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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心理分析学派的说法，人有三个我——原我、超我、自我。
因为要塑造最标准意义上的“侠”，金庸写郭靖是立足于：侠是第一位的，个性是第二位的，即以写“原我，超我”为主，“自我”就难免疏忽了。
台湾的曾昭旭先生在他的《金庸笔下的性情世界》中，把郭靖的“原我”点评得很是到肉到骨：
在这里，郭靖是代表了纯朴坚实的先天理性，黄蓉则代表了活泼轻柔的生命之流。理性是人内在的真正主宰，因此它是独立完足的，才能判断是非，指导方向。但理性也有先天后天之别，先天理性纯以纯朴的元气直行，所以他对是非的判决是不必经过种种曲折考虑的，他只是念念知是知非而已。仅就利己而言，这就够了，不过人的理想，除了利己，还要利人，而在利人的路上，便有了同情、了解、宽恕、权衡种种曲折，所以更要有清晰缜密的条理去斟酌分疏，才能成功。而这一种理性就是后天理性（当然，后天理性还是应该统于先天理性的，不然就变成了无本的花叶了）。郭靖并没有这一种理性，他只是纯然的浑厚，毫没有外露的精彩。因此表面看来，他像是个傻小子，楞小子，远不如杨康或欧阳克公子的聪明花巧。他练的功夫，也是以刚猛纯阳的降龙十八掌为主，但“至巧不如至拙”，他这种朴纯却是真能自主的。当他初遇洪七公，初学了降龙十八掌的一招“亢龙有悔”时，曾单凭这平平无奇的一招进个抗敌，就使武功高出他当时十倍的敌手无可奈何。这就隐示了郭靖或说先天理性的宝贵了。
与郭靖的纯厚的本性相似，他的人生目的也是很单纯的，为国为民，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没有黄蓉在身边，他是这样想这样做，有了黄蓉在身边，他也亦是如此。对妻子对子女他都从胸怀人品及其气度人格去引导去教育。他是金庸笔下最幸福的人，因为他自始至终能保有自己，是按照自己内心意愿生活的人。
倘若我们问一句，要是战乱平息，襄阳安宁，江湖无恙，天下太平，那么，郭靖将会去干什么呢？那他一定会是茫然无措的。
谁也不怀疑郭靖其实已超越了许多人，杨康就不用说了，甚至连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周伯通等一干绝世高人也不能和他相提并论。襄阳救援看起来并非华山论剑的范围，其实正是华山论剑的另一种形式，甚至是更本质的形式。
他不但维护江湖法统，而且维护社会秩序，他的“原我、超我”过于突出，而“自我”却略胜于无，完美得几近“虚伪”。所以喜欢他的人很多，不喜欢他的人也是有的。
倪匡就总嫌他蠢笨，不可爱，不伶俐，在洋洋洒洒对金庸小说人物的三六九等评价中，就对他不置可否，不予评说。
刘新风却是直言不讳，认为郭靖太类型化了，单纯得简直就是贮于阴凉干燥处的一小瓶密封蒸馏水，不但没有细菌，而且连养分也没有。
但金庸只能是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必得先有郭靖等，才能有韦小宝。他不可能从陈家洛一下子就跳到了韦小宝。
如果把金庸的作品比作一道桥，光有左右两端两个桥墩是不够的。
有了郭靖，才算是诸色人等，全都齐了。因为他之前有陈家洛、袁承志、胡斐们，他之后有杨过、张无忌、乔峰、令狐冲、韦小宝等。从正义之侠——大侠——中侠——小侠——无侠再写到反侠，金庸为我们圆了一个英雄梦之后，又毫不留情地戳碎了它。
如此，我们还是感激金庸，创造了郭靖这么一个方正的大侠形象，要不，仅有杨过，复有韦小宝之流，于我们的审美情怀还是不能满足的。尽管金庸自己也说：“长篇比中篇好些，后期（作品）的比前期好些。”尽管许多人都把《鹿鼎记》看作是金庸武侠小说创作的顶峰，但我们还是要说，若是没有《射雕英雄传》，没有郭靖，将是金庸武侠世界的一个很大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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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丹心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是中国传统的理想人格。
稍有一点文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小说在中国起源于神话传说、六朝志怪和唐代传奇等等；而在西方，小说则直接源于古希腊的史诗和神话。
但不管中西小说的差异如何之大，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它们都起源于神话传说，因而也都具有传奇这一基本特性。
然而，小说自近代以来，特别是到了现代，其固有的传奇色彩逐渐丧失殆尽了。
因为，这是一个充满物欲和追逐名利的时代，也是一个精神虚空和情感钝化的时代。所以，里尔克有诗云：
我没有情侣，
没有房屋，
在我活着的地方没有位置，
我被捆缚在所有的物上，
