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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问题上本来就摇摆不定并倾向于和的雷诺被这位伯爵夫人搞得更加焦头烂额，他心怀畏惧地把她称为几乎无所不在的“主和旋风”。
戴高乐对此深为不满，他奉劝雷诺，离开这位伯爵夫人和离开魏刚在目前是同样的重要，因为在法国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你不能带着一位主和的情妇和一位要走求和路线的最高统帅走上战争之路。但雷诺没有听从主战派戴高乐的意见，却被这位伯爵夫人的意志所左右。法国政府撤出巴黎后，英国首相丘吉尔和雷诺举行了一次会谈。这时，德·波特夫人再次插手干预国事。她把雷诺的唯一随行人员国务秘书博杜安找来，不厌其烦地说：“告诉保罗，我们必须投降，我们必须结束战争，必须停战！”雷诺在会谈中向丘吉尔表述了要与德国单独讲和的愿望。戴高乐闻讯赶到会场，得知雷诺停战投降的决心已定时，十分沮丧。他对雷诺说，你是个被围困在碉堡里的指挥官，法国的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你怎能听从于那些不战自降的元帅和夫人？当法国内阁最后一次讨论是战还是降的问题时，德·波特夫人又一次给雷诺递条子，要他不要缔结英法联盟。雷诺又一次屈从，于这次内阁会议后宣布辞职。雷诺与其说成了投降派元帅与将军们的附庸，不如说成了主和派情妇的牺牲品。
戴高乐把从这一惨痛的历史事件中所得到的教训总结为：不能让女人参政，不能与女人，尤其是最亲近的女人为谋。多年后，从他一当上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起，他就把前总统办公室里那些花枝招展、爱说闲话、喜欢在各个办公室之间串游的女秘书们统统轰走了。在他的十多年的任期中，在他的顾问和参谋人员中，甚至在他的阁员中也没有一个女人。对于那些想以丈夫的战争功勋来为自己捞取参政资本的遗孀们，戴高乐十分讨厌。一谈到这些人，他总是气愤地说：“跨过莱茵河的毕竟不是她嘛！”他从不和夫人谈论政事，戴高乐夫人也从不参政，从不做那些总统夫人们做惯了的替丈夫收受礼物、呈递书信、冒名顶替地写字作答、假传“圣旨”的事。她只关心戴高乐的健康：不能喝白酒，不能操劳过度；她只关心他能早日不当这个总统，好有更多的时间能和她在一起度过所剩无几的风烛残年。
同时，戴高乐也禁止子女和亲属们参与政事。他没有指派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人在总统府和政府里任职，没有就任何重大的事件与他们私谋。他一进总统府就对礼宾处规定，一年之中请他的子女们来爱丽舍宫参加招待会不得超过两次。戴高乐夫人甚至给礼宾处交代，没有事先和她打招呼就不得邀请她家里的人。
需要唱反调的人
戴高乐本人文笔优美，又勤于写作，因此，他和智囊团中的重要组成人员——“笔杆子”的关系就很特殊，他需要这些人，需要他们就他指定的题目撰写发言稿和文章。但这些“笔杆子”为他撰写的东西，常常不能为他所用。有一次，一位智囊为他起草了一份发言稿，自认为十分满意。可当第二天他拿到戴高乐阅过的这份稿子时，他失望了。戴高乐已把它改得面目全非。这位智囊认为这表明戴高乐对自己很不满意，已经面临着被辞之祸，于是尴尬地问，他是不是还有必要留在总统府工作。戴高乐淡然一笑说：“当然有必要了！我需要一份讲演稿，为的就是和他唱反调。”戴高乐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和自己身边的智囊进行运筹于帷幄中的较量，来加深和发展自己的思考，来肯定或否定自己的决断，来和自己想象中的论敌或政敌进行争斗。于是，他要求顾问和智囊不断地给他写报告、文件和备忘录。当他面对它们时，他就像面对能言善辩、勤于思考的饱学之士。戴高乐是个来文必复的总统，他阅过的文件在第二天一定要退回给作者，在它们的上面留有他对他们的同意、否定、争论或是赞扬。而这些顾问和智囊们就会在他的简短的指示中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戴高乐和智囊们的这种关系是由他终身所信守的一句格言决定的：为了思考，只需要宁静，而为了写作只需要一小块空间就够了。
保持一定距离
