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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祸是虫灾，记得经历过三种。一种是蝗灾。现在还不明白怎么能够繁殖得那样快，一旦说有了就遮天盖地而来。可以想见，落在禾苗上，不用很大工夫就可以把叶子吃光。可怕，但除了驱赶之外又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杀，苦于法不责众。另一种是蝻灾。那是还不能飞的蝗虫，来得时间早。数目像是更多，几乎盖满地，跳上跳下，吃嫩苗。对付的办法是挖较深的沟，驱赶到里边，埋。可惜的是，挖沟而驱赶，只能一处一处来，而蝻的跳和吃则是多处并行。还有一种是粘虫灾。虫灰绿色，身长寸许，像是能分泌粘液，所以名粘虫。也是一说有就遍禾稼秆上都是，吃叶子，兼吃嫩茎。可怕之外，还要加上让人恶心。为了争夺粮食，也只好面对它想办法。是慢功，用小木棍摇动禾茎，使它落地，然后处死。以上几种是大虫灾，并不常见。常见的还有蚜虫、红蜘蛛等，我的印象，祖传的办法是少治而多忍，安于吃虎口余生那一些。显然，这就会影响生计。又要想办法对付，是俭。俭还不够吃，差少了可以忍，差多了就不得不逃荒。
现在想，我们家乡那一带，总是多得地利之助吧，比如与东南方向的宝坻县南部（我们家乡称为下边）比，就有明显的优越性。我们是旱涝都能够收一些，所以就可以困守家园，不逃荒；他们那里地势低洼，碰到雨水多的年头就颗粒不收，为了能够活下去，只好逃荒。这种悲惨的情况，我见过。大概是我十岁上下，下边又涝了，不少逃荒的人家往西北方向转移，从村里过。都是壮年男子挑着衣物，妇女老弱跟着走，沿街讨饭吃。其时人心里还是孔孟之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所以总能吃饱了，再往前走。有那么一家人，老弱多，愿意减轻负担，同我们家商量，想把个十一二岁的姑娘留下，在家里干点零活，给口饭吃，第二年春天他们再领回去。家里同意，于是这老宅里就添了个无亲无故的外来姑娘。她名叫错头，意思显然是，希望生个男的却来个女的。也许是环境使然吧，她性格近于抑郁，多沉默，像是总在看别人的脸色。母亲可怜她，万一与家里的孩子有什么争执，母亲总是斥责家里的孩子。我也可怜她，因为她是外来的女的，却不敢跟她接近。就这样，半年多过去，她家里人回乡途中又从村里过，带着她走了。她来，她走，像是都没有什么表情。我却觉得，她善良，心里应该有些想法，只是因为在天命和人事的压力下，顺受惯了，只好把一切苦痛和希冀都藏在心里。可以推想，以后她必还是那样，听命，嫁给什么人，然后是生儿育女，由壮而老，等等。还不免于逃荒吗？可惜是真如蓬飞萍转，一别就再也没有音信了。
还是说天灾，记得最清楚的是两次河水决口。第一次在皇清、民国易代之际，我三四岁，运河由西北方向的荒（？）庄（估计在青龙湾分支之南，河西务略北）处决口，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三十余里，水很快就流到村边。水仍在涨，村里人在我家以西不远处修了约一米高的堤坝。记得水涨到堤坝顶部以下约半尺就不再涨，以后并逐渐下降，所以我们的宅院未进水。田地，有少数地势高，未受涝灾，又因为家里有存粮，所以还能勉强温饱，平安度过了。
第二次在1924年7月，我十五岁，青龙湾由东方略偏北的大口哨决口。距我们村至多十里，所以能听到河水冲出河堤下泻的轰鸣声。水也是很快就流到村边。记得我还到村东南去看，水由河北屯镇南侧的旧河道西流，势头很猛，都是不一会儿就灌满，接着往前冲。可是与上一次决口相比，这次我们是在地势高处，所以水只是流到村边就停了，较高的田地也没受到影响。可是对于我的一生，这次决口的影响就大了。情况是这样：我在镇立小学蹲了七八年，总得想个新去路，听从长兄的主意，决定去投考通县师范。考期在7月，决定某日清晨起程，长兄和我二人往通县。头一天下午就准备好，记得带些替换衣服，只是一个不大的蓝布包。心里也在准备起程，可是就在这一天，太阳稍偏西，决口了，村外都是水，交通断了，往通县投考的计划只得作罢。这是机遇！显然，如果不决口，或晚一天决口，机遇就必致把我推上另一条路。还会是书呆子生活吗？大道多歧，走上另一条路，会遇见什么人并结伴前行呢？不知的地方会多容纳幻想，也就常常使我感到失落了什么。这件事有时还使我想到，人生的旅程不过就是受运命播弄的痕迹，而播弄总是假手于机遇，所以每一想到机遇，就很怕而又无可奈何。
