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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目中装有X光，因而隔着胸口能够洞见人心，虽然这人心中也有自己的心，读了仍是感到痛快。
我多次说，上大学时期，正赶上考古风刮得很猛的时候。考证是汉学，惯于在人皆认为不可疑的地方（古文献，传统信念）生疑，然后是考，无征不信。其实这方法就是科学方法，其精神也可以说是怀疑主义。只是与罗素相比，还嫌零碎，深度广度不够。所以读了罗素的著作，真如《桃花源记》所说，有“豁然开朗”的感受。豁然，都见到什么？只说距离最近并且个儿最大的，是史书本纪中所写，日报第一版所宣扬，什么圣王，什么领导，什么真理，什么主义，等等好听的名号和言辞，即使不好说是都意在骗人，总是与实况距离很远。显然，如此认识，其结果就很难成为信徒。所以几年以前，母校九十周年约我写纪念文章，我就写了《怀疑与信仰》，引培根“伟大的哲学始于怀疑，终于信仰”之后，说自己惭愧，只是始于怀疑，而未能终于信仰。这情况，实事求是，应该说，在母校时期只是发了芽，至于开花结果，则是念了罗素之后。如此开花结果，有什么好处吗？可以说有，是多年在多种虚妄的压力下，包围中，并没有“真”（装作信可以不算）受骗，上当。自然，不能成为信徒也会带来坏处，是不能如有些我熟识的人，只是因为信之后万岁声喊得响亮，就换来位、名、利的实惠，可以招摇过市。这样说，我是有些悔意吗？也不然，因为，依照罗素，人总应该信任自己的理性；或依照孔老夫子，“安则为之”。怀疑的所得还有个儿小的，数目多到数不清，有病不找气功师、想知道来日如何如何不给什么瞎子、什么铁嘴之类送钱之类皆是也。
薛知微（1838—1900），英国哲学家，出身于剑桥大学，后来在剑桥大学任教，主要讲伦理学。他治学不像罗素那样方面广，名气没有罗素那样大。著作也少得多，我知道的不超过十种。我买到的有五六种，都没有中文译本。我最初知道他，是因为读伯劳德（C．D．Broad）的《伦理学说的五种类型》（有1932年庆泽彭的中文译本，名《近代五大家伦理学》，商务印书馆出版）。伯氏是薛知微的弟子，著名的哲学家，介绍五位伦理学大家，第四位是康德，第五位就是薛知微。薛氏伦理学方面的著作，我买到的有两种：《伦理学之方法》和《伦理学史纲要》（记得原是《大英百科全书》第九版的一个条目，扩充［？］后单行）。重要的是前一种，1874年初版，我得到的一本是1922年第七版。书五百多页，总有四五十万字。称为方法，意思是在伦理学的领域内，我们想明白其中底蕴，应该怎样思索。他的弟子伯氏评介他的学说（也就是介绍这本书），也是着重他的思辨方法。这方法是：
不断地自己推演，讨论，提出驳论，予以答复，再又提出反驳。所有这些地方本身都是至可佩服的，深切证明了著者思想之精深和笃实。但是读他的书是很容易成为不耐烦的，极难把握得住他的理论的线索，一个人尝可以读了许多段节，止不住的赞美，而结局却甚至于记忆不了一点什么东西。……如果有人能够由兹文的介绍，而引起研究的兴趣，取《伦理学方法》而细读之，不至再感多大的困难，那便是本篇已经达到了一个很大的目的了。（庆氏译本114页、115页）
推想是先看了庆氏译本的介绍，我果然就对薛氏这本著作有了兴趣，而凑巧，于1940年5月就买到它。何时开始看，不记得了；读完的时间书末尾有记载，是1941年6月25日。与伯氏的估计相反，我慢慢读，并没有感到不耐烦。甚至相反，而是感到作者态度的清明和平和，因而越深入越有滋味。思路确是如他的高足所说，细密到无孔不入，这还不新奇，新奇的是像是没有孔的地方，他还是看到孔。比如他用大量的篇幅解说快乐主义（伦理学上的一种学说，认为所谓“善”的行为，是因为这种行为能够与人以快乐），先说快乐主义有心理学意义的，有伦理学意义的；然后分伦理学意义的为两种：利己的快乐主义和普遍的快乐主义。再然后是研讨每一种，都是由某一方面看，说有成立的理由，由另一方面看，认为还有理论的困难，等等。他的“方法”是分析、分析、再分析，面面俱到之后，像是他自己并没有主见，而所有的看法相加，就恰好是人类理性所能想的事物的总和。所以仔细读完这本大著之后，我的感觉，所得就不只是广博的伦理学方面的知识，而且是求真知的智慧，以及求真知的正确态度。
《流年碎影》 尊师重道（2）
