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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第02期-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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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李鸿章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是腐朽没落,外强中干,色厉内荏时晚清王朝的社会时代产物;是中国官僚体制下的一个集大成者,是近代官场的一个标本。
  
  二
  
  李鸿章所处的时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他出生于道光继统的第三个年头(公元 1823年)。鸦片战争那一年,他中了秀才。从此,中国的国门被英国人的舰炮轰开,天朝大国的神话开始揭破了。封建王朝的末世苍茫,大体上相似,但晚清又有其独特性。其他王朝所遇到的威胁,或来自内陆边疆,或遭遇民变蜂起,或祸起萧墙之内;而晚清七十年间,却是海外列强饿虎捕食一般,蜂拥而上。外边面临着瓜分惨剧,内囊里又溃烂得一塌糊涂,女主昏庸残暴,文恬武嬉,官场腐败无能达于极点。在这种情势下,李鸿章的“裱糊匠”角色,可以说是命定了的。
  当然,这并非他的初衷。由于深受儒学的熏陶,他从小就立下了:弘誓大愿。二十岁时,他写过十首《入都》诗,里面满是“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之类的句子。果然,第二年就中了举人,三年后又中进士,入翰林。他在参加殿试时,借着《孟子日: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的考题大肆发挥:“今当举世披靡之会,使皆以缄默鸣高,则挽回风运之大权,其将谁属耶?”坦然以力挽狂澜、只手擎天自任,大有一种“舍我其谁”的骄人气概。
  李鸿章在他七十八年的生命途程中,以 1862年经曾国藩举荐正式出任地方都抚为中线,前后恰好都是三十九年。他历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两广总督及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直到1901年因病死在任上。他是晚清政坛上活动时间最长、任事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核心人物。
  热心仕进,渴望功名,原是旧时代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伪共同追求,但像李鸿章那样执著,那样迷恋,却是古今少见的。一般人是“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李鸿章则是不分顺境逆境,不问成败利钝,总是过河卒子有进无退。他把功名利禄看作命根子,入仕之后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官场,真是生命不息,做官不止。他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官迷”。曾国藩说过:他的两个弟子,“俞樾拼命著书,少荃(鸿章)拼命做官”。以高度的自觉、狂热的劲头、强烈的欲望追逐功名仕进,这是李鸿章的典型性格。
  李鸿章一生功业甚多,但他的蜚声中外,以至成为“世界级”的名人,主要是在洋务、外交方面。在慈禧太后和洋人的心目中,李鸿章与清廷的外交事务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每当大清国外事方面遇到了麻烦、面临着危机,老太后总是“着李鸿章为特命全权大臣”,于是,这个年迈的衰翁便会披挂上阵,出来收拾残局,做一些“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五年间,竟连续签订了《中法新约》、《中日马关条约》、《中俄同盟密约》、《辛丑和约》四个屈辱条约。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可以想见,李鸿章在西太后身边,日子是不会好过的。相传,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与李鸿章交谈时,曾暗喻他只会打内战,他听了喟然长叹道:“与妇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也。”老李当然无法与老俾相比。威廉一世和老俾君臣合契,是一对理想的搭档。书载,威廉皇帝回到后官,经常愤怒地摔砸器皿。皇后知道这是因为受了老俾的气,便问:“你为什么这么宠着他?”皇帝说:“他是首相,下面许多人的气他都要受,受了气往哪儿出?只好往我身上出啊!我又往哪儿出呢?就只有摔茶杯了。”老李受的气绝不会比老俾的少,但他敢找“老佛爷”出气吗?
  他在甲午战争中,声名尤为狼藉,民怨沸腾之下,清廷不得不给他“褫去黄马褂”的处分。一天,江苏昆曲名丑杨三演出《白蛇传》,在演到“水斗”一场时,故意把台词作些改动,说:“娘娘有旨,攻打金山寺,如有退缩,定将黄马褂剥去。”观众心领神会,哄堂大笑。李鸿章的鹰犬也都在场,恨得牙痒痒的却又下便当众发作,但事后到底把杨三弄得求生无路,惨痛而死。悲愤中,有人撰联嘲骂:“杨三己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李鸿章的长兄不忍心看着弟弟遭罪受辱,劝他早日离开官场,一起告老退休,他却坚决不肯。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杀李以谢天下”的呼声遍于朝野。而李鸿章则“晏如也”,毫无退避之念,“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他故作镇定,撰联悬于书斋:“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这也是跟他的老师学的——曾国藩当年也曾写过类似的联语:“挺起两根穷骨头,养就一段春意思。”他们所奉行的都是一种“挺经”。
  你若说他全然不在乎,倒也未必。有时候,处境过于艰难,他也会头脑暂时清醒一些,显现出一种平常心来。比如,当他接到已经退出官场的湘军名将彭玉麟的函件后,看到这位故人徜徉于湖光山色之中,逍遥在世虑尘氛之外,不禁涌起艳羡的情怀。复函里说:“弟日在尘网中,劳劳碌碌,于时事毫无补救,又不敢言迟。仰视孤云野鹤,翱翔天表,听其所止而休,岂啻仙凡之别!”“江山清福,唯神仙中英雄退步,始能独占。下视我辈陷入泥涂如醉如梦者,不知几时可醒耳。”这自是真情流露,但也无非说说而已,实际上却根本做不到。对于李鸿章来说,官场的荣华富贵毕竟要比湖山的清虚冷落更具诱惑力。
  彭玉麟的辞官不就,视富贵如浮云,是出了名的。他曾三辞安徽巡抚,三辞漕运总督,一辞兵部右侍郎,一辞两江总督并南洋通商大臣,两辞兵部尚书。每次辞官,他都情真意切,绝非借此鸣高,沽名钓誉。他能在功名场中陡然收住脚步,“英雄回首即神仙”,有其深刻的思想基础,像他在诗中所咏叹的:“黄粱已熟前番梦,白发新添昨夜霜。布袜青鞋容我懒,金貂紫绶任人忙。”“纵使平生遭际盛,须防末路保全难。登场端赖收场早,进步何如退步安。”这种境界,同李鸿章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而他的那几句诗:“我笑世人心太热,男儿抵死觅封侯”;“底事老僧最辛苦,利心热透道心微”,简直就像专门说给李鸿章听的,无奈,言者谆谆,听者渺渺,最后只能是“马耳东风”。
  
