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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回忆录-第1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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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虽然不好把我竞选的消极动机告诉他,但是黄绍竑辩来辩去还是无法说服我,更没有动摇我的决心。他见我主意已定,无法挽回,也就怏然回南京去了。
  黄君去后,我立刻发出两通长电分别给白崇禧和吴忠信,表示我已决心竞选副总统,请他们便中转报蒋先生,希望蒋先生同情我的竞选。不久,得白、吴两君复电,俱说,曾将我兄之意转报介公,介公之意国民大会为实行民主的初步,我党同志均可公开竞选,介公对任何人皆毫无成见云云。我得此保证后,遂在北平组织竞选办事处,正式参加竞选了。
  一月初,中外新闻界已在作将来副总统候选人的各项推测。一月八日在一外籍记者招待会中,一位美国的美联社记者向我问及此事。我回答说,我确有此意图,不过尚未征得蒋先生的同意。此消息一出,各报均列为重要新闻而哄传海内外。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各方的反响均极为友好。中外报纸竟有作专论提出的,一致认为我参加竞选可以促使民主政治在中国早日实现。
  一月十一日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寄来一短笺说,他听到我愿作副总统候选人,甚为高兴。因为将来竞选,正如运动员赛跑一样,虽“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胜固可喜,败亦欣然”。所以他写此短信,对我的决定“表示敬佩,并表示赞成”。我也立刻回他一信,希望他也本着“大家加入赛跑”之义,来参加大总统竞选。虽然大总统非蒋先生莫属,但我还是劝他竞选,以提倡民主风气。
  嗣后,全国各报又登出程潜、于右任、莫德惠参加竞选副总统的消息。民社党也推出徐傅霖。因此副总统候选人已有五位。计国民党三人,民社党一人,莫德惠是东北耆宿,系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参加。
  在国民党籍的候选人中,我想到程、于二人是不足以与我为敌的。于氏年迈,而程氏对党国的功勋似尚不足与我比拟。加以蒋先生虽反对我,也未必就支持程颂云。
  他们二人之外,我还在推想党中其他可能以“黑马”姿态出现的有资望的同志。此时我便考虑到孙科。孙是总理的哲嗣。他如出马,可能得到蒋先生和CC系的支持,同时广东方面人士与孙科有极深渊源,他很可能分取我在这一方面的选票。
  我既考虑到孙科是一位可能的劲敌,因此在我离平之前,便请白崇禧去访问孙科,问他有没有意思参加竞选。孙科的回答是,副总统在宪法上无权,他无意参加竞选,并祝我胜利。
  在北平为竞选筹备得稍有眉目,并将行辕事务略事整理,时间已是三月下旬。国民大会开幕在即,国民党中央亦召开五中全会。三月二十二日我便率领竞选团全班人马专机南飞。同行的,余妻之外,计有行辕秘书长萧一山、机要室主任李扬、行辕参议刘仲华、新闻处处长黄雪邨等十余人。
  飞机于下午三时在上海龙华机场降落。到机场欢迎的,有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各机关、团体代表及中外新闻记者不下数千人。大家蜂拥而前,人声嘈杂,镁光灯照眼欲盲。一场热闹的副总统竞选便正式揭幕了。
  第八编:从全盘胜利到彻底溃败
  第六十三章:民主的高潮与逆流——当选副总统始末
  (一)
  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时我们乘飞机到达上海龙华机场,下榻励志社。亲朋故旧来访的络绎不绝。翌日招待中外新闻记者,报告我决定竞选副总统的经过,以及将来辅翊中枢、促进民主政治的诚挚愿望。
  这次招待会规模很大,与会者不下数百人。这原是我竞选团同人在北平时便已拟订的。他们认为上海是中国新闻业的中心,对国内外宣传的开山炮都应在上海发动。果然这计划十分成功,我的竞选一开始便声势浩大,不同凡响。会后,中外新闻界均有赞扬之词,足使国人耳目一新,对民主政治在中国实现的远景增加了信心。
  在沪住宿一宵,次晚十一时便乘京沪快车驶南京。翌晨到达下关车站。各界欢迎极为热烈。国大代表们听说我到了南京,结队来我大方巷住宅访问,日夜不绝,真有户限为穿之势。当时东北籍代表对我的欢迎尤为热烈,因为东北局势至此已有不可收拾之势,他们由于政府在东北处置失当而引起的不满心理,很快就化为对我这个欲挽颓局而力与愿违的人的同情心。他们都希望我能当选副总统,拿出气魄来辅佐中枢,挽狂澜于既倒。
  其他方面的代表对我也寄予无限期望,对我的当选也均有最乐观的预测,使我深深感到,此次副总统的选举如真能恪守宪法,遵循民主方法,我将必然当选无疑。但我也深知蒋先生将因此而感不快。
  三月二十五日,我请见蒋先生,当蒙于官邸接见。寒暄既毕,我便向他报告我已决心竞选,事先并曾请吴、白两位报告过,承蒙俯允,现在希望更有所指示。蒋先生说,选举正、副总统是民主政治的开端,党内外人士都可以自由竞选,他本人将一视同仁,没有成见。得到蒋先生这项保证,乃兴辞而出。
  不久我在另外一个场合碰见了孙科。我说:“这次竞选副总统,哲生兄为何不参加,大家热闹热闹?”
