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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当年我也有超过凡人之才，只是小露锋芒就编了一年《世间解》。”
得意忘形，并进而吹牛，是笑谈。还是转为说其二，正经的，这是借约稿的机会，得亲近许多贤哲的謦欬。人不少，都是师辈，学识，性格，各有各的独到之处，但有个共同点，是都近学问而远世俗，重义而轻利。学问，太专，不好讲，只说待人接物，如见面最多的顾随、熊十力、废名几位先生，都是古道热肠，面对片时，使人顿失鄙吝之心。我有时想，或常常想，人生一世，立身，外的多方面，如钱财、职位，甚至名声等等，都无妨低，内的心境却一定要高，即自信不同于俗。这种心境来于培养，读（好）书，笛卡尔所说“如与高尚的古人谈话”是重要的一途，亲近贤哲的謦欬也是重要的一途。由这个角度看，我编《世间解》一年，费力很多，其中一部分是奔走于诸位师辈之门，最后算总账，所受教益还是太多了。
其三，经过多次运动，保存的一份《世间解》却仍健在，有时翻开看看，也许“文章是自己的好”扩张为报刊也是自己的好，竟还是印象不坏。这自然是来于私见，认为嗅到的一种气，离学术近，离迷信远。迷信万端，举三种为例。一种可称为福报型，如《聊斋志异》一类书所写，某某供养观世音菩萨，遇灾难，就有观世音菩萨来救护。另一种可称为诵经型，比如宣扬所见所闻诸事物皆非实有，问何以知之，举证是《心经》有云，“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还有一种可称为玄想型，如日本铃木大拙讲参禅，说参就可以（己身）与外物合而为一，悟后的禅师长啸一声，可以震动乾坤就是。可以自慰，是《世间解》，世人视为一种佛学杂志，却没有这些。而所有，因为是平心静气治学，有时就真能够解决一些学术问题。也举个这次翻检碰到的例。是前几年，我不自量力，写了一本《禅外说禅》，其中引玄奘译本（有七种译本）《心经》，中间部分是这样标点的：
……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
一次遇见金克木先生，他是通梵文的，说依梵文本，“无智亦无得”后应该用逗号，其下的“以无所得故”后用句号。我当然信受，可是旧诵法根深蒂固，欲改而勇气还不够。碰巧这次翻看，第一期刊有慧清（韩镜清同学）试译的《西藏传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间是这样：
无苦，集，灭，道；无智，无得，亦无非得。舍利子！如是菩萨由无得故，即能依住般若波罗蜜多；
“以无所得”之意在“舍利子”之后，可见至少是西藏传本，“无智亦无得”后是点断的。如此这般就成为暂不能定。不能定有什么好？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此之谓也。
《流年碎影》 伤哉贫也（二）（1）
正是《世间解》第一期印成，我忙得无喘息之暇的时候，梦想不到，由家乡又飞来灾难，是土改，住在农村的家里人，父母以下，共九口，辗转逃到北京，要依靠我生活。依常情，先要问问情况。这里写，情况要追述得更远一些。还是20年代初，因为我父亲好赌，常常输不少钱，新进门的三婶母不能忍（三叔父忠厚懦弱），父亲和三叔父分了家，各分得住宅一所，田地五六十亩。父亲分东院，不久前买石家的，地基较宽，只有北正土房五间。为齐家，要添建东西厢房，改建北房（改土为砖瓦），我和长兄还在上学（兄师范，我小学），这都要花钱。又，人是很难改习性的，父亲就还要赌，还要输钱。这样，入一项（田地生产），出多项，自然就入不敷出，补偿之道，农民的祖传办法是缩小经营范围，卖田地，少养牲畜（兼大换小，如骡马换牛驴），少雇工或不雇工（农忙时可以雇临时工）。就这样延续到40年代，田地大概已经不足四十亩，牲畜只有牛一头，但因为没有强劳动力，还雇一个长工。