  三
  
  李鸿章的飞黄腾达,得益于曾国藩者甚多,他们之间的师承关系比较明显。两人都具有深厚的儒学功底,恪守着封建社会的政治原则,都为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而竭忠尽智;但二人的气质、取向不尽相同,因而,为官之道也存在着差异。
  曾国藩看重伦理道德,期望着超凡入圣;而李鸿章却着眼于实用,不槐做那种“中看不中吃”的佛前点心。他公开说:人以利聚,“非名利,无以鼓舞俊杰”;“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当然,曾国藩说的那一套也并非都要实行,有些是说给别人听的;而李鸿章却是连说也不说。反过来,对于一些于义有亏的事,曾国藩往往是做而不说,而李鸿章却是又做又说。其差别就在于,一个是伪君子,一个是真小人。李鸿章声明过,他“平生不惯作伪人”,这与城府极深、诚伪兼施的乃师相比,要显得坦白一些。由此我想起了一个故事:袁世凯看京戏《捉放曹》,当听到“宁教我负天下人,毋教天下人负我”这句话时,他说,可惜曹操当时没有把陈宫也干掉,否则,这句有损于曹操形象的恶言就不会传出了。记得讲故事的人紧接着又补充一句:“其实,老袁也是没有心计,既有此意,何必说出?”李鸿章对于袁世凯是很欣赏的。临终前,他还曾荐袁以自代。
  在政治上,曾国藩患有一种“恐高症”,他一向主张知足知止,急流勇退。每当立下大功,取得高位,总是如临深渊,惕惧不已。咸丰末年,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江、浙、皖、赣四省军务及巡抚、提督以下各官均归其节制。这一高官显位,不知使多少人艳羡、垂涎,但曾国藩却并不开心,他说:“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面对天京城破这一期望多年的胜局,他不仅没有欣喜若狂,反而终夜难眠,认为物极必反,名之所至,谤亦随之,因而诚惶诚恐。在《家书》中,他特意告诫子弟:“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为此,必须持有三种心态:一是不参与,好像事情与己无涉;二是不善终,高位都是险地,居高履危能够善终的很少;三是不胜任,好像在朽烂的跳板上驾驭着六马奔车,随时都,有坠入万丈深渊的危险,所以战战兢兢;唯恐不能胜任。他的韬晦之计,后来发展成为功成身退、避祸全躯的行动。他多次奏请开缺回籍,归老林泉。对于老师晚年一再消极求退的做法,李鸿章颇不以为然,直接批评为“无益之请”。他说:“今人大多讳言‘热中’二宇,予独不然。即予目前,便是非常热中。仕则慕君,士人以身许国,上致下泽,事业经济,皆非得君不可。予今不得于君,安能不热中耶?”
  一冷一热,一退一进,这和他们所处的境遇不同有直接关系。曾氏当政时,清王朝所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农民起义;他所时刻警戒的,集中在功高震主、拥兵自重方面。“打下一个洪秀全,上来一个曾国藩。”这是他最怕听的一句话。而阴险毒辣的西太后,承袭了祖上康熙皇帝的惯用伎俩,善于利用大臣间的矛盾以制衡其权力与威势,她一面重用曾国藩,一面又扶植左宗棠、沈葆桢,发展李鸿章的淮军势力。就是说,你曾国藩已经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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