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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不很大，墙却高而厚。砖很大，一块重五十斤，上面大多有字，是江西等地造的。我们去运砖，是先拆城墙后装车。记得总是拆近东北角的北面。城里都是空地，靠南部中间有大殿的遗址，还可以拾到残破的琉璃瓦片。我忙里偷闲，曾到城的南门看看，门洞高大，竟多到五个。门洞内的墙基石向外一面都有雕花，可见是当做都城建造的。都城有始无终，但既已有始，在明朝如何利用呢？忽然想到，明朝宗室犯罪，常发配凤阳禁闭于高墙之内，所谓高墙是否就指这个城？如果竟是这样，则这个小城之内，残砖剩瓦之间，也会有不少血泪吧？中都遗迹之外，还有个皇陵，在城南二十里。葬的是朱元璋的父母，有不少人去看了，说规模不小，有石人石马，大多被大革命革得倒地或身首异处。因为距离远，难得忙里偷闲，我未能去看。
也是因为乘卡车运物，曾南行数十里，到红心铺一次。据说已经出凤阳县界，入定远县境。“铺”的本义是驿站，可见昔年都在交通干线上。红心铺的规模像是还超过总铺，记得逛商店，我还买了一条线织的腰带。定远县，我熟悉其名，是因为京剧有个重老生唱工的剧目名《奇冤报》或《乌盆记》，事情就是在定远县发生的。
以下可以重点说“铺”，有总铺和黄泥铺。由驻地三合输西北行往凤阳，三里过黄泥铺，二十里过总铺。就级别说，总铺高一级，占地大，商店多些。单说与我们的生活有关系的，比如家里寄来包裹，要到总铺邮局去取，寄也同样。你讲究，想全身去污，也要到总铺，因为那里有浴室，黄泥铺没有。幸而在这件事上我有大智慧，是入夜上床之前，用温湿毛巾由全身皮肤过一遍，必取得“苟日新，日日新”的善果，就可以避免往返奔波四十里。但有取或寄包裹之事，就欲省力而不可得了。记得至少去过两三次，当然只能步行，总铺无可恋，路上无可看，甚至二十余年之后的现在，对不起，一定要用情语作结，也只能写四个大字，曰“不堪回首”。
再说近邻也就关系最密切的黄泥铺，我们经常去，次数多少也就说不清了。往黄泥铺，性质可以用晋惠帝的分类法，大别为公私两类：公是奉命用手推车到那里拉点什么，一般是两个人去；私是休假的时候（或半天或整天）到那里办点私事，如发信、买点零碎用物之类，可以独来独往，但以结伴时为多。办私事，除了出入商店的自由之外，还可以兼享游历的自由。就是用于推车拉物，路上也可以望远看近，谈几句闲话，得有如住牢房放风片时之乐。所以住干校近两年，如果鸡蛋里挑骨头，一定要说也有一点点乐的成分，那就只能抬出黄泥铺，恭而维之。但恭维，举事例也难。只是一条不长的街，两旁的房子平常而近于破。商店不多，店内货物贫乏；尤其所谓“饭店”（像是只有一家），饭菜贫乏之外还要加上劣，所以也就没尝过。街北端有厕所，邻近两个，以柴草为墙，门外不标男女，有一次，我不得不入内，出来，不远处有个中年妇女，告诉我走错了，态度温和，未疑为流氓，学习灶王老爷，“上天言好事”，恭维黄泥铺，不当忘了这一件，——也许竟举不出第二件。不过仍可以因事见理，是大苦也不无优点，此优点为，连小苦也成为值得欢迎的。
最后说说与人关系更近的一种地貌，平民的住房。都是“黄土筑墙茅盖屋”，条件不能钢筋水泥，只好这样，不奇怪；奇怪的是窗过小，只是方一尺多的小方洞。室内自然无光，妇女做针线活都是坐在门外。何以要这样呢？没问过当地人，所以至今还是不明白。位焕霞录入
《流年碎影》 劳动种种（1）
上干校，名义是学习，目的是改造思想。办法主要是劳动，外加一些读红书；对其中的一些人，读红书之外还要加一些批判或批斗。接受批判或批斗，非自愿也；根据好逸恶劳的人性论，轻如斯文扫地，重如上山采石，亦非自愿也。这就引来一个问题，用这样的办法，能够收到改造思想的实效吗？思想，目不能见，手不能触，泛论，说能，说不能，都难于举出确凿的证据。求确凿，只能缩小范围，不管他人，只问自己。我问过自己，答案是两个：一轻，是只能改造语言，即作伪，“说”好听的；一重，是受压，心不能服，思想更加转不过来。深说，还不只转不过来。恕我也来一次个人迷信，昔年不自菲薄，念了些方法论（包括知识论和逻辑）方面的书，深知分辨实虚、对错、是非、好坏等，并不像设想的那样容易。而想自己能活，别人也能活，又离不开对错、是非等的分辨，怎么办？办法是既尊重自己的理性，又尊重别人的理性；一时不能取得一致，知方面可以存疑，行方面可以从多数。总的精神是理性至上，表现为思想活动是自由加容忍。改造思想的办法则正好相反，是对错、是非等由至上的一个人定，推测其下的千千万万人都未能“正确”，所以要改造。且不管人有没有能力扔掉自己的理性，吸收一种非己心之所生的，单说求对错、是非之类，走这种定于一尊的路，一，得真或近真的对错和是非，可能吗？二，有没有错误的危险？理和事都可以证明，是很难求得对和是，却非常容易错。因此我有时想，如果世间有改造思想的存身之地，并且有需要改造思想的情境，首先需要改造思想的正是强迫别人改造思想的人。显然，这只是空想，因为强迫改造与接受改造的分别，其来源是权和力的有无，在这种地方，无理可讲，你无权无力，就只能听命，接受改造。
