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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就在一月中旬蒋氏离汉之后，反蒋的说客到我第七军军部来访的络绎不绝。我们互相驳难的内容大休如上所述。其中最具体的，要算是鲍罗廷约我“酒叙”的一次了。
在蒋氏离汉后约一星期，鲍罗廷忽然专柬来约我小叙。我应约而往。我们首先寒暄一番，鲍氏也着实夸奖我的战功。嗣后，他便慢慢地引入正题，鲍说：“李将军，北伐是你一手促成的啊！当日援湘也是你们广西首先出兵的。今日北伐一帆风顺，革命不久便可成功，你总不希望革命流产的吧！？”
“当然不希望它流产，”我说：“相反的，我正希望革命战争早日胜利，军事时期早日结束，好让和平建设早日开始！”
“那末，你看蒋介石近日作风是个什么样子呢？我看他已经完全脱离群众，眼看就要变成一个新军阀。李将军，你是革命元勋，北伐的发动者，我想你不应该跟着一个军阀走！”鲍罗廷说时面色十分严肃。
我说：“鲍先生，蒋总司令缺点是有的，但是无论怎样，我不主张打倒他。我主张以和平的、善意的方式去帮助他，纠正他……”接着，我便列举临阵易帅的危险，和洪杨内哄覆灭的故事。对他们所发动的反蒋运动，期期以为不可。
鲍说：“我看你们绝不能再让蒋介石继续当总司令了。再当下去，中国必然又要出现一个独裁者，革命就会前功尽弃……”他沉思片刻，继续说道：“你看蒋介石如果失败了，谁能继承他呢？……据我看，李将军，论党龄，论功勋，论将材，还是你最适当。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这问题！”鲍氏说着，露出很诚挚的面色来等待我的回答。我心想鲍罗廷今番竟欲置我于炉火之上，以总司令的位置来诱惑我。我因而正色地告诉他说：
“鲍顾问，你还没有认识我！你不了解我的思想，我的愿望，乃至我的个性。我们革命军人唯一的愿望是革命早日胜利，国家可以偃武修文，息兵建设，我们也可以解甲归农。革命不成，马革裹尸就是我们惟一的归宿。既参加革命，我就未考虑到我自己的前途。鲍顾问，你是亲自在场的，你看我力辞前敌总指挥，并保荐唐生智担任，即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我希望以唐为例，对外号召赴义，以广招徕。你看我考虑到自己的名位没有？鲍顾问，你并没有认识我的为人！”
鲍罗廷被我一番大道理说得闭口结舌，一声不响。其实，他可能确是一番诚意。他们一心一意要打倒蒋介石，但是蒋介石打倒了，就必然要另有一人来当总司令呀！以当时军功、资望来说，他们考虑到我，原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不过，我反对临阵易帅，并且认为鲍氏是以名位诱惑我加入反蒋阵营，所以我就未免唐突西施了。如今事隔数十年，在这几十年中抢桑几变，蒋氏及其左右每每认为我要取他而代之。其实，要推翻他，在民国十六年二月应该是最好的机会了。那时我拒绝了鲍罗廷的诱惑，丝毫未为名利所动摇，而后来等到蒋氏羽毛丰满，权力如日中天之时，反而要来推倒他，也未免太笨拙了罢。
当时鲍氏被我说得哑口无言，我接着又说：“鲍顾问，我们国民革命至今日已是为山九仞，然而现在却发生了困难。你是我们的顾问，你要负重大责任啊……”我便一项一项地数给他听，例如：群众运动的越轨，闹得人人恐慌，社会啧有烦言，妨碍革命进展等等。
“鲍顾问，”我说：“这种幼稚行动是否有人故意制造来和我们革命军为难呢？……再说打倒礼教，解放妇女吧，也应该缓缓地进行。怎么可以军阀还没有打倒，我们已进步到男女同浴的程度呢？”
“这些都是群众的幼稚病，革命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举个例子来说吧，你说妇女们想不想生儿女？”鲍说时颇有得意之色。
“生产是妇女的天职！”我说：“既是女人，就要生儿育女。”
“请问，妇女生产痛苦不痛苦呢？”鲍说。
“岂但痛苦，”我说：“有时还有生命危险！”
“这就是你们的革命了。”鲍笑着说：“妇女知道生产痛苦，还是想生产；正如你们知道革命困难，还是要革命一样。你们今日革命，由于幼稚病所引起的困难，也就是妇女生产时的痛苦——是避免不了的。”
鲍罗廷本是一个有高度辩才的人，往往说得对方哑口无言。他这次回答我的问难，例子也举得颇为切当。这时，我忽然灵机一动，立刻回答他说：
“顾问先生，你是相信科学的啦！今日的产科医生和各种医药设备，无不尽量减少产妇的痛苦，和保障生命的安全。决没有产科医生任由产妇受苦，甚至听凭她死亡之理。今日我们的国民革命，正如医生对产妇一样，不独不设法减轻革命过程中的痛苦和损害，反而有意无意地任由他挫败覆亡，这种道理说得通吗？”
