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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叮�21号（在街南，二房东姓蔡）院内北房东端的一间。这是民房，室内却有用具。进去只三五天吧，是7月8日的后半夜，院里人都被由西南方传来的繁密的枪声惊醒。到白日得到消息，是住在南苑的日军挑衅，攻打卢沟桥，我二十九军还击，冲突仍未平息云云。其后若干日，形势越来越紧张，通往保定的铁路断了，想到存于学校的那一点点财物，想托住在保定的一个亲戚取出来，写信，未能如愿，终于挨到9月下旬，得确信，保定陷落，育德中学毁于战火。存物一扫光，因为其时住在北京，只有随身的几件单衣，就成为天大的损失。说如天大，因为如存书，有些是新文学作品的初版本，就无论如何也补不上了。现在想，最大的损失还是由1928年暑后起近十年的日记的不再能见到，以致清晰明确、也许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身心活动都成为恍恍惚惚的影子。应该旷达吗？可惜有时还是舍不得，也就只能含泪默诵一次“逝者如斯夫”了。人间的事常常就是这样缠夹，就说保定的饭碗吧，如果收到的不是聘书而是解聘书，我同样可以写“保定一年”，而许多珍贵的旧迹却依旧可以在身边。这又是“天也”，与之相撞，人毕竟是太微弱了。
附记：学习史部“纪事本末”的写法，写天津和保定的一段生活，故意把有关男女离合的不少事迹剔出去。这是因为下面还有“婚事”一个题目，如此处理，求分之则两便也。刘雪梅录入
《流年碎影》 婚事（1）
《礼记·礼运》：“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是由“人生而有欲”方面看，吃吃喝喝与男女结合，地位是等同的。“生而有欲”是“天”，及至降到“人”的身上或手里，情况就变为一言难尽。在道人（用汉魏人的称谓）的心目中，两者都价值不高，如必欲去取，则所取是饮食而不是男女。常人或俗人就不同，两者都不能舍，可是表现为心情，常常是男女比饮食更急。可是心情的急又不愿意表现为言谈举止，这是说，都认为这是后台的事，不宜于推到前台。后台的事不好说，可是，又是人生而有之欲，就说是不美妙吧，却强烈而明显，是把己身的隐蔽起来之后，偏偏希望看看别人的。此描述什么什么星正恋、邪恋、结婚、离婚以及附带的欢笑、啼哭的妙文之所以能尽快刊出并换得高稿酬也。现在，我也写流年了，已经写到将及而立之年，仍是只见饮食而未见男女，推想有“索隐”之兴的诸公诸婆诸才子诸佳人早已等得大着其急了吧？为热心的读者，主要还是追述自己的昔日，不当不以真面目见人，决定标个专题写。但泄气的话要说在前头，这里准备的是家常便饭，您想吃本土的传奇加进口的浪漫主义，是注定要大失所望的。
叙事之前，想先说说我对婚事的看法。这看法来于对人生的一点领悟，可以分为高低或玄想和实际两个层次：高是可无，其理据是什么；低是应有，其情况是什么。先说高层次的。以“我执”为本位，我们可以问，或应该问：“不要男女，即无婚姻之事，难道就不可以吗？”有人认为不只可以，而且是“应该”。何以应该？一种理论是由辨析男女之欲的原因来，说我们所以有男女之欲，是因为天命（或说自然）限定我们要延续种族；而延续种族，我们并不知道也就更不能证明有什么宇宙论的或道德学的意义（个人的或全体的）。我们所能感受的只是这种欲给我们带来的拘束和压迫（到月下老人祠或娘娘庙烧香许愿就是好例），所以为了取得“万物皆备于我”的自由，我们应该不接受这样的拘束和压迫（如你要我传种，我偏偏不传种）。另一种理论（也可以说是兼实行），可以举佛家为代表。佛家看人生，多看到“苦”的一面。人生有多种苦，不假，有就想灭，至少是减轻。佛家自负为大雄，对于苦，是想以“道”灭之。灭之道是先求明苦因，他们找到一个力最大的是情欲。情欲由多种渠道来，其中一个最重大的是男女之欲，所以想灭苦，就要扔掉这种情欲。而这偏偏不容易，于是制戒，其中一个重大的是“淫”戒，对优婆塞和优婆夷宽容些，是只许正，不许邪，出了家则严格要求，不许男女，婚姻也就无立足之地了。以上两种想法都言之成理，后者并有人人都曾身受的事实为依据，借用禅宗的话说，我也参过。所得呢？知方面，高山仰止；至于降为行；就总感到山太高，而且陡，爬不上去。够不着的葡萄，不吃也罢，那就还是随俗，承认“男女居室，人之大伦”吧。
