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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于牢骚的空论说得太多了。行孔老夫子之道，应该“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而一反躬自问，就不免悲从中来，是如我在某处所说，回顾，学语文，教语文，编语文，用语文，几乎一生没离开语文，检查成效呢，先己，“欲立”，“欲达”，像是离所希望还很远，后人，“而立人”，“而达人”，就更是十万八千里。想到这些，忽而冒出京剧的唱词一句，曰“一事无成两鬓斑”，也就只好“安之若命”了。
《流年碎影》 劳我以生（1）
《庄子·大宗师》：“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记得六十年前最初读《庄子》，就喜欢这几句话，以为总括得好，南柯一梦，贫贱荣华，喜怒哀乐，千头万绪，取其大同，不过凭机遇而有生，生之后，死之前，奔波劳碌，并不知为何要奔波劳碌而已。话说得好，还可以发微。人生是一，分而为四，两端的一和四没有什么可说的，盖赋与形体是天命范围内的事，天命，除了畏之以外，我们不能把它怎么样；死呢，既来之，能息不能息，死者本人总是不能插嘴了。剩下中间两个，二和三。三的“佚我以老”，几年以前我还真想过，并写了一篇《无题》（收入《负暄续话》），说是这想法也不能普遍适用，比如说，泛论，就会有的人如此，有的人不如此，特指，大致是就身说常常如此，就心说常常不如此。四减去三个，只剩下一个“劳我以生”，至少是在一般小民的眼里，可以称为普遍真理了吧。因为普遍，用作文题，单说在我回忆的“碎影”中，就像是戴在哪一篇头上都可以。不过如人之有赵大、钱二、孙三、李四，总不当都称为赵大，所以量体裁衣，还是决定划归这一篇专用；其他篇，内容也可称为劳我以生，甚至更宜于称为劳我以生，也就只好戴另外一顶了。
劳我以生，生用世俗义，指生活，或精简，指活。是因为想活，才不得不劳。这说的是常态，我是常人，就安于常态。推想还不至有人瞧不起，因为如果发瞧不起的高论，就必须在发之前，拿出自己偏偏不想活的铁证。还可以顺着常态，加细说下去，是活有内涵多端，古人举其大者，曰饮食男女。饮食和男女有复杂而错综的关系，比如说，由饮食开篇，可以说，一定要食后不饥，饮后不渴，才能顾及男女。可是男女之后，男女双方都活着，而且不免要生小的或男或女，就又不能不回到饮食。以上这些看似空话，却有不小的功用，是可以证明我之劳，轻说是不得已也，重说是理所当然。且说50年代初，我由面对学生变为面对书稿，生活的负担情况是，家门之内，上有岳母，六十多岁，妻，年甫逾不惑，女四，长念初中，幼刚入小学，家门之外有母亲，年过古稀，七名，清一色的女性，成年的没有职业，未成年的没有工作能力，而也是都想活，也就要我一个人供应饮食。一个人的有限收入支持八个人活，几岁的儿童也知道必办不到。但想活却不能打折扣，因而办不到也得办。怎么办？显然，唯一的路是我多劳，一个人做两三个人的工作。这情况就成为话归本题，劳我以生。
上面已经表明，这劳的情况并不是自50年代始，但一只脚不能踩两只船，这里就只说50年代初走入出版社这一段。到出版社工作，坐在办公桌前，面对书稿，优点很多。最大的一个是可以不再面对群众，其次还有，不像上课、改文那样实砍、紧张，有事有病请假，用不着补课，等等。但有个大缺点，是坐班，比如上午八点上，下午五点下，加上来往路上奔波，几乎是，除了星期日以外，所有整天的时间都不能灵活运用，或说干自己的。不幸的是，要八口之家能活，必须有些时间干自己的，挣些工资以外的钱。就是说，不得不劳上加劳；具体说是下班之后要上另一种折跟头打把式的班，必更累。
日出日入之间在班上，兼课的路不通了。多写稿多卖稿，这条路基本上堵死了，因为鼎革之后，报刊的百花或百草争荣现象没有了，变为车同轨、书同文字，我既无渊源，又无能力。可怜的是，除了白纸上写黑字，卖与恰有此需要的什么人或什么单位以外，我一无所能。形势是只能靠也就必须找这样的门路。幸而还认识一些也惯于率尔操觚的，物以类聚，居然就找到一些写成黑字可以换来些微钞票的机会。计有三宗，都非性之所好，但饥不择食，也就不能不有如演戏，明知是戏，还要尽全力去唱，去念，去做。记得一宗是为某种课文作注解，另一宗是选编旧小说的读本，谁组织的，都有什么人参加，主顾是什么单位，都恍恍惚惚了。总之是费的时间和精力（包括路上跑）不少，所求只是换一些柴米油盐，而自知必没有传世价值。