这些物膨胀着把我吞噬。
在这个时候，你可以麻木、被动地顺应或承受，这无可厚非，当然，你也可以不甘示弱，不甘奴化，在艺术中再寻找一种支撑与力量，以作对现世的抗拒和否定。
已经有人这样做。
越来越多的人将这样做。
这样的智慧不一定只属于思想家，在金庸的笔下我们也经常见到这种智者。为自己所处的环境所决定，他努力地从民众中汲取着健康的力量；为自己的性情所决定，他又偏爱着一种精神的安宁与充实。
流泻在金庸手底笔下的，有不少是具古典色彩的作品，这些作品有对至美境界的礼赞，对精神自足的追求，极合漂泊四海的中国人的心：不是自欺欺人的粉饰现实，而是返璞归真，在人间寻求真善美，同时也完善自己。
世界上是有各种各样的活法的。
直面惨淡的人生，是一种活法；
走进象牙之塔，是另一种活法。
过去的文学作品赋予我们太多的经验和历史，太多的智慧和情感，太多的思虑和忧伤，而今天的文学却缺少了激情与理想，缺少批判与深刻，缺少雄浑与启迪。在经历了种种困惑之后，心灵的思考指向筛滤了一切纷陈繁杂的具体人生后，对生命对自由和自觉的渴望。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走向金庸。
于是，在一片世俗的喧嚣中，执意要从文学中寻觅诗意的人们，发现他们还能拥有一片宁静的天地——这里有童话，有童心，有武林掌故，有侠士风度，有古典情怀……
金庸把一种倨傲不凡，金玦玉砾的风度与气质，写得入木三分：追求富贵，终达对富贵的超越；追求功名，终达对功名的遗忘；追求显赫，终达对恬谈的退守……萦绕在他笔下纸上的不少都是这般早已失传的儒道风范。
真好，尽管少了点关于终极价值的话题，但这儿有着喧嚣攻不破的平和与自在，还有一种陶渊明式的风情。是的，在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之后，这个时代还需要诗意。
金庸让许多人寻找到丢失已久的中国魂。
《射雕英雄传》是金庸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也是读者心目中“中国之魂”的最好的载体。所以，它一发表，便真正确立了金庸武林至尊的地位。
它倒不一定是金庸最好的作品，但却是金庸最重要的作品。
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别称《大漠英雄传》的时候，曾在台湾受禁，引起众目所瞩。
也不仅仅是因为它里面写到的人物有个性，情节很精彩，文字最漂亮。
这些当然都是不可或缺的原因，但最重要的，是这部作品中充溢着“有所担当，敢于担当”的风骨。
铁肩担道义，这是中国老百姓最崇尚的英雄品质，也是金庸最心仪的人格理想。
他把这种英雄品质和人格理想，借着气势磅礴的《射雕英雄传》，尽情抒发，倾诉无遗。
故事由南宋中叶之后的历史为背景，那正好是一个“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的时代。
由这样的历史舞台烘托出来的武侠小说，除了丧国之耻、乱世之忧，更多的是英雄之举和爱国之心。
小说一开章就破题：
小桃无主自开花，烟草茫茫晚带鸦。
几处败垣围故井，向来一一是人家。
虽然，民间志士意气风发，时时渴望效命疆场，收复故土，但当权者却持偏安自守的心态，奴颜婢膝事敌。风云儿女只落得义愤填膺，有泪如倾。
最后的那首诗云：
兵火有余烬，贫村才数家。
无人争晚渡，残月下寒沙。
哪一个字不撒上了滴滴英雄泪。
一部武侠小说借引那么多历史上英风雄烈的文事武功与雄韬伟略，蔚为壮观，看起来是很“出位”的。但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得这部《射雕英雄传》格外受欢迎，并从而显出它的意义非凡。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虽然敌国兵事难测，朝廷争斗不已，连岳飞也遭了令天下英雄扼腕的大灾，但江湖草莽中的豪杰依然侠气纵横，龙腾虎跃，为国为民而时刻奔忙。
不奢望能建功立业，但不能缺少那同仇敌忾之心，不能不行那驱逐胡虏之事。
最难得的是忧国忧民的心怀，大仁大度大勇的胸襟。
以天下百姓为念，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孔子当年反复强调的人生坐标，也是中国传统儒家大侠的最高思想境界。《射雕英雄传》从多视角、多层次、多侧面反复渲染了这一点，以其内在的连贯性和统一性，抒写了真正的英雄侠士的高风亮节。
谁配得上称英雄？
英雄的内涵究竟是什么？
成吉思汗当然认为自己是大英雄。
他骑着骏马，傲目四顾，踌躇意满之心顿生，不由得就向郭靖夸口：
“靖儿，我所建大国，历代莫可与比。自国土中心达于诸方极边之地，东南西北皆有一年行程。你说古今英雄，有谁及得上我？”
但郭靖却不以为然，朗声道：
“大汗武功之盛，古来无人能及，只是大汗一人威风赫赫，天下却不知积了多少白骨，流下了多少孤儿寡妇之泪。”
因为郭靖心目中的英雄跟成吉思汗心目中的英雄是大相径庭的。郭靖的英雄概念是：
“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