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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着三颗精致的闪着亮光的红色玻璃球！▲
《环球时报》（2004年11月01日第二十二版）
钻石耳环
＇印度＇P·V·伊耶尔郁葱编译
我不是那种逛得起珠宝店的人，我是政府公务员，工资刚够维持家用。可现在我和妻子却走进了城里最大的珠宝店。我们结婚20年了，虽然不富有，但还算幸福。我们有两个女儿………19岁的拉克什米和17岁的拉古。拉克什米要出嫁了，需要买一副钻石耳环做嫁妆，所以我们才特地来珠宝店。不过，今天主要是看看式样，谈谈价钱。其实我惟一担心的是，钱不够。
替岳父给妻子买耳环
钻石耳环对待嫁的女儿来说是必备的嫁妆。谁听说过一个印度南方的婚礼上新娘没有钻石耳环？妻子并不担心钱的事情。“把我的钻石耳环卖掉，”她说，“我现在不需要了，可式样太老了，我们应该给女儿买副时髦点的。”
然而，只有我知道，妻子的耳环不是真钻石，而是仿制品。
我和妻子是自由恋爱。她家境贫寒，父亲是乡村小学校长。当时我父母极力反对我和她的婚事，但我执意要娶她，最终父母不得不同意，只是有一个条件：新娘的嫁妆里必须有钻石耳环。
妻子的父亲到哪里去弄钱买钻石耳环？后来，我很简单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有一天，我在路边看到，一个老人坐在人行道上卖假钻石首饰。耳环都很漂亮，一副耳环价格在10到50卢比。有的看上去就像真钻石的。我记得，我问他是从哪里搞来的这些首饰，他告诉我，是二战期间缅甸难民带过来的仰光钻石。我不相信，仰光钻石即使是仿制品，那时价格也很贵，一副耳环至少要100卢比。
我选了一副特别好看的耳环。不是行家，很难看出是假钻石的。我在50卢比外，又多给了老人10卢比，因为我对这副耳环的式样非常满意。
我带着“钻石耳环”直奔未来岳父家。他问我从哪里买的，值多少钱，并说非常感激我，保证将来按价还我钱。我没有告诉他实情，只是请他保证，不让任何人知道是我买的耳环。就这样，我娶了小学校长的女儿。
去珠宝店“以旧换新”
今天妻子和我来珠宝店一是要为女儿选新耳环，二是要把当年我为她买的、至今她还不知底细的“钻石耳环”卖掉。
我们走进珠宝店。看门人对我们笑脸相迎。他们知道，有钱人有时从着装上是看不出来的。可我还是有点紧张。
一位年轻人接待了我们，并给我们一个鼓励的笑脸。妻子刚要用手指她的耳环，我及时用胳膊肘碰了她一下，小声说：“咱们还是先给拉克什米选耳环吧，卖耳环可以晚一点。”
第4节：您说这不值得吗，长官？
我想尽量推迟真相被揭开的时间。年轻人拿出几副钻石耳环让我们挑选，讲了每种钻石的优点。一副特别的耳环把我们吸引住了，妻子和我同时伸手去拿。这副耳环价格一定很高！我想。
年轻人咳嗽了一声说：“你们的眼光不错，这是一种极好的钻石，”他说，“我们很少有这么纯的钻石，价格是1。5万卢比，这个价格已经是‘跳楼价’了。”
挑选到合适的耳环，我们都很兴奋，但即将面临的尴尬局面还是让我惴惴不安。首先我不得不应对妻子知道她耳环真相后的震惊。还有，我到哪里去弄这1。5万卢比？
鉴定耳环真伪
我问年轻人收不收用过的耳环，他说收，并疑惑地看着我妻子耳朵上的耳环。妻子把耳环取下，交给年轻人。我急切地观察着他的表情，心怦怦直跳。只见年轻人的表情骤变。他说：“请你们等一会儿，我得叫老板来看看。”他用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喊他的老板。一位60多岁的老先生从里屋出来。老先生坐下，戴上专门的眼镜，翻来覆去地看耳环，鉴定真伪。我紧张得浑身冒汗。
“你们是从哪里买的这副耳环？”老板问我。
“怎么？”我说，“是我岳父买的，他一定是从特里奇买的，那是离他的村子最近的城镇。”说这话时，我的脸色一定非常难看，我感觉手心里都是汗。
那位珠宝商盯视了我一会儿，然后意味深长地说：“这是一种最稀有的钻石，是很少见到的极品。”
“那它们值多少钱？”我问。此刻，我的心跳好像稍慢了些。
“不经专业检测，我也说不准。”他说。随后他站起身，示意我跟他到办公室。他关上门，非常严肃地说：“钻石是仿制的。和我说说，是怎么回事。”我的腿直发软，大脑一片空白。
珠宝商让我坐下，倒了杯水给我。我把关于“钻石耳环”的前前后后如实向珠宝商说了，听凭他处置，毕竟我有蒙骗人家的嫌疑啊。
听我讲完原委，他沉思了一会，说：“既然这样，最好不要让你妻子知道。你可以‘换’走一副真的钻石耳环，以后分期付款给我。”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那天，妻子高兴地把自己的“钻石耳环”交给店员，为女儿“换”了一副价值1。5万卢比的新式钻石耳环。“钻石耳环”的秘密只有我和那位好心的珠宝商知道。他的善意和理解保住了岳父、妻子和我，乃至我们全家的尊严。▲
《环球时报》（2004年05月31日第十五版）