说起这种求知的方法和态度，貌似温和，却不是无力的。记得书中分析穆勒的快乐主义，说穆勒承认这是个“量”的原则，但穆勒又承认快乐有价值高低之分，于是就引进“质”的原则，而容纳质，就不能不放弃量的原则。又如这本书有个附录，题目是《论康德的自由意志概念》，说康德用“自由”这个词，在不同的地方表现不同的两个概念，一个是理性的（人依照他的理性行动是自由的），一个是伦理的（人在善与恶之间有选择的自由），说“康德像是没有意识到这个分别”。我们知道，穆勒是逻辑学的大师，康德是辨析理性的大师，而用薛氏的分析方法一分析，就都不免露出小疵。当仁不让，我说句狂妄的话，读了这本书之后，尤其是多年之后，其中的细节几乎都忘光了，可是分析的方法和精神则没有放弃。也就因为心里还存有这个，自己治学，直到看世事，就考虑的方面比较多，可以少武断；同时推重清明和平和，对于昏气霸气，如分人为好坏两种，说好的连祖先三代都香，坏的应该都加冠，批倒批臭云云，就觉得正是站在分析方法的对面，以致荒诞到使人齿冷。
穆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曾当选为议员）。世人也称他为小穆勒，因为他父亲（J．Mill，1773—1836）也是大学者，大名人。哲学方面，他是著名的逻辑学家，著《逻辑系统》（有严复译本，名《穆勒名学》，不全），重点讲归纳法，成为逻辑方面的经典著作。他的世俗之名，主要是由政治理论和伦理理论方面来的。他是边沁功利主义（即薛知微说的普遍的快乐主义，其实不如依孟子，称为众乐主义）的信徒，著《政治经济学》《论自由（权）》（有严复译本，名《群己权界论》，不全）《功利主义》等书，宣扬群体的组织和措施，个人的立身和处世，都应该以功利主义为指针。离开哲学的玄想，我也是边沁的信徒，因而对穆勒的著作就有兴趣，阅市，碰到就买，单说英文原本，也集了五六种。读了，印象也是头脑清明而心地平和。在伦理学方面，他是个人主义者（善，快乐，幸福，都要体现在个人的感受上），因而在政治方面就必成为自由主义者（承认自由是幸福的必要条件，这自由同样包括己身以外的人的自由），就说是同声相应吧，听了他的议论，总觉得合乎事理人情，有说服力。
最使我不能忘记的是他作古前出版的一本书，《自传》。记得曾买到英文原本，不知是否还束之高阁。也买到周兆骏译本，名《穆勒自传》（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次记得清，是一个学生借去看，未还。手头没有书，只好乞援于可怜的记忆，或说模糊印象吧。其一是他幼年主要靠在家里读书，到十四岁，学会了希腊、拉丁、法、德几种外文，学通了哲学、科学、政治、经济等多种学问。他说他只是中才，只要学习得法，就也可以有成就。这使我有时想到我们的学校教育，总是惯于用多种框框拘束学生，而不容许自由发展，所以费时费力很多而成绩却少得可怜。其二是记他们父子在野外散步时的一次对话，父亲问他某报刊上有一篇文章，他是否看过，他说看过。父亲问他有什么意见。他反问父亲有什么意见，父亲说：“不要信我的，我的看法可能是错的。你要信你自己的。”看到此，想到我们的信条是“天下没有不是的君父”，真禁不住要放声大哭。但幸而余生也不晚，有机会读了穆勒，才能够在钦定的多种教条的围攻之下，我（至少在心中）还是信我自己的。围攻而不疑虑，所靠是理性的力量，依宋儒，天理为人所固有，但能发力则要靠明师，明师不少，而穆勒总是显著的一个。
弗洛伊德（1856—1939），奥国心理学家，医生，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我最初接触他，是读他的《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本，商务印书馆出版），时间不记得了，只记得其中讲潜意识，讲性本能，讲梦，都能挖掘到人性的深处，使我对于所谓万物之灵的人，能够有较深入较正确的认识。也就因为钦佩他的洞见人心的目光，阅市，遇见他著的书就买，他著的，或介绍他的，遇见就看。是50年代前期，我需要养的人多而收入少，不得不清理一部分书换柴米，碰巧有个单位收心理学方面的外文书，就把他著作的几种英译本，连同一些别的，让出去了。只有一种英译本，名《一种幻觉的将来》，一种中译本，名《精神分析引论新编》（译者及出版处所同引论），直到现在还立在书柜里。
精神分析是一门新兴的学问，根基不深，枝干就难免不稳固。譬如弗氏的大弟子容博士，就因为不同意乃师夸大性本能的说法，另立门户了。那么，我仍旧承认弗氏为明师，亦有说乎？说来话长，我早期“究天人之际”，也想明白人是怎么回事。东土（包括佛家的融入东土）的贤哲看人，大多是理想主义者，如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如佛家，承认人皆有佛性，所以保持自性清净就可以立地成佛。只有荀子唱点反调，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可是在另个地方，说“先王恶（ｗù）其乱也”，可见先王的性是不恶的，就又靠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