军旅生涯使戴高乐建立了一个座右铭：“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也深刻地影响了他和顾问、智囊和参谋们的关系。在他十年多的总统岁月里，在他的总秘书处、办公厅和私人参谋部等顾问和智囊机构里，没有什么人的工作年限能超过两年以上。他对新上任的办公厅主任总是这样说：“我使用你两年。正如人们不能以参谋部的工作作为自己的职业，你也不能以办公厅主任作为自己的职业。”这是戴高乐的规定。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一是在他看来，调动是正常的，而固定是不正常的；二是他不想让这些人变成他“离不开的人”。前者明显是军队做法的影响，军队总是流动的，调动的，没有始终固定在一个地方的军队；后者表明戴高乐是个主要靠自己的思维和决断而生存的领袖，他不会容许身边有永远离不开的人。只有调动，才能保持一定的距离，而惟有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保证顾问和参谋的思维和决断的新鲜和充满朝气，也就可杜绝年长日久的顾问和参谋们利用总统和政府的名义来营私舞弊的恶果。戴高乐对这一原则的执行是毫不留情的。他的第二任办公厅主任是他战时的支持者，他们的关系相当好。两年后该人离去，他为了向后任交代必要的文件和工作程序，在调离后的初期还常来办公厅。戴高乐见后，极其严厉地问：“此人为什么还在这里？”戴高乐无情的冷漠使第三任办公厅主任惊讶不已。
这就是戴高乐，这就是只属于自己而不属于任何他人的戴高乐。他承认和吸收他人的智慧和谋略，但这时这种智慧和谋略已经是化为他自己的了，他为此前行不止，无所顾忌。无论这种智慧和谋略带给他的是失败、挫折，还是长期的孤寂与等待之后的东山再起，他都百折不回。戴高乐并不想终身为人君，也不想成为法兰西的一尊神。他对爱丽舍宫从一开始就有不能久居之预感，他对生死也淡然处之。他曾对一位记者袒露过自己的心境：“任何事物都有尽头，任何人都有末日。‘戴高乐之后’无论如何是会发生的，可能是在今天晚上，也许是6个月之后，或是一年之后！”
对于这样一个戴高乐，这样一个崇尚个人智慧和谋略的戴高乐，有没有什么他人的智慧和谋略影响可言呢？很多人都犹豫不定，很多人都说如果有的话，那就肯定是安德烈·马尔罗。他是法国著名的作家，戴高乐的密友，戴高乐政府的第一任文化事务部部长。而马尔罗怎么说呢？他说，他只不过是和戴高乐私下谈话的时间长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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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9793
Title ：疯牛病带来的眼泪
Author ：江亚平
Issue ： 总第 194期
Provenance ：环球
Date ：1997。7
Nation ：
Translator ：
1986年10月25日，英国东南角风景秀丽的阿福什德镇一个牧场里，有一头黑白相间的奶牛生病了：先是没精打采，远离牛群；后是步履踉跄，四蹄发软，最后口吐白沫、仆地难起。英国最有名的兽医威塔克先生被召来进行诊断，经验丰富的他颇费思量后作出结论——这头牛患的是“疯牛病”。但他怎么也没想到，就是他诊断出来的这头孤独的病牛竟使十多万“同胞”受“株连”。当10年后英国一位名叫史蒂芬的19岁小伙子因食用这种病牛的牛肉而突然死亡时，一场震撼整个世界的“疯牛病”危机终于爆发。
一
1997年3月12日，英国东部约克郡的一个看护所里，马 修·帕克静静地躺在床上，两米的个头使这张单人病床显得有些短小。19岁的马修患的是“克罗伊菲尔德——雅可布氏症”脑病，简称“克雅氏症”。医学家和科学家一致认为，这种病是因为人吃了疯牛肉而感染上的。最可怕的是，这种脑病尚未有及时诊断和治疗的办法，所以有人一旦患上此病，便意味着上帝的请柬到了，稍作准备便要启程上路。
马修的视力、听力和行动能力已几乎完全丧失，只能卧床，让母亲喂饭、擦洗和穿衣。“你冷吗，马修？你渴吗，亲爱的？”妈妈多琳一边掖着被子一边轻声问道。可马修不能回答，只能眨眨眼睛表示听到了妈妈的话。
马修的母亲含泪对记者说：“没人告诉我为什么会失去心爱的儿子？他一旦走了，对政府来说只不过是多了一个冷冰冰的数字，可对我来说，却是永远失去了自己的亲骨肉。上帝为什么这么残酷？”对弟弟罗苏来说，除了为哥哥感到难过外，他心里还有另一个恐惧：他和哥哥一样也爱吃牛肉汉堡包，马修已经得了这样的病，接下来会不会是他呢？
二
1996年3月20日，位于伦敦市中心和泰晤士河边的议会大厦里一片寂静，数百名议员正在屏住呼吸听取卫生大臣多雷尔神色凝重地宣读一份报告，报告中称英国已经发现了10例新型“克雅氏症”患者。当英国政府被迫承认疯牛病时，距英国发现首例疯牛病已经整整10年了。
“克雅氏症”最早是两位名叫克罗伊菲尔德和雅可布的科学家1957年在非洲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个原始部落里发现的。他们当时发现该部落流行一种奇怪的感染病，却又无法找到有关的细菌和病毒。最后他们发现，这种病是该部落在祭奠死者时吃掉死者尸体后感染的。该流行病被后人命名为“克罗伊菲尔德—雅可布氏症”，以纪念这两位勇于探索的科学家。
“克雅氏症”是由一种俗称普里昂的蛋白质引起的，这种蛋白质存在于人和其它哺乳动物的体内。普通的普里昂蛋白质不会引发疾病，但变异的蛋白质会经过生物体内部的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