这就可以转为说那低层次的“应有”，即成年之后，也搞对象，幸而有成，结婚。世间的一切事物都可以分等级，婚姻也是这样，以当事者满意的程度为标准，我多年阅世加内省，认为可以分为四个等级：可意，可过，可忍，不可忍。先说可意，是当事者（当事者是两个，人各有见，所感未必一致，为了便于说明，只好假定一致；或者承认不一致，这里的立论仅适用于男本位或女本位）觉得与己结合之人正是自己想望的，所谓天赐良缘是也。如果只顾希望而不管事实，当然，世间所成之婚最好都是这样的。可是很遗憾，充斥于世间的偏偏是事实，与希望总是有或大或小的距离。说起来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因为至少在这方面，上帝并非全能全善，于是所生，姑且男本位一下，只看外貌，西施很少而东施很多，娶得西施，可意了，娶得东施呢？还有，人总是不能因情热而长时期迷乱的，比如说，一见倾心之时，成为眷属之前之后，感到可意，这“之后”延伸，一年，两年，以至十年二十年，人老珠黄，马勺难免碰锅沿，还能同样感到可意吗？所以我有时甚至想，正如理想之难于变为现实，婚姻的一种可意的级别，也许只存在于《白蛇传》《牡丹亭》一类书里。太悲观了，或者改为这样说：都长时期感到可意是可能的，却是不多见的。承认这种现实有好处，是高不成而低就，心里可以坦然，祖传秘方所谓知足常乐是也。再说可过。过是俗话说的过日子，可过就是可以在一起过日子。这种中间的程度可以由“不足”和“有利”两个方面来说明。不足容易说，世相语“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的后一半正好说明这种情况。但更有力的是另一面的有利，可以用心理的感受来形容，是一天的由日出到下一次日出，一年的由元旦到除夕，男本位，有她，女本位，有他，感到有多种方便甚至依靠，没有她或他，轻则感到不够热闹，重则感到诸多不便，甚至过不下去。这样的男女结合，如果心里还装着“可意”，是李笠翁的“退一步”。过于委屈了吗？眼睛只看理想，是这样；如果换为多看现实，应该承认，能够这样已经很不坏，因为，也是现实，是有不少人还要退一步，降为可忍。接着说可忍，是看外貌，察内心，以及日常生活的诸多琐细，总是感到不尽如意，可是睁一眼，闭一眼，想说，少说一句，也能对付过去，或有时想到根治，分，子女，房屋，居家杂事，种种牵扯，又，“故人从阁去”不难，还能“新人从门入”吗？千思万虑，还是忍了吧。语云，忍为高，人生一世，会遇见天灾，会遇见人祸，都忍了，男女之事只是更近一些，难道就不能忍吗？这情况会使我们想到数量，是可忍与可过相比，究竟哪一种多些？大概只有天知道。最后说不可忍，情况是继续合，很痛苦，只好分。合不来，追原因，如果枚举，无限。但可以综括为四类。其一是一方，甚至双方，想，或已决定，另筑新巢，合就成为不可忍，只好分。其二是道德修养方面有大分歧，比如一方是坚信人应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身体力行的，而另一方则以整人为乐，朝夕面对，不可忍，也就只好分。其三是政见有大分歧，比如在清朝末年，一方是帝党，主张变法，而另一方是后党，张口闭口老佛爷，必致话不投机，见面不愉快，就不如分，各走各的路。其四是生活习惯有大分歧。生活习惯包罗万象，有些放大，简直可以视为人生之道，古人说“道不同不相为谋”，离得太远，互不迁就，也就只能各走各的路。就我的观察所及，有的一对合不久而分，并不是有什么大分歧，而是为一件小事吵了架，一时气不能消，就分了。所以说生活习惯，也应该包括俗话说的“脾气秉性”，这看似小节，也会发展为不可忍，使婚姻破裂。
以上说看法是泛论。泛论有大用，是我将以它为眼，看己事，以它为笔，写己事。
《流年碎影》 婚事（2）
记得是80年代后期，我烦人刻一方图章，文曰“六代之民”，六代的第一代是大清帝国。我生于光绪三十四年戊申腊月，地道的满清遗民，又生在偏僻的农村，因而早年的生活不能不是乡村而且旧时代的。单说婚姻，我们那里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外加二早，订婚早和结婚早。估计是我三四岁的时候，我家隔一家的东邻有个姓石的男性，通称花四，他有个姐姐嫁村南六里侯庄子（属武清县）沈家，病故，沈姓又娶，他呼为续姐姐，生的次女行七，比我小一岁（实际是八个月），他认做外甥女，灵机一动，抽出红丝，就把她和我拴在一起。其后，仍从乡村习惯，于1926年冬天，新算法我和她都是十七岁，就把她娶来，成婚。其时我在通县师范念二年级，等于还没有接触新风，对于这样的婚事也就既说不上欢迎也说不上反对。沈是完全旧式的，缠脚，不识字。貌在中人偏下。但性格好，朴实温顺，以劳动、伺候人为天赋义务，寡言语，任劳任怨。母亲说她好，我也尊重她。旧时代早婚，一个务实的目的是家里添个劳动力，“男女居室，人之大伦”还在其次，所以只要外边能找到门路，总是把儿子送出去，求高升，儿媳留在家里做奴婢。这样，我到外面上学，只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