天灾说了不少，语云，天灾人祸，还要说说人祸。我的想法，人祸可以分为两类，借用几何学的术语，面的和点的，或日常语，大范围的和零零碎碎的。这两类，还可以由性质方面分而别之，大范围，是由有统治权的那里来，如1966年夏秋之间的抄家之风便是；零零碎碎，如小至掏钱包、登门撬锁，大至车匪路霸、杀人放火都是。我们家乡穷困，又其时安分守己的民风力量还相当大，所以我幼年乡居的十几年，人祸，零零碎碎的，记忆中是一件也没有。大范围的也只有一次，大概是1928年初秋，奉军撤退，逃向山海关，队伍散乱，经过京东一带，一伙多则几百，少则几十或三三五五，带着武器，进村，要钱（其时还用银元），抢金银首饰。各家都紧闭街门，逃走，或藏在村内僻静地方，或到村外钻入庄稼地。恍惚记得后面还有追兵，逃兵不敢久留，只是半日就过去了。家里没有损失，但生命财产攸关，都吓得几天还惊魂不定。受害最重的是小学同班同学冯庄赵汉，藏在野外，被一大批逃兵抓住，说他是打死一名逃兵的凶手，用酷刑整治，带到大口哨，用几百元钱才赎回来。
《流年碎影》 灾祸（2）
可能就是以早年家乡的若干年生活为依据，多年以来，我总是更怕人祸，天塌砸众人，又本无恶意，一也；人祸花样更多，且常是不能以人力补救，二也。这判断显然是由己身的经历来，至于扩大，成为理，那就是另一回事。古语云，天道远，人道迩，远必难知。也确是难知，单说限于我们住的这个说大也可说小也可的球体之上，小动作，如地震，大动作，如桑田变沧海，何时，我们不知道。跳到球体之外，会不会由天外飞来个庞大的天体，冤家对了头，其结果自然不堪设想，我们也不知道。再往外跳，近祖辈，太阳系，远祖辈，银河系，乃至所谓宇宙，会不会变了脾气，来个真而大的天翻地覆，我们更不知道。总之，人生就是这样不保险。但只要还活着，我们就不得不为活着打算。心也只能由天外回到眼前的稿纸，接着写儿时的其他旧事。
《流年碎影》 节令（1）
许多老年人常说，当年盼过节，现在怕过节。怕，显然是不愿意老之将至，尤其老之已至。且说当年，盼，是因为爱热闹，爱百日之张以后的那个一日之弛，还有是可以开斋，吃点肚子会欢迎的。这当年包括相当长的一段，幼年在家乡那时候是早期，生活单调，又离老很远，所以就特别愿意过节。愿意是其中有乐，可惜是时乎时乎不再来，现在只能凭借可怜的点点记忆温习一下了。
最隆重的是年节，今曰春节。名者，实之宾也，那时候只有旧年而没有新年，年正统而不偏安，过，无论举动还是心情，就都与现在大不一样。总的说是花样多，人人都把它看做一件大事。大事要大办，其表现之一是时间长，差不多是由进腊月起，一直延续到正月过二十。腊月的第一个小节，或说小的活动，是初八的早晨吃腊八粥。粥用各种米、各种豆加枣煮成，虽然远没有北京旗下人那样丰盛、精致，由我们农村的孩子看，就是小改善了。农村有个流行的谚语，是“送信的腊八，要命的糖瓜”，本是形容欠债人的境遇的，进腊月将催促还债，越近年底催得越厉害，可是这前一句也无妨移用于一切人，尤其妇女。依惯例，衣食的做，要由妇女负责。过了年，男，衣履最好也能新；妇女和孩子，衣履必须新，还要外加美，如衣要镶边，鞋要绣花之类就是。其时还没有缝纫机，工作的繁重是可以想见的。还有食，也是依惯例，进正月，主食，如馒头、包子（豆馅）、年糕（或粘糕）、糜子面饽饽（也是豆馅）等，副食，主要是肉类，都要年前做出来，藏在院中的缸里（等于天然冰箱），所以就要先磨各种面，然后一锅一锅蒸。男人，除赶集购置之外，不像妇女那样忙。有少数例外，如冯庄有高跷会（正名为庆丰会），正月元宵节前要出会多次，扮演者就要在腊月苦练。这中间，腊月下旬二十三日还有个小节，祭灶。这一天下午，要用黍秸做成小车小马，晚上在堂屋灶台上设供品（木版印的灶王像都是贴在灶以上的墙上），记得有一碗清水，旁有一碟糖瓜（圆形的大麦糖），拈香祭后，灶王像，连同车马，拿到院内烧掉。据说这样一烧，灶王老爷就飞升，到玉皇大帝那里去汇报了。所报一定是家里的好事，因为吃了糖瓜，嘴必甜。也许是防备万一吧，灶王像旁还贴有联语，是“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横批是“好话多说”。真就说了好话吗？如果竟是这样，对于有权说好说坏的灶王老爷，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