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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革命开始以后吧，听说为被捕的历史问题，生活不能平安。记不清确切时候，也不记得听谁说，他作古了。人都不免于这样一场，但我有时想到他，总觉得未能听到他深谈理想与现实的种种，终归是个遗憾。
《流年碎影》 佟府旧迹（3）
还有几位，可谈的不多，想总而言之。一位是陈广濬，教化学的，超过一般的朴实正派。这样的性格显然难于适应新风，又不善于演戏，所以经常愁眉不展。我同情他，又能怎样？离开佟府以后，我们见过几面，后来就断了音信。是80年代吧，听说不很久以前作古了。另一位是孙念台，孙家鼐的后人，胖胖的。教物理，文史方面的知识也很丰富，记得我译完罗素的《哲学与政治》，还请他校阅过。他的大优点是通情达理，明是非，善于处事。他后来转到北京师范学院工作，任物理系主任吧，告退之后家居，有时还带来问候的盛意。还有一位是张午桥，教历史的，风度翩翩，好交，我们相处得不坏。我离开佟府以后，大家都身心少余裕，不记得曾见过面。是近一时期，先是通过学生李迎祥，我知道他还健在，后是通过电话，我们谈了不少今事和旧事。
再说女同事。女校，教师也是女的多，但这里想说的却不很多。第一位是刘大姐，名师蕴，也教国文。我呼为大姐是实事求是，因为年长于我至少六七岁。可是仍闺门待字。是独身主义吗？非也，在我还没离开佟府的时候，她找了个年过知命的大姐夫。我亲近她，是因为同于裴世五大哥，总是把我看做需要她照顾的小弟弟。我同她交往很多，愿意听她的教导。只是有一次，她约我到刘喜奎（是她姐姐的好友）家去喝茶，我沉吟一下，没去，以致失掉结识这位民初大红人的机会，至今想起来仍感到遗憾。再一位是张继恒，数学女教师张继毅的令妹，东北人。记得是教物理。人开明，敞快，至少是同合得来的，心口如一。由无话不谈的角度衡量，在佟府，站队，曹家琪是排头，她可以排第二。其时她还闺门待字，与孙念台来往比较多，于是由近而再近，更近，就与孙念台结为夫妇。推想是孙念台转往北京师范学院的时候，她夫唱妇随，也到那里去教物理，至今四十余年，就没有再见到她。再一位是陈琏，上面说到，是蒋介石左右手陈布雷的女儿。用今语说，是高干子弟，为什么不在南京优哉游哉而到北京一个中学来教书，真是想不明白，也不好问她。后来，即被捕以后，才大致可以推定，是道不同，所以各走各的路。她教历史，知识面广，也健谈，虽然貌不够上上，风度却潇洒而大方。我们合得来，总可以说是相知吧。她被捕以后，只听说解往南京送交她父亲陈布雷，以后就不再有她的音信。也是推想，道不同变为同是很难的，那么，她“侯门一入”，家中的空气也就不能平和了吧？其后不很久，陈布雷自杀了，原因除了“国”以外，是否还有“家”方面的？还有，这位陈琏女士到哪里去了呢？我怀念她，当然愿意知道，实况是至今还未能知道，圣训有云，“戒之在得”，也就罢了。再一位是艾碧珈，教音乐的。我们见面，只有微笑点头的关系，可是印象很深。原因来于她的体貌和风度，娇小玲珑，背个书包，远看近看都像个小姑娘。还性格温和，推想就是受到打骂也不会发脾气。佟府别后，我和她竟还有会面的机缘，一次两次，何时何地，都记不清了，总是我已趋向老、她也不再年轻的时候，很奇怪，远看近看，她竟仍是个小姑娘。再一位是方备，教体育的。我留有清晰的印象，原因不只一种。先以貌取人，她身材、面容都美。性格呢，温婉还要加上洒脱。我有时想，讲《诗经·关雎》的“窈窕淑女”，如果必须以例明之，就可以请方备女士上台亮相。也就因为多方面的优点具“备”，嫁个学术地位比她高的龚祥瑞。龚是在英国学政治的，据说是拉斯基的学生，回国以后先在南京、后在北京大学政治系任教。我不认识他，虽然也念过几本拉斯基的著作。大革命来了，喝过英国墨水，又在南京工作过，当然更要入牛棚，接受批斗。不记得听谁说，批龚，只一次，因为上场，自骂比他骂更入骨三分，再批，连通天的红卫英雄也感到无话可说。我听了不禁赞叹：“究竟是拉斯基，看透了政治；如果是高尔基，只迷恋文学，就不能应付了吧？”可惜其时我自顾不暇，又见不到方备，不能把这神来之意附耳告之。最后说一位是刘可兴，连教什么也忘记了。有清晰印象，是因为她体貌有特点。窈窕，楚王所好的细腰，还都可以说是不希奇，希奇的是腰部柔若无骨。这样，风度就表现为美，有魅力的美。静时如此，动时更是如此。是万象更新之后，为了表示皆大欢喜，人人都要下场扭秧歌。我从众下过场，有时也旁观，见都是生硬捍格，不好看，只有刘可兴，流利宛转，很美。问人，才知道她跟戴爱莲学过跳舞。是若干年之后，一次与通县师范同学刘佛谛面对，不知怎么就谈到刘可兴。原来他们在塘沽同过事，刘在那里也是以美出名，也许为了表现腰部的得天独奇吧，绰号美人前还加个蛇字。在佟府的女同事中，刘可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于今四十年过去了，希望她还健在，也总是古稀以上的人了。
