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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复杂的局面，许世友也缺乏思想准备，左右为难。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是一个共产党员最起码的觉悟。听吧，感到事头不对；不听吧，张国焘、陈昌浩是他的上级。后来他只好找徐向前同志交换意见，可是徐向前正处在孤掌难鸣的地位。
许世友从徐向前那里回到部队，恰逢部下正在三两一群地议论一方面军装备不好，打了败仗等等。许世友当面批评道：“你们不要瞎嚷嚷，一方面军有一方面军的长处！今后不准乱议论！”
对于干部、战士的议论，许世友开始是堵。树欲静而风不止。
后来，随着教条主义者公开发表文章抨击四方面军，矛头不光指上，也指向了下层干部。作为一军之长，许世友也骂了娘：“怎么我这个苦大仇深的汉子，为穷苦人打天下，竟一夜之间就成了军阀、土匪了，又是落后，又是逃跑？！我要告到毛主席那里去！让他给我们红四方面军评个理，说句公道话！”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后来此话果然被人风传到一些人的耳中，这给后来这些人猛整许世友落了个重要口实。然而，悲剧是被整者并不知内幕。徐向前以爱护部下著称，他为此打抱不平，当时曾找到彭老总。彭老总暗暗告诉他说：“这是某些人搞的。会合的时候，毛主席主张讲团结，团结第一，大局为重。”徐向前叹了口气道：“要是按毛主席的意见办，一切就好了！”
8月初，党中央领导同志和红军总部来到毛儿盖地区。军委召集会议，重新研究敌情，确定行动部署。朱德、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张国焘、刘伯承、陈昌浩、叶剑英和徐向前出席了会议。大家一致认为，因松潘地区敌人兵力集中，凭垒固守，我军屡攻不克，决定放弃攻打松潘的部署，改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夏洮战役以红军主力出阿坝、北进夏河地区、突击敌包围线之右背侧，争取在洮河流域灭敌主力，创造甘南根据地为作战目的。为实现这一新的战役企图，徐向前和陈昌浩提议，集中红军主力，向一个方向突击。但张国焘主张分左、右两路军行动。会议采纳了他的意见。决定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五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组成，从卓克基北进取阿坝，经墨洼，继而向北出夏河；右路军由红军前敌指挥部率四军、三十军、一军组成，以少部兵力担负扼阻和牵制松潘胡敌的任务，大部从毛儿盖北出班佑、巴西地区，万一无路可走，再改经阿坝前进。彭德怀率三军全部及四军一部作总预备队，掩护中央机关前进。
部署既定，部队忙着做北上的准备，并派人侦察行进的道路，但是张国焘野心不死，又节外生枝，要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中央政治局随即在沙窝开会，正式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重申了党的北进战略方针，是要首先取得甘肃南部，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争取苏维埃在西北和全中国的胜利。而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彻底击破蒋介石的包围与封锁，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则是实现党的战略方针的基本条件。“一切有意的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必须使一、四方面军的每一个同志都了解，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在我们中间只有阶级的友爱与互助，而与攻击、分散相对立。只有这样，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一致才能巩固和争取胜利，才能溶成一片，去消灭阶级敌人。”决议针对张国焘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线的观点，进一步申明了遵义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结论，即中央的政治总路线是正确的，没有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路线上的错误，经遵义会议已得到了纠正。
沙窝会议下来后，张国焘满肚子不高兴，脸色阴沉，不愿说话。陈昌浩找到徐向前发牢骚说：“中央听不进国焘的意见，会上吵得很凶。他们似乎以势压人！”徐向前又做张国焘、陈昌浩的工作说：“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这里没吃的，得赶紧走，我们在前面打仗，得找块有粮食吃的地方，吃饱了，你们再吵好不好啊！”
好说歹说，走的问题总算说成了。朱总司令和张国焘率红军总部去左路军。许世友所在的四军和党中央机关走右路。两路大军分别采取梯次队形，交互掩护，浩浩荡荡，蝉联北进。
