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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吧？”玄翁答曾学画。她进一步说：“我想跟您学画。”接着就到我们共住的地方来，成为玄翁的“入室”弟子。她已经离开学校，多闲，不能如旧时代闺秀之安坐室内绣花，就常跑来，坦白她的生涯和幻想，其中有出国、恋爱等等。像是想得很多，实现的很少。因为常见，对我也不坏，玄翁返晋南以后还来看过我几次。去者日以疏，渐渐，不来了，也许真就到国外了吧？祝愿她有不少的幻想能够成为现实。还是说玄翁，因为有个新规定，帮忙要是户口在北京的，他不是，不得不回山西。记得是1983年的3月中旬，他收拾行装，准备又出国门。我表示惜别，小礼是招待一顿酒饭，大礼是拼凑一首七律，题目是“玄翁将归晋南以戏语赠别”，诗云：
晚岁书林试滥竽，输君嘉遁出王都。讲章作嫁非真智（翁常谓我做选注工作乃为他人作嫁衣裳），匡雅传名信若愚（时翁奋力治《尔雅》）。胜业久参刘子骏（汉刘歆字子骏，精《左传》，翁亦然），清才应愧柳蘼芜（柳如是，号蘼芜，翁曾为我临其画，今尚存箧中。柳纤足，翁每有微辞，余曰，钱牧斋、陈寅老尚五体投地，况吾辈乎）。追思一事留余憾，未得寒宵听鬼狐（翁喜论道，无柳泉居士之雅兴）。
与玄翁在这间屋里共住近两年，得他的助益，除许多幅画（有不少是为友人求的）之外，还由他的介绍，印了一本《佛教与中国文学》，受他的激励，写了一本《禅外说禅》。
《流年碎影》 旧地新情（2）
玄常兄走了，这间屋由我一个人住。未派来新人，是出于惜老怜贫的厚意。老年人多喜静，一个人住有许多方便，此惜老也。我原来城里有住房，文化大革命中不得已而放弃，于今有了一间房，比如老伴进城干什么，就也有了下榻之地，此怜贫也。就这样，我在这间敞亮的屋里独自住了五年多一点，半方舟的这座楼也要现代化，或说经济化，两层变为三层，即将动工，我只好迁出去，当然仍有下榻之地，但不再是母校原有的。五年，时间不短，所经历，身，心，都不少，也可算作千头万绪吧，因而就写不胜写。幸而前些年写过一篇《府院留痕》（收入《负暄续话》），其中关于这方面，曾说了几句概括的话，为避难就易，抄在这里：
我没有孟老夫子四十不动心那样的修养，有时难免有些感慨，因为抚今思昔，恰好是半个世纪。在这间屋里一共住了七年，春风夏梦，可怀念的不少。但记得最清楚的还是面壁时的岑寂，见夕照，闻雁声，常有风动竹而以为故人来的怅惘。幸或不幸，总算都过去了。
现在想，只说到岑寂，还是轻描淡写了，因为分明记得还写过这样的诗：
感怀仍此室，闻道竟何方。有约思张范（张劭、范式为生死交，见《后汉书》），忘情愧老庄。欲问星明夜，摇红泪几行（摇红，烛也）。
依中国文学的传统，蜡烛垂泪是替人的，则心之所经就不只是岑寂了吧？也是总算都过去了。
如果迁入工字楼的这间屋也计数，算作一迁，我在母校第二院的居住史就可以上比孟母，共迁了三次。二迁是迁到招待所；在新建的三号家属宿舍楼西部一半的地下室。招待所有南北两个门，进西端的南门，下台阶，右拐右手（向南）第一间房就是我住的。面积小多了，但保持原状，仍支两个床，我睡西面的一个，东面一个可以放些东西。我是1988年4月7日迁入的，住到1990年4月17日，共是两年多一点。招待所是旅店性质，语云，官不修衙，客不修店，人同此心，我也就没有结庐安居的感觉。
还是1989年的初夏，社最北部东西一个长条的五号楼（两层，下为家属宿舍，上为办公室）楼上有空屋，曾建议我迁过去，我谢绝了，因为这座楼屋顶不能隔热，夏天室内温度太高，难得入睡。到1990年春季，不知什么人想的高招，楼顶加个大块空心砖的砖棚，推想可以隔热，我于4月18日迁过去。房为筒子形，南北对面两排，我的一间在南面，编号为221，在楼的中间偏西，估计地点相当于原公主楼的东端。室宽大，缺点是窗外不远就是五层的四号家属宿舍楼，阳光几乎永远不来“光”顾。这关系不大，因为大白天，我总是在办公楼的办公室里活动。三迁到这里，我有了陶渊明“结庐在人境”的安心之感，于是模仿帝王，得天下要制礼作乐，除由工字楼带来一个大而旧的书桌以外，又由社里借个书柜，还有公家赠送的一个小木柜，可以安置书和其他长物了。计住到今日已是六年有余，室内由原来的空荡荡变为桌上，柜内，以及那个空床位之上，都不再有隙地。俗语说，破家值万贯，物多也影响心情，是有时安坐室内，客至，宾主就都觉得是个家了。由1995年9月起，我不再有编审公家书稿的任务，因而走入这个家就由经常变为偶尔。形势是我不能不扔掉这个家；或者升级，由于健康的情况，总会有一天，我走出这旧府院之门，含泪回顾，与母校告别吧？还是舍远取近，只说这个家，也是春风夏梦，有说不尽的悲喜。难尽，但也未尝不可以因小见大，那是所写的《案头清供》（收入《负暄三话》，下一篇同），供是供在这间房里，所写的《剥啄声》，轻敲之门也是出入这间房的那一个。