也是四十年以上，我没有再走进佟府，旧的殿堂也退位，让与新了吧？至于府夹道的口外，我有时还经过，北望，变动很大，连熟悉的烤白薯炉也找不到了。
《流年碎影》 迎新
仍是在贝满女中任课时期的1949年，随着学校师生活动，参加两次在政治史上占重要地位的集会：一是2月3日的欢迎解放军入城，二是10月1日的庆祝建国大典。“人生七十古来稀”，有这样的亲历机会不容易，除非生在五代。至于心情如何就一言难尽。单说老百姓，孟子有如意的想法，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想法，明清之际的扬州人和嘉定人就不能同意。上升到士大夫，甲申之变，闯王入城，洪承畴、龚鼎孳之流，推想也会同于陈子龙或顾亭林，先疾首而后痛心的。但历史的车轮是不会如人所希望，不转或转向喋方的，所以对于变，人所能做的不过是希望真能够痛苦减少、快乐增加而已。
且说人们都是怀着这样的希望，甚至信心，参加这次活动。天不作美，由清晨就起了大风，很冷。我于八时赶到学校，师生列队，南行，到分配的地段东交民巷，站在街两旁恭候。记得等了很久，因为返校已经是下午。幸而我有准备，穿了厚皮衣，没有感到冷。大概到了接近中午吧，先是听见锣鼓响，接着远远望见，自西而东，解放军来了。为首的是一辆卡车，车上并排立着两个半身像，后面是几个人敲锣打鼓，声音洪大而嘈杂。车后是长长的队伍，也许还有秧歌队？好容易等来了，欢迎的人群有人带着，都摇旗喊口号。人像是都融化于狂热中。就这样，总有二三十分钟吧，队伍过去，空气才静下来。然后是原路回学校，风力不减，很饿很累。傍晚才回家，路上重温集会的印象，所见解放军都是灰土布棉衣，确是艰苦朴素；纪律也好，在街头走，几乎目不斜视。所感呢，也许多年来中了儒家中庸、道家无为的毒，对于狂热就感到陌生，甚至不能适应。这样的感觉还有个历史来源，过于远的且放过，单说近的清代，太平天国和义和团，都失之狂热太多而理智太少，而讲治平，真能治平，是只能靠理智，平心静气处理事务的。
闲话少说，为了文不离题，要跳过近八个月，说参加10月1日的建国大典。十一以前，为了庆祝，学校已经忙了两三天。到正日子，像是反而轻松许多，记得只是到天安门前，席地而坐，看升旗，听礼炮，听讲话。典礼开始不早，兼以时间不短，记得近晚才回家。与欢迎解放军入城相比，这是更大的大事，或如许多先进人物所宣扬，大喜事，因为这之后必是除旧布新，总的，国家，分的，个人，都蒸蒸日上。我当然也希望能这样，甚至相信很可能是这样。说“很可能”，不说“必然”，是因为头脑里盘踞着历史，而历史中的改朝换代多到数不清，改以后真就蒸蒸日上，坏都变为好，或说小民真就由水深火热变为平安幸福，是直到辛亥革命的变帝制为共和，也没有成为事实。不能实现，原因很多。主要想占有求享乐的，如隋炀帝之流可以不计，单说意在求好的，也未必就能够，从长远看，使坏变为好。只举近的两种情况为证。一种是善举，如入城之后不很久，有一天，雷厉风行，封闭了妓院，解放了妓女。这是除了极少数靠妓女血汗赚钱、用妓女肉取乐的坏蛋以外，没有不欢欣鼓舞、颂为德政的。我当然也是这样，而且确信不疑，从此就不会再有卖笑嫖娼之事。可是几十年过去，“小班”“茶室”之类的牌子没有恢复，而据说，土味儿变为洋味儿，名不很正的按摩室、KTV包房，名正的咖啡厅、饭店，也许还有其他花样，就仍是可以进行钱肉交易。以作战为喻，这是变阵地战为游击战，因为可以游，数量就更大了吧？更可怕的是想除之，就不像封闭妓院那样容易。如此悲观也不是无中生有，因为如果容易，就用不着隔些日子就高喊一次“扫黄”了。另一种情况是乱举，如入城之后的几年之后，想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提高社会的档次，先是风传，继而实行，城乡，都以群居的某一范围为单位，成立人民公社，各家的人不再自炊自食，而要吃公共食堂。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两个“公”，与一个或千千万万个“私”斗，依理，应该转瞬之间就看到胜利，可是很意外，来的竟不是胜利，而是很多人不再能吃饱饭。不管依照什么理论，很多人没有饭吃总不能说是好事吧？而不幸，这不能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