值不值
郑洁编译
在一次战斗中，当士兵吉姆看见自己的好伙伴在战场上倒下时，恐惧占据了他的心。他被困在战壕中，炮火连绵，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他问中尉，自己能否到战壕之间的“无人区”去把他的伙伴救回来。
“你可以去，”中尉说，“但是我觉得不值得。你的朋友大概已经牺牲了，而且你自己可能也会送命。”中尉的话并没有影响吉姆，他还是去了。
吉姆奇迹般地安全到达朋友的身边，把朋友背回战壕。在战壕里，军官检查了受伤的吉姆，看着吉姆已经牺牲了的朋友，说：“我告诉过你，这不值得。你的朋友牺牲了，而你也受了致命伤。”
“尽管如此，长官，这是值得的。”吉姆说。
“什么意思，值得？”中尉说，“你的朋友已经牺牲了！”
“是的，长官，”吉姆回答，“这是值得的，因为当我找到他时，他还活着，他说：‘吉姆，我知道你会来的。’听到他这么说我很满足。您说这不值得吗，长官？”▲
《环球时报》（2004年05月31日第十五版）
来自非洲的智慧
＇美＇雷金纳德·麦克奈特盛森编译
爱情友谊亲情
告诉我你爱什么样的人，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白蚂蚁并不爱它们身上扛着的稻草………看似亲密的人，不一定爱你。
在你不需要朋友的时候，交朋友。
蛋教母鸡如何孵蛋………孩子教会家长如何做父母。
《环球时报》（2005年02月02日第二十二版）
谁是盲人
＇美＇哈罗德·克伦茨吴惟米林编译
第5节：我遇到的最残酷的现实
由于天生双目失明，我看不到自己的样子，只能通过别人的眼睛来塑造自己的形象。遗憾的是，在别人眼里，我的形象似乎更残缺。
有些人认为既然我看不见，当然也就听不见。于是经常有人扯着嗓门儿和我讲话，把每个字都咬得十分清楚；还有人当着我的面儿窃窃私语，认为我听不到。例如每当我去机场，请机票代理帮我登机时，他（她）总会拿起电话叫服务员，并低声说：“喂，这儿有位老人需要帮助。”他们不使用“盲人”这个词，似乎是不想让我知道这个我以前也许没有意识到的可怕事实。
还有的人认为，盲人当然能听到别人讲话，只不过自己不会说话。例如当我和妻子出去吃饭时，侍者经常会问她：“他想来一杯吗？”这时我就会抢着回答：“他确实想来一杯。”
但最夸张的例子还要属我在英国的一次经历，当时我正在牛津大学进修法律。一天我生了病，被送到医院里。我坐在轮椅上，被护理员推向X光室。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我是凭声音判断的………问护理员：“他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护理员问我。
“哈罗德·克伦茨。”我回答。
“哈罗德·克伦茨。”他重复道。“他何时出生？”“1944年11月5日。”我答。
“1944年11月5日。”护理员重复道。
这个过程大约持续了5分钟，直到我那圣人般的耐心终于用尽了。“嘿，”我脱口说道，“这简直太荒唐了。的确，我看不见东西，但你们没发现我根本用不着一位翻译吗？”
“他说他不需要一位翻译。”护理员向那位女士报告说。
但最令我痛苦的偏见莫过于由于我失明，人们认为我“无法胜任”工作。先后有40多家律师事务所拒绝了我的求职申请，尽管我的履历中包括一份哈佛大学的优等成绩通知单。不停地有人告诉我盲人不能当律师。根本不考虑我的能力，仅仅因为我失明就把我拒之门外，是我遇到的最残酷的现实。
幸运的是，1976年4月16日美国劳工部颁布法令，规定残疾人享有与健康人同等的就业权利，残疾人的就业前景才变得乐观起来。
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雇主们会用当年一个小男孩那样的眼光来看待身有残疾的雇员。当时我们一家住在斯卡斯戴尔，我和父亲经常在后院打篮球。由于我看不到篮板，我俩就制定了游戏规则：父亲站在篮筐下面，他一喊我就向那个方向投篮。
有一天，隔壁一个5岁的男孩带着他的伙伴来到我家后院。“他是个盲人。”男孩轻声对朋友说，但我和父亲都听到了。这时父亲投篮不中，我也没有投中。父亲再投，他投了个“三不沾”………篮球哪儿也没碰到。我再投，球碰到了篮圈。“哪一个是盲人？”男孩的朋友问男孩。
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当一位工厂经理巡视生产线、领班向他介绍工人中有位残疾人时，经理在观察一会儿后能够发问：“哪一位是残疾人？”▲
注：哈罗德·克伦茨（1944～1987）：一出生便双目失明，但他没有向命运低头，在哈佛大学拿到文学学士和法学学士，又到牛津大学学习法律，此后与他人合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他的传记作品《追风》曾被拍成电影。在当律师期间，克伦茨致力于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