笔”。那是金庸在写《天龙八部》期间，忽有长期出游欧洲计划。而香港报纸的长篇连载一般来说不能断稿。于是金庸找倪匡，求他代写三四十天。当时在场的还有名作家董千里（项庄）先生。
金庸说得很技巧：“倪匡，请你代写三四十天，不必照原来的情节，你可以自由发展。”
（倪匡语：这等于是说，千万不可损及原著，你自管去写你自己的好了！换个别人，或许会生气，但倪匡不会，高兴还来不及！若是连自己作品和金庸作品之间有好几百万光年距离这点都不明白，那是白痴了。幸好还算聪明，所以一点不生气，连连点头答应。）
金庸又说：“老董的文字，较洗练，简练而有力，文字的组成能力又高，你的稿子写好之后，我想请老董看一遍，改过之后再见报！”
（倪匡语：这等于说，倪匡你的文字不好，虽然任由发展，还是不放心，要找人在旁监督，以防万一出毛病。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