《流年碎影》 又一家乡（1）
我出生地的家乡，小村中一个院落的故居，40年代后期土改，动产净尽，房屋分出一部分，50年代后期大跃进，吃饭困难，家里人都外出，各找各的生路，房屋空闲，用作生产队的办公存物处，1976年唐山地震，房屋全部倒塌，砖瓦木料由大队运走，地基改为通路，这故居就由败落化为空无。我自20年代中期外出，外面有住处，可是万一富而且贵，想行古人之道，“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就会有无家可归的处境，也总是个遗憾吧。幸而我没有富而且贵，这遗憾也就可以化为空无。但花花世界，未来之事移到眼前，常常有出人意料的。是1986年的夏秋之际，一个不认识的女士，由一个认识的女士介绍，到我的办公室来访问，目的是了解一些旧事。她自我介绍，说到籍贯是香河县，我的心一震，因为，就算作封建思想吧，她是由本乡本土来的，只是听到乡音也感到亲切。她姓王，职业是教师，兴趣是写作，而且在县里已经有些名气，常常参与县政协的一些活动，也就与县里的上层人士多有交往。她喜爱文学，看到我的拙作《负暄琐话》以及编的几本书，认为可以算作香河县的荣誉，到县里，有机会就吹嘘。于是渐渐，县里的有些人就知道有我这样一个老朽在北京，说香河，道香河，是可以提一提的。
依照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理论，知要化为行，于是县政协的头面人物就有接我到故土看看之议。议后要执行，于是择吉，于1987年3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来车，接我到已经没有城的县城去。这是解放后的第一次去，住了四夜才回北京。时间不短，事情不少，只说说值得记下来的。吃了香河的名产肉饼，不只一次。到那里的次日，乘汽车西行几里，先看自西而东，由县城以北流过的潮白河，河身仍有昔年风韵，只是水已不多。然后大致是沿着运河的东岸南行，至一地名红庙，估计是在河西务以北不远，看运河支流青龙湾由运河分出的情况。青龙湾由运河分出后向东偏南流入七里海，我的家乡在青龙湾南十里，我幼年在家乡受河决口之灾共两次，先是运河，后是青龙湾，所以看这两条河水的分合之点，心里就不免萌生忆旧之情。只是可惜，这分合之点并不分明，远望只是一片黄沙。看景物，路上忙里偷闲，曾到一个村庄名七百户的看一个朋友，因精神患病扔掉律师职业，多年家居的李朝瑞。找到他的家宅，未能见到人，因为已经于几年前往生净土。也许因为发现我多有怀旧之情吧，东道主说有时间，有车，可以南行，过青龙湾，到老家看看。我感激他们的好意，但谢绝了，因为一，亲友太多，我没有都看看的时间和精力；二，坐汽车还乡，有炫耀之嫌，则万万不可也。东道主还说了个更值得感激的意见，是生于香河县，虽然我的老家于50年代划归武清县，我应该不忘故国，仍说是香河县人，恰好老家已经没有住处，那就欢迎我到县城住，把县城看做家。这个意见，我欣然接受，因为写籍贯，改为说是武清县，总觉得很别扭。
香河县城大致方方正正，周围有四华里吧，不大，城内由东门到西门一条线，由南门到北门一条线，交叉为“十”字，把城内的地盘分为四块，靠东南的一块名东南后（不知何以名为前后的“后”），西南的一块名西南后，其余两块同。我下榻于县政协，在东南后，与东街平行而紧邻的一条街路北。有闲，可自由活动，当然要到各处，尤其昔日有印象的各处看看。最可惜的是那个完整的砖城，拆了，连痕迹都没留下。连带东门以北城墙上那个魁星楼，当然也没有了。城中心有个两层的观音阁（当地土音称为ɡǎo），也不见了。我当年到县城，大多住在西街路北我长兄工作地点的县立小学，小学的建筑变了，其东邻的县政府迁了，再东邻文庙，大成殿未毁，改为文化馆的什么室。还有两处不见经传的，一处是小学对面一个卖烫面饺的小铺，因为做烫面饺的是个头发少的姑娘，通称秃丫头烫面饺，味道很美，找而不见了；另一处是北门内路东，上小学时期到县里开观摩会住过的客店，我的一篇拙作《起火老店》（收入《负暄续话》）曾提到它，也无影无踪了，都禁不住兴起逝者如斯之叹。
这还乡的开卷第一回是个大举，住了四天之多，认识不少人，主要是县政协的，上至正副主席，下至普通职员以至看门的老王。香河县城离北京几十公里，他们不断来北京办事，也就常到我这里来。所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