鲍氏闻言大笑、举起酒杯说：“李将军，你会说话，你会说话，……哈哈！……咱们喝酒！”他把酒杯向我的酒杯丁当一碰，一饮而尽，结束了我们的一场小辫论。
鲍罗廷是有名的口若悬河的人，而我则一向不长于辞令。这一次不知哪里来了一股敏感，居然把鲍罗廷说得无辞以对。这或者是“理直气壮”的缘故吧！
事后，我反复思考这个问题，一班左派先生们和鲍罗廷的智慧、眼光是比我高出一筹的。他们深知蒋总司令军事独裁一旦得逞，是无法制服的，必将贻患于无穷。而我抵是个存心忠厚，富于妥协性、忍让性，具有妇人之仁的人，何补于国民革命。不过当时我也有两个现实大问题横梗在脑海中。其一就是大敌当前，孙传芳败回南京之后，即刻北上，投入张作霖的怀抱，张立刻补充他的军实；奉军并已沿京汉。津浦两路源源南下，声势赫赫，实不容轻视。我军万一挫败，退回两广，岂非前功尽弃。其次，即使蒋倒之后，仍能支撑现有局面，占有湘、鄂、赣地区，党政责任谁来负责领导？当时共产党操纵工、农、学生团体组织，国民党则早已分崩离析，绝非共产党的敌手，处此震撼环境之中，故愈益增加我的妥协性罢了。
第五编：从镇南关到山海关—北伐回忆
第三十一章：顺流而下，底定东南
（一）
当武汉方面反蒋运动尚在继续酝酿之中，我国民革命军东下沪杭的战事便已开始。我方肃清东南的战略是分两期执行的。第一期以东路军单独向浙江发动攻势，以便将敌军主力吸引到沪、杭、宁三角地带。待战事进展到相当程度时，我军便发动第二期攻势，使江左、江右两军同时齐头并进，以雷霆万钧之力，一举而截断沪宁、津浦两线的交通，占领南京，如是，江南之敌便成瓮中之鳖了。
惟敌军此时也在通盘调整，重新部署。孙传芳自江西败退，便已感觉到独力难支，不得已乃决定向奉方输诚乞援，并亲往天津谒见张作霖，且行跪拜之礼，更和张学良结八拜之交，认张作霖为义父。张也捐弃孙氏昔日反奉的前嫌，予孙军以补充接济，使孙氏能重整旗鼓，卷土重来。张、孙两氏复决定联合组织“安国军”，张作霖任总司令，以孙传芳和直鲁军总司令张宗昌分任副总司令。且拟疏通败往河南的吴佩孚，作北洋军阀的大联合，以与革命军相对抗。孙氏南旋后，遂将苏、皖北部让予直鲁军驻防。自率其精锐在沪、杭一带，和我东路军的主力相鏖战。奉军和直鲁军则仆仆于津浦线上，准备渡过长江，南下增援。
不过，浙江战事刚开始，孙军便已处于不利地位。先是，当江西战事正在紧张阶段，敌方浙江省长夏超突于十月十六日就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之职，并亲率浙省保安队八营，向上海进攻。虽终以众寡不敌，为孙军所败，夏氏藏匿乡间民房，被捕殉职。然东南人士的反孙情绪，初未稍减。孙传芳为收拾东南人心，乃调原驻徐州的浙军陈仪第一师和周凤岐第三师回浙。惟斯时浙军已暗中和革命军通声气，到了孙传芳自江西全部溃退，周凤岐遂于十二月中旬在衡州防次宣布就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军长之职。陈仪则因事泄，在杭州被拘，其原驻绍兴、宁波一带的部队，也正式受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沿钱塘江南岸布防，和在杭孙军夹江对峙。据守富阳一带的二十六军一部，也和十九军联成一线对抗钱塘江北岸的孙军。所以在我东路战事尚未发动之前，孙传芳已丧失浙江将半了。
民国十六年一月中旬，我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所部，由占领江西各军抽调组成，集中完毕，遂在白崇禧指挥之下，自遂安、兰谿、汤溪向浙江出击。是时，我第十九、第二十六两军曾小有挫折，旋与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所部主力汇合，向敌反攻，遂次第肃清浙南，二月十八日我军乃进占杭州。斯时，我东路何应钦部也自福建赶来增援。何部自民国十五年秋入闽以后，未遇激烈抵抗，实力毫无损失，至是全师入浙和白崇禧会合。白氏亲率东路军第一、二、三纵队东攻淞沪，何氏则率第四、五、六纵队北上长兴，进攻镇江。
东路战事发展至此，我军已获决定性胜利。北军为确保沪、宁计，乃兼程南下，向孙传芳增援。张宗昌本人也于二月二十三日至南京，并于二月二十七日偕孙传芳至上海布防，拟与我东路军决战。张学良也率奉军到徐州，以为策应。
战局发展至此，我第一期作战计划已顺利完成，我江左、江右两军乃按原计划，于二月下旬同时东进。程潜的江右军自江西循彭泽、马当之线东进，我则指挥江左军自鄂东的黄梅、广济、罗田，向安徽的宿松、太湖、潜山一带进迫安庆。敌安徽省长陈调元固早己秘密向我输诚，渠所部二万人分驻安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