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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恨他们。”他的视线掠过卓娅，目光冷酷，下颌微微地动了动，样子十分难看。“这是一些残忍的野兽，是专靠牺牲别人过活的寄生虫。我国大事宣传了30年，说他们得到了重新改造，说他们是我们的‘社会近亲’，可他们所奉行的原则是：如果你还没被…值时他们所有的是骂人的话，而且极其难听，大致是这么个意思：如果还没打你，那你就老老实实地坐着，会轮到你的；如果是扒旁人的衣服，不是扒你的，那你就乖乖地坐着，会轮到你的。倒在地上的人，他们也要去踩，以此为乐，还厚颜无耻地用罗曼蒂克式的外套伪装起来，而我们却帮他们制造神话，甚至让他们的这些歌曲在银幕上一唱再唱。”
“制造什么神话？”卓娅望着他，仿佛请求原谅什么错误似的。
“这——100年也说不完。好吧，要是您愿意，我就说一个给您听听。”此时他俩并排站在窗前。与自己的谈话毫无联系，奥列格不由分说地握住卓娅的臂肘，像开导小妹妹似地说。“盗贼们总是以义侠大盗自居，吹嘘他们不打劫穷人，不碰囚犯的圣杖——就是说，不抢狱中的基本口粮，而只是剥夺其余的东西。可是1947年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一座递解犯人的监狱里，我们一间牢房里连一只海狸也没有——就是说，从任何人手中都没有什么可抢的。盗贼几乎占牢房人数的一半。他们饿得受不了了，于是就把所有的食糖、面包占为己有。而牢房里的人员组成相当有意思：一半是‘恶狠’，一半是日本人，而俄罗斯人只有我们两个政治犯——我，还有一位是著名的极地飞行员，北冰洋上的岛屿至今还以他的名字命名，而他本人却在坐牢。‘恶狠’们丧心病狂地把日本人和我们3天的吃食全部抢去，一点也不留下。于是日本人商量好了（他们的话反正听不懂），夜里悄没声儿地爬起来，拆下板铺的木板，一边喊‘班宰！’，一边扑向‘恶狠’猛打！他们把这些强盗揍得多狠啊！真值得一看！”
“你们也挨打了吗？”
“干吗打我们？我们又没抢他们的面包。那天夜里我们保持中立，但心里在为日本人助威。第二天早晨，局面就恢复正常了：面包也好，食糖也好，我们又得到了规定的一份。可是你瞧监狱当局采取了什么措施？他们把日本人从我们牢房抽走一半，而把没挨过揍的‘恶狠’塞进来增援。这么一来，‘恶狼’们又揍日本人，因为他们在人数上占优势，又有刀子——他们什么都有。他们打得十分残酷，往死里打。我和那位飞行员实在忍不住了，便站在日本人一边。”
“反对俄罗斯人？”
奥列格把手从单妞的臂肘上移开，直了直腰。他轻轻摆了摆下颌：
“我不认为盗贼是俄罗斯人。”
奥列格抬起一只手，用指头摸了一下从下巴顺着腮颊的下缘延伸到脖子上的疤痕，仿佛要把它抹去：
“就在那里，我也被砍了一刀。”
第十三章 幽灵也—一归来
从星期六到星期日早晨，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肿瘤还是一点也没有消退，一点也没有软化。他还没有起床就明白了这一点。一大早，他就被乌兹别克老头吵醒了，那老头从天朦亮的时候就开始咳嗽，整个早晨都冲着他的耳朵咳个不停，真叫他心烦。
窗外已经露白了，阴晦无风的一天已经开始，同昨天、前天一样，只会增添更多的愁闷。那个哈萨克牧民一清早就盘着腿茫然地坐在床上，活像个树墩。今天不会有医生来巡诊，也没有人会被叫去照爱克斯光或包扎换药，所以，他大概直到天黑都能这样坐下去。老是让人感到不安的叶夫列姆又在埋头读托尔斯泰那抚慰灵魂的书；偶尔起来在通道上徘徊，震得病床发颤，但总算还好，没再缠着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也没跟别的人抬杠。
啃骨者出去了以后，病房里就一整天没有他的人影。地质学家——那个很有教养、给人好感的青年，在读自己的那本地质学，不妨碍任何人。病房里其余的人，都安安分分。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由于妻子要来看他，心里感到宽慰。当然，妻子不可能给他任何具体的帮助，但至少可以向她诉诉苦：他是多么难受；打针没有一点效果；病房里都有些什么样令人可惜的人。听她说几句同情的话，心里也会轻松些。还可以让她带来书来看看，带本令人振奋的现代书来。再就是要她把钢笔带来，免得像昨天那样出洋相，跟一个小青年借铅笔记药方。对了，最主要的是嘱咐她烨树菌子的事。
归根结底，并非完全无路可走，药物治疗不起作用，还有其他的方法。最重要的是，保持乐观主义精神。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对这里的环境也在渐渐地适应。早饭后，他继续看昨天的报纸，把上面登载的兹韦列夫那篇预算报告的结尾部分看完了。恰好，今天的报纸也及时送到。焦姆卡收下了报纸，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让焦姆卡把报纸先递给他，于是他立刻满意地读到孟戴斯一弗朗斯政府垮台的消息。雕叫你颁布绞刑！谁叫你把巴黎协定强加于人！）他准备回头再读自己所注意到的爱伦堡的一篇长文章，此刻先读另一篇文章，内容是贯彻执行一月中央全会关于大大提高畜牧业产品生产的决议。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就这样消磨时间，直至女护理员通知说他的妻子来了。一般说来，卧床病人的亲属是允许进入病房探望的，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此时没有精力去证明自己属于卧床病人，况且他自己也觉得，还是离开这些没精打采、垂头丧气的人到穿堂间里去比较自由些。于是鲁萨诺夫用绒围巾把脖子围上，到楼下去了。