◎有人密报：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左路军先行一步。
8月21日，右路军陆续出动。一军团先行，继后是党中央领导机关、红军大学等，再后是三十军、四军，彭德怀率三军殿后。徐向前、陈昌浩和叶剑英随三十军行动。
当时，朱德、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根据原定的夏洮战役计划，正通过草地边沿地区，经查理寺向阿坝行进，他们来电说，已从查理寺派董振堂率五军主力探查北进道路。阿坝地区粮物较丰，比芦花、毛儿盖要好得多。主力占领阿坝，很有必要，既可解决财源给养问题，又可作为战略后方，开辟北进道路，必要时还可协助左路军行动。
8月20日，先头部队即攻占了阿坝。
鉴于毛儿盖会议已决定右路军为打通北进通道的主力，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
8月21日，徐向前和陈昌浩连电朱、张，告以中央的新决定，即以岷州为根据地向东发展，首先以岷、洮、哈达铺为主要目标，争取在洮河东岸与敌决战。目前主力向西或分兵出西宁，均不妥当。左路军占领阿坝后，不必肃清该地区之敌，可速向右路军靠拢，以便集中兵力灭敌，速出甘南。接着中央政治局亦发电将《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的精神，告诉了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但是，张国焘公然无视中央的决定，仍坚持左路军以阿坝为后方，出夏河、洮河地区，左右两路分兵北进。徐向前又找到陈昌浩商量，认为张国焘总和中央闹别扭不好，而且从军事上看，左右两路军集中兵力出甘南是上策。因而二人在8月24日，又致电朱、张，陈说利害：“目前箭已在弦，非进不可。”“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已备之敌，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近，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前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而张国焘呢？把中央的决定和同志们的劝告都当作耳旁风。
从8月22日开始，右路军进入毛儿盖大草原的边缘地带，开始了穿越草地的进军。辽阔的草原，起伏的山丘，湛蓝的天空，交织成一幅壮丽而神秘的画卷。行进的队伍，逶迤蛇行，忽隐忽现，像是飘泊在浩渺无际的绿色海洋里的浮舟。
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既显示着大自然力量的凶猛无情，更表现着具有高度觉悟的人－－红军指战员的无穷智慧和力量。天气令人莫测地变幻着，中午还是晴空万里，烈日炎炎，少顷突然黑云密布，雷电交加，暴雨、冰雹铺天盖地而来。夜间气温达零度以下，冻得人们瑟瑟发抖，彻夜难眠。黑色的泥沼，被深草覆盖着，一不小心，人和牲口陷进里面，生命就会终结。水塘不少，但大都含有毒汁，喝下去又吐又泻。田野茫茫，渺无人烟，找不到粮食。野芹菜、草根、马鞍、皮带成了指战员充饥的食物。
再向前走，困难就更多了。最严重的是全军普遍断粮了。
由于许世友所领导的四军是殿后部队，能吃的草根野菜早被先行部队采光了，连飞禽走兽的踪迹也被大雪掩盖得严严实实。饥饿使病号不断增加，断粮使行军速度大大减慢。在当时情况下，粮食就是生命，就是战斗力啊！
在这危难之际，许世友想起了心爱的战马。在当时的红军里，为了便于工作，团以上的干部都配有马匹。出鄂豫皖后，每逢行军，许军长的“白旋风”一直驮着年幼体弱的同志。现在，他不得不掏出那只崭新的驳壳枪，把墨色的枪口对准了这匹在战斗中立过功劳、在行军中作出贡献的战马。
经过七天的艰苦行军，部队终于穿过草地，进入了半农半牧的巴西、班佑地区。
距离巴西、班佑一百多公里的上下包座，是通往甘南的必经之地，由胡宗南部扼守。上下包座相距数十里，有包座河纵贯其问，山高路险，森林密布。守敌利用山险隘路，修筑许多碉堡，并备有大批粮食，构成了可以长期坚守的防御阵地。胡宗南得悉我军行进消息后，急调其驻漳腊的伍诚仁第四十九师，星夜向包座增援，妄图扼住红军北进的通路。
抢在胡宗南增援部队赶来之前，强占包座，出师甘南，是摆在右路军面前的紧急任务。丧失战机，我军就有被迫退回草地的危险。
8月26日，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后，立即派人侦察地形、敌情，进行攻打包座的战斗部署。鉴于三军尚未通过草地，一军在长征途中减员太多，徐向前和陈昌浩向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承担。中央批准了这一建议。
8月29日，右路军二六四团向大戒寺一营守敌发起攻击，打响第一枪。在此同时，许世友率领红四军一部也向求吉寺之两营守敌发起猛攻，歼敌一个多营，残敌继续凭险固守。打得最激烈的时候，许世友在求吉寺前沿指挥。那间寺庙的院墙又高又厚，敌在庙后山上筑了坚固工事，控制着制高点，很不好攻。部队前仆后继，伤亡不小。
“停止攻击，围住残敌，待机歼灭！”许世友挥手命令道。
后来，四军在三十军的紧密配合下，一举全歼守敌。战斗中四军十师师长王友钧打红了眼，端起机枪，架在警卫员肩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