  孙科摇摇头说:“我绝无意思,绝无意思……”接着,他便向我解释他不参加的原因。他认为根据宪法,副总统是个“吃闲饭”的位置。他既是现任立法院院长,行宪后竞选立法院院长是轻而易举的事。立法院院长既比副总统有实权,又何必去竞选副总统呢?
  三月二十九日国民大会如期开幕了。蒋先生当选总统当然是不必讨论的了。但是几位副总统候选人便展开了激烈的竞选宣传,真正呈现出民国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政治的气氛。虽然鹿死谁手尚未可必,但是一般预测都认为我当选的可能性最大。在此紧要的关头,蒋先生开始忧虑了。
  其实按照宪法,副总统真如孙科所说,是“吃闲饭”的。我如当选于蒋先生究竟有何不便,蒋先生可能也说不出。但他就是这样褊狭的人,断不能看一位他不喜欢的人担任副总统。他尤其讨厌对党国立有功勋,或作风开明、在全国负有清望的人。记得以前当台儿庄捷报传出之时,举国若狂,爆竹震天,蒋先生在武昌官邸听到街上人民欢闹,便问何事。左右告诉他说,人民在庆祝台儿庄大捷。蒋先生闻报,面露不愉之色,说:“有什么可庆祝的?叫他们走远点,不要在这里胡闹。”蒋先生并不是不喜欢听捷报,他所不喜欢的只是这个胜仗是我打的罢了。战后我在北平,因为作风比较开明,颇为全国清议所重,又触蒋先生的大忌。他所喜欢的常是“国人皆曰可杀”的人。其人声名愈狼藉,愈得蒋先生的欢心,因为他愈不敢脱离蒋先生的左右,而蒋先生也愈可向其市私恩。例如抗战期间在河南征调民工、征发粮秣、视民命如草芥、搞得声名狼藉的汤恩伯,便是蒋先生的心腹爱将。后来汤在河南吃败仗,在重庆的豫籍参政员恨不得杀之而后快。闹得不得开交之时,蒋先生不惜亲自出马,到参政会解释说,汤是听他的命令行事,一切责任由他来负。参政员固然无可奈何,汤恩伯则感激涕零,愈要向他个人效忠了。所以此次副总统的选举,蒋先生在意气上非把我压下去不可。
  在一批策士密议之下,他们便想以由党提名的方式,把我的名字自候选人中剔出,因而召开第六届中央执监委临时联席会议。表面上是为将来行宪交换意见,事实上是想使我接受“由党提名”这一主张。一日,正在开会休息的时候,洪兰友忽然走到我跟前细声地说请我到某休息室去,有事相商。我乃起立前往,内心猜测必有枝节发生。到了休息室门口,推门一望,见于右任、居正、吴稚晖、程潜、吴忠信、张群、陈果夫、孙科、丁维汾各人已在里面。他们见我进来便一齐起立,请我坐下。这谈话会的重心似乎就在我身上,此时已见端倪了。大家坐下后都默不作声,气氛非常沉重。有顷,张群站起来,说是奉总裁之嘱,特请诸位先生来此谈话的。他推吴稚晖说明其中原委,吴先生亦未谦辞,略谓,本党一向是以党治国,目前虽准备实行宪政,不过国民党本身需要意志统一,才能团结。这是本党内部的事,与实行宪政还政于民是两回事,不可混为一谈,故蒋先生认为本党同志参加正副总统的竞选应尊重本党意旨,由党提名。这办法确极公允,应该照办的。他又根据这原则,手舞足蹈,口沫横飞地说了一套似是而非的大道理。记得民国十九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吴稚晖原和冯玉祥颇有交情的,至此为维护蒋先生的独裁政权,不惜破口大骂冯氏为军阀。冯复吴一电曰:“革命六十年的老少年吴稚晖先生不言党了,又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走狗,立志不问民众之痛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乎?”颇能道出此老的作风。时谈话会中同人早已不耐烦听他胡说八道,张群乃起立将他的话头打断,而以非常亲切的口吻解释蒋先生的苦衷说,总裁深恐由于副总统竞选引起党内的摩擦,为防患于未然,总裁有意使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由党提名。如果大家同意,我即去另一间休息室报告总裁。于是,吴忠信即征询孙科的意见。孙说,他绝对服从总裁的意旨。吴氏乃问我的意见如何。我听了他们一大堆的话,心中极不以为然,乃申明不赞成这项办法。选举正副总统既是实施宪政的开端,则任何国民都可按法定程序参加竞选,如果仍由党来包办,则我们的党将何以向人民交代?我更强调说,以前在北平时,我便向总裁建议从缓行宪,先将国内政局稳定再说,总裁当时并没有考虑我的建议,只说,解决今日问题一定要行宪。现在既已行宪,本人主张一切应遵循宪法常规办理,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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