我之南行入干校，情况正是这样，讲理，我不信别人有改造我的思想的权利，甚至资格；但事实是不许讲理，如何做由权和力决定，我无权和力，就只能沉默，俯首接受改造。严格说，接受的不是改造，是命令，即让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呢？主要是劳动。说起劳动，想再妄言几句。用劳动办法以求改造思想，就我的孤陋寡闻所知，是“日光之下”的新事。早的儒家，对己，说“学而时习之”，对人，说“教之”，推想仍是以读书为主。次早的佛家，态度就更加明朗，如天台宗，修止观，禅宗，参话头，都要静，一般是坐在蒲团上想，不是斯文扫地或上山采石。干校不用古法，自创新法，我颇疑乃受启发于某洋鬼子（惜我忘其名），记得他曾说：“求人从速屈服，与其给他幸福，无宁给他痛苦。”长时期以来我们的堂上一呼，堂下百诺，这诺，有多少是从改造思想的成效来，有多少是从“给他痛苦”的成效来，自然只有天知道，但想想，只求个不完全糊里糊涂，总是应该的吧？
显然，这是后话，至于在当时，就只能看脸色，听命令，以求保持这“天命之谓性”，能活下去。命令是干这个干那个，即多种劳动。以下先泛论劳动。几百人，到这略优于不毛之地的处所来，小事，要吃，要住，要活动，大事，要实现“小楼连苑”，亩产万斤，人人脑筋变红，住在《阿弥陀经》式的极乐世界，这样的幻想，当然就不得不动手动脚，即所谓建设。建设就不能不劳动，还要大规模的，如斯文扫地之类就排不上号。正面说，劳动可分为三大类，基建、农业和后勤。基建，即建筑砖墙瓦顶的住房（包括猪的住房），以及挖沟渠、修路等都是。农业，原有些葡萄园，要扩大，品种兼南北，如既种冬小麦，又种水稻。后勤更杂，吃的用的，都要运来，以及生米做成熟饭之类皆是也。种类杂，劳动就不能不多而且重，以下择与自己有关的说说。两种写法。一种最理想，用旧语说是流水账式，用新语说是录像式，称为最理想，是因为其成就会超过小说家描画的《黑奴吁天录》。但任何理想都会有不实际的一面，这样的流水账，即使没有“疏而不漏”的困难，写成，必没有人有耐心看。所以只能用第二种写法，触及一点点在心中有较明晰影像的。
影像最明晰的是“重”劳动，有的重到几乎非己力之所能及，不得不尽全力挣扎，结果就带来大苦。这一大宗是参加基建，充当小工。当小工，推想原因是一，自己没有砌墙之类的技术；二，工有高低，自己是下等人，只能干伺候大工的活。但小和低与活的轻重没有必然联系，正面说，小工的活，如挖地基、夯地、和泥和灰、运砖瓦等，都是很重的，重就带来苦。还有心情的不以为然，是推想，甚至确知，近观，必不能“小楼连苑”（因质量不佳），远看，有南口的花果山幻想为前车，也许不很久就降了温，都扔掉（幸或不幸而言中，至多维持三四年吧，都扔了），不以为然要装作以为然，也带来一些苦。基建之外，重劳动还很多，只说两种。一种是初夏的收麦，记得三时起床，劳动至六时吃早饭，管饱，有一天曾计数，是未费力就吃了九两（粮票）。再一种是乘卡车往大红山，先采后装运建筑用的石块。登山，找、凿、集近于立方的石块，不容易；有的块头大，五六十斤以上，搬到车上也不容易。这个采石运石的劳动，我参加的次数不少，受的苦自然也不少，现在回顾还不免于有些后怕。
有些活同样重或稍轻，可是脏，受命去干，还会有劳之外的苦。举两种为例。一种是长时间的，积肥。记得干过不少天，是把猪圈里混合尿的粪先淘到圈外，然后抬到另外的地方。抬要两个人，另一个经常是吴伯箫。吴是由延安经过东北来的文人干部，到出版社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领导语文室的工作，是我的上司；已经印过文集，记得所写《记一辆纺车》还入了语文课本。他位高，并有名，可是干校的熔炉有优越性，优越性之一是有的地方真消灭了阶级，即如他和我到积肥之场就平了等。他身体不坏，且有飞将军身先士卒的精神，淘，抬，都抢先干。我们还忙里偷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