以上两宗都是短工性质，照计划做，做完交工，结束。还有一宗不然，是照设想，可以绵延下去，而且，如果顺利，还会或大或小地发展。这是什么？因为还有意外的下文，这里就不得不有话即长。还是40年代初，我以写些杂文出卖的因缘，认识其时编《中国公论》的张域宁和马秋英。谈得来，交往渐多，成为可以称为相知的朋友。张有创业的兴趣和魄力；马是张的忠实助手，还忙里偷闲写小说。对我都很厚，知道我穷困，总是想些办法关照我。1945年迎来抗战胜利，他们到天津（张是天津人），创办了《新生晚报》。可以算作互相利用，他们为我开辟了每周刊一次的专栏，先是名《周末闲谈》，以后改为《一夕话》。我有胡思乱想和乱说乱道的习惯，小报，地盘有限，写来不费力，而积少成多，变为稿酬，也就可以补贴一些日用。总有两年以上或三年吧，政局又大变，报纸不能办了，他们又不得不改行，外考虑环境，内考虑能力，决定并实行，在北京，与人合伙，开个大众书店；并作为书店事业的一部分，在天津办个《语文教学》月刊。对于语文，对于语文界的人士，他们生疏，又是互相利用，他们希望我多出主意，并在约稿、审稿方面给予帮助。月刊聘有几位编委，推想我是既有名又多有实的。我也就一如他们过去的编《中国公论》和《新生晚报》，凡是我能做的，就都担起来，劳而不怨。记得还应他们之约，去了几次天津。繁重的工作是在北京，主要是约稿，要各处跑；稿到手，有些要动笔；稿刊出，有些人还要登门送稿酬。总之，为他们这本《语文教学》，我费的时间和精力简直难以数计。而所得呢，不过是（写文换酬不计）编辑费每月三十元而已。但我不能辞其劳，因为：一、对于友人，能尽力总是以不推卸为是；二、如果没有这项收入，也许孩子上学，中午带的一块小米面丝糕都无着落，所以纵使疲于奔命，也就只好忍了。
上班之外的劳，还有个不疲于奔命的，是参与编《现代佛学》月刊。这件事也是说来话长。解放以后，北京成为政治中心，许多旧时代的名流陆续到北京来，其中有些是亲近佛教的，人总是难于放弃其所好，于是在信教自由的大帽子之下，就想到振兴佛教。如何振兴？容易想到的，也是容易做的，是印个定期出版的本本，让有兴致信受的人在上面吆喝几句。学新风，先要开会。记得第一次是在东单新开路陈铭枢家里，我因为编过《世间解》，周叔迦先生约我参加了。以后经过商讨、筹备，不很久，《现代佛学》月刊就问世了。编委不少，既有名又有实的，主编巨赞法师之外，我也辅助做些工作。其间巨赞法师曾南行，我就代主编。没有占用过多的时间，却有获得。其一是见到一些名流，如叶恭绰、李济深、唐生智、吴贻芳等。其二是也可以小有收入，即除了写稿得稿酬以外，每月还送编辑费二十元。二十，数目甚微，但在三反五反中挨整停发工资（详情以后谈）的时候，就力大可以救命。也就因为可以救命，这一项业余工作，我说不准算犯法不算犯法，内心一直忐忑不安，而终于藏在心里，未自我举报，直到1954年，中国佛教协会正式成立，月刊由协会接办，编委会解散为止。总之，现在回想，仍是伤哉贫也。
《流年碎影》 劳我以生（2）
语云，越渴越吃盐，就在这时期，我还经历了两次丧事。一次是1951年的5月29日，我到出版社不到四个月，我一生最亲近的通县师范同班同学梁政平因肺结核病死了。这位同学，我前面写过，比我小两岁，为人柔弱，加上内向，郁闷而少表现，小家庭一妻一女，虽比我负担轻却收入更少，穷困，还经历过失恋之痛，多因结一果，就成为日渐沉重之症。由20年代后期相识，我们一直亲如手足，他关心我胜过关心他自己，记得最后一面，我到东直门内去看他，他不提他自己的病，只是说：“你住在后海边，要常去水边转转，好身体比什么都重要。”他知道我身不由己，也许还担心传染，让我快些走，我们就这样永别了。重病的时候，他女儿来借过几次钱，我当然要尽力，实际只能是家里人再少吃几口，让给他。现在是他走了，其时还通行入棺土葬，我只得第一次向单位开口，借工资，给他买了贱价的棺木，算作送行。他是第二天清晨被送回昌平县马池口村茔地入土的，要经过鼓楼西大街我住房的后身，新社会，学习一个连一个，我自顾不暇，晨起，只能面对北墙，心里说一声：“平弟，安息吧！”
另一次是1952年的1月1日，父亲在故乡病故。1947年夏日土改，全家逃来北京，住将及两年，于1949年春回去，前面已经谈过。回去，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