并不是每个人对妻子都像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对卡色那样，在只差一年就是银婚纪念的时候，依然一往情深。的确，对他来说，一生中没有比卡色更亲近的人了，没有任何人能像她那样善于同他共享成功的喜悦和分担不幸的忧愁。卡色是个十分能干的聪明女人，又是忠实的伴侣（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经常在朋友们面前夸赞说：“她的头脑相当于一个村苏维埃”。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从来没产生过对她不忠的邪念，她也没有不忠于他的行为。据说，随着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丈夫就会渐渐羞于提及自己青年时代的伴侣，这完全是胡说。他们今天的社会地位，与结婚时的水平相比，已是大大地提高了（当年她是通心粉厂的一名女工，最初跟他一起在那里的和面车间工作，但结婚之前鲁萨诺夫就被提拔到厂工会委员会里工作，管过安全生产，曾被派去加强商业企业部门共青团方面的工作，还当过一年厂办九年制学校的校长），但在这段时间里，夫妻俩的感情没有发生裂痕，也没有由于地位的改变而瞧不起人。过节的时候，几杯酒下肚以后，如果在座的都是普通客人，鲁萨诺夫夫妇还喜欢回忆自己在工厂里工作的往事，喜欢尽情地唱《艰难的岁月》和《我们的红骑兵，来，我们把自己唱一唱》。
现在，体胖的卡芭，连同她的双重褐狐色皮大衣、大小跟公文包相仿的手提包以及装满了食品的购物袋，在穿堂间最暖和的一个角落里的长椅上足足占去了3个人坐的地方。她站了起来，用柔软而温暖的嘴唇吻了吻丈夫，让他坐在自己那翻开的皮大衣的下摆上，使他感到暖和些。
“这里有一封信，”她牵动了一下嘴角说道，根据这一熟悉的动作，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立刻断定，这是一封不愉快的信。在各个方面卡色都是一个深明事理和头脑冷静的人，可就是始终摆脱不了这种女人的习气：凡是得到什么消息，不管是好是坏，肚子里总是藏不住，一迈进门坎就会让它冒出来。
“那好吧，”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有点生气了，“索性把我整死好了！整吧，既然这比什么都重要。”
但是，让话冒出来以后，卡色心里就有所解脱，能够像正常人那样说话了。
“不，没什么，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她有点后悔了。“赌，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帕西克？打针的情况，我都知道了，因为星期五我给护士长打过电话，昨天上午也打过。要是有什么不好的反应，我早就赶来了。但我听说情况非常好，是吗？”
“打针的情况倒是很好，”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肯定了这一点，他对自己的坚强表示满意。“可这里的环境，卡芭…真够呛！”于是，这里的种种令人灰心丧气和有苦难言的事情，从叶夫列姆和啃骨者起，一齐涌上心头，他不知道该从哪一件事开始诉苦为好，结果却痛心地说：‘哪怕能用上个单人厕所也好！这里的厕所成什么样子！隔也不隔开！谁都看得见谁。”
（在工作单位里，鲁萨诺夫总是到另外一层楼去上厕所，那地方不是大家都可以去的。）
卡色理解他的心情是多么不好，需要吐一吐怨气，所以不打断他的倾诉，反而一次次引导他说下去，直到他渐渐把满腹的怨气都倾吐出来，提出那个得不到回答而又无可奈何的问题：“给医生们发工资是为了什么？”卡芭详细问他打针过程中和打针以后的自我感觉，问他对肿瘤有什么感觉，并且解开他的围巾看了看，甚至还说，在她看来，肿瘤稍稍变得小了一点。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知道，肿瘤并没有缩小，但是听说有可能小了些，他心里还是高兴的。
“至少没有扩大，是吧？”
“没有，一点也没扩大！当然没有扩大！”卡色对此确有把握。
“只要能停下来，不再发展就好！”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说，像在恳求，他的声音含着眼泪。“只要能停下来，不再发展就好！否则，再这样发展下去，过一个星期，那还得了！·……那不就…”
不，他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