人世间，在还不知道有所谓相对论的时候，谈论贫富、高下等，也是由比较来。家乡的小石庄几乎没有富户，我们虽然家道中落，却没有落到缺衣少食，何况在乡里人的心目中曾经是富户。是1947年的春天或春夏之交吧，由村北方传来“新”闻，是新政治力量推行土地改革，平分财产，还打死一些地主，全家扫地出门。因为连若干代祖先算在内也是闻所未闻，都半信半疑。紧接着又传来同样的消息，而且地点逐渐移近，情况由泛泛变为具体。都不能不想到自己，心乱，思想也乱。一阵怕的心理占上风，就以为必在劫难逃，扫地出门，哪里去？还可能被打死？还是以赶紧逃为是。一阵又侥幸心理占上风，也许不至这样厉害吧？中心无主的结果是手足无措。又紧接着是地点更移近，情况更具体，是往北不远的某某村，打死谁谁，共几个，另一村打死谁谁，共几个。不容再犹疑，决定逃。没有细软，找出随身衣服，包几个包，准备必要时提起来就走。可是故土难离，总想再听听，就这样一迟疑，村子封闭了，各村口都加了岗哨。紧急情况使思虑成为单一，是如何能够走出村口。其时我妹妹也在，她不久前生个女孩，残疾，眼看不见，下肢也有毛病，急了，她决定牺牲这个孩子救老人，狠心把孩子按在水缸里。几分钟，孩子死了，说埋孩子，混出去几个（站岗的是村里人，推想是装糊涂，放出去）。过一会儿，我母亲带个孙女，也到村口，说埋孩子的还不回来，想去看看。站岗的人说：“去看看吧。”还有大一些的侄儿，跳后墙后钻入庄稼地，都逃出来了。我有个三姑母家的表妹，嫁在我们村南稍偏西五六里的侯庄子，出逃前约定在她家见面。其时是七月，地里庄稼多，都不敢走大路，穿庄稼地，如我母亲，缠脚，体不健，一定走了很久，但终于都到了表妹家。不敢停留，第二天由表妹家备车送到杨村，坐火车到了天津。天津亲友不少，住几天，听说南院二婶母未逃出，被打死，邻村薄庄我的小学老师薄鑫也被打死。家里动产都分了，一部分房屋也分给村里某某人。故土难离也终于不得不离，作长久之计，只好北上，投奔我（其时我长兄也离开香河县城，到北京闲居）。
对于无依无靠的一般相识，我也不能视而装作不见，况父母嫂侄等乎，只好毅然放在自己肩上。不幸是其时我的日子也不好过，忙多样事，物价飞涨，上一篇已经说过，新的又加一件，是妻病了，天天发低烧，浑身无力，闹不清原因，也想到医院检查，既无钱又无闲。家里老一（妻之母），中二（我们夫妇），幼四（长女九岁，幼女两岁），已经七口，骤然加了一倍多，怎么办？衣食住行四项，燃眉之急是住。农村睡炕，占一间屋靠窗的半面，加几个人没什么困难，都市改为睡床，一个萝卜一个坑，加一个人也要另想办法，何况九个！只好求亲友，借，租，疏散，其中有些可以兼做些家务活，挣饭吃。其次是食，就是只图果腹，也要花钱。为减少开销，求广化寺支援，他们磨玉米面的时候，送一些来。衣也不是小事，因为都是穿一身单衣，空手逃出来的，近，要添些替换衣服，远，没有夹衣可以对付，没有棉衣就难得过冬，总之也需要为数不少的钱。语云，病有工夫急有钱，妻病，只好卧床；逃来的人要衣食住，己力不足，不会偷盗抢劫，只好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相识中几乎没有富足的，只能各尽所能，集少成多。就这样，过些时候，中年以下的，有的到天津另找生路，我的负担逐渐减少，总有将近两年吧，这次的危难才度过去。情况是这样：土改，上方派来的人带来的暴风刮过去，死的死了（包括少数吓死的），分的分了，发号施令的人撤了，村里的秩序，以及绝大多数村民的思想和感情，又退回去不少，于是到1948年的后半或年尾，村里曾来人，半公半私，说家里人可以回去，照旧过日子。上面说过，故土难离，又因为局促在都市的小屋里，出门不能望见田野，入门不能亲近土炕，早就积累了想家之情，听到故居还可以住，就恨不得三步两步跑回去。但也知道，故居已经成为徒有四壁，去住，就不得不置备些日用之物。总之，又不能离开钱和精力，如此这般，记得挨到1949年初，二老以及在外面还不能自食其力的，都回家了。父亲为人直爽，母亲谦和温厚，在村里人缘都好，所以到家，没有什么大困难，又安居乐业了。但究竟是心里受了创伤，回去住了不到三年，父亲故去。又过了几年，大跃进，都吃不饱，就又外出，把家扔了。
这次家里人外逃的灾难给我的影响不小。多大呢？心，急，身，奔走、乞求，即使有打算盘之瘾，也必是算不清。可以算的还有两项：一项是欠了不少债，但数多少，何时还清，如何还清的，是早已说不清了；另一项是努力支持到1948年春，我终于累倒了，患了胸膜炎，住医院，详情留到下一篇说。
这次的灾难，正如各时代的许多灾难，也是由政治（谓行使政治力量，大至战争，小至查户口，等等）来。行使政治力量，普遍的性质是强制所统辖的人民干这个干那个。这个那个，绝大多数是仍旧贯的，所谓年年如此，虽然也不能躲开是非问题，但问题不大，因为仍旧贯的一般是不得不如此的，至少是人民习以为常、能够忍受的。新措施，尤其以运动形式强制执行的，就未必是这样，而是必面对是非问题。评定是非，在哲学上也是个大问题，因为评定要有标准，标准同样有是非问题。这是个无底洞，最好是不钻。不钻，游荡于洞口，或者可以称之为卑之无甚高论，是否仍旧会想到是非问题？确是曾经想到，因为这里是追述旧事，其时所想也是旧事，虽然未必能合于时宜，为了存真，似也无妨说说。
《流年碎影》 伤哉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