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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在政权建立问题上，也必然要具备兵力。但如和重庆斗争引起内战，发生同一民族之间出流血惨案，这是并不希望的。将来，在重庆政府和我的运动一致的情况下，业已达到运动的目的，由此我断然下野，毫不踌躇。这两点，我明确说出，表露我的心境。”
汪精卫在会谈上表示：一、建立和平政府，真正体现日华合作，向一般国民证实抗战是没有意义的。二、和平政府建立后，组织军队。三、为了建立和平政府，希望先去日本，与日本政府要人交换意见。四、该政府仍将继承中华民国的法统，称之为国民政府，采取迁都的形式，实现三民主义，规定青天白日旗为国旗。
5月2日，当“北光丸”抵台湾基隆港时，汪精卫就遭到当头一棒。龙云发表复函，谓：“蒙手赐复书3月30日函，附以港报举一例云云。展诵回环，弥得诧骇，举一例文中将国家机密泄中外，布之敌人，此已为国民对国家初步道德所不许，至赐书，则欲之背离党国，破坏统一，毁灭全民牺牲之代价，反举国共定国策，此等何事？不仅断送我国家民族之前途，且使我无数将士与民众陷于万劫不复之地步，此岂和平救国之本，直是自取灭亡，以挽救敌寇之命运耳。”5月4日，“北光丸”驶离台湾，前往上海。汪精卫在日轮上，心情沉重地写下诗一首：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舵楼欹仄风仍恶，灯塔微芒月半阴。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
5月6日，“北光丸”驶抵上海虹江码头，8日，汪精卫离“北光丸”上岸，住进江湾土肥原公馆。
冯玉祥话汉奸冯玉祥是为人们所熟知的爱国将领。从晚清到民国，从士兵到上将，滦州起义、首都革命、五原誓师、察绥抗战，继之为抗日救亡而奔走，为和平民主而呼号，一生极富传奇色彩。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的野蛮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冯玉祥受到极大的震动。9月23日，他向全国发出通电，痛斥蒋对内屡兴战端，对外妥协投降的行径。后来，蒋、汪合谋破坏“一。二八”抗战，使冯玉祥大失所望。他愤然离开南京，前往泰山，另觅抗战之路。
1933年，热河失守，华北沦亡在即。冯玉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召集旧部和各路义勇军，组成“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连克宝昌、多伦等地。蒋介石不以为功，反诬冯“破坏整个国策”，并勾结日寇，围剿这支抗日武装。
冯抗日有“罪”，报国无门，被迫解甲泰山。
1935年底，冯为团结抗日力量，不计前怨，回到南京，为促成国共合作做了不懈的努力，同汪精卫等投降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8年10月，蒋介石在武昌召开最高国防会议，会后只剩下蒋、汪等要人。汪精卫问冯玉祥：“焕章先生，什么叫抗战到底？”他回答说：“把所有的失地都收回来，不但东北四省，就是台湾和琉球各岛，都要交给我们，并且要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的投降，这就是抗战到底。”说完他反过来问汪精卫：“你是不是不喜欢这个样子？”汪又惊又恼，青筋暴跳，转过脸对蒋介石说：“这是做梦，做梦！”冯玉祥拍案而起，厉声说道：“做梦，各人不一样，有人做梦当主人，有人却做梦当奴才！”直骂得汪精卫目瞪口呆，汗颜无地。
汪精卫投降日本以后，冯玉祥在重庆参加国民党中央召开的讨汪大会上，痛骂汪精卫，主张开除汪的党籍，通缉他，并连续在广播中发表题为：“粉碎汪逆的卖国密约，战斗到最后的胜利”、“团结起来粉碎日汪协定”等讲演，痛斥汪精卫投敌卖国行径。
开完讨汪大会以后，冯玉祥赴川、黔督练新兵，约著名作家老舍同行。车抵青木关，他与老舍下车吃四川烤地瓜。
吃完登车赶路，途中与老舍商量怎么写骂汪精卫投敌出走的诗，老舍让他自己出题、自己做。
冯玉祥想了想说：“那应用烤地瓜为题做诗吧！”
老舍很了解冯玉祥的丘八诗风格，常常修改他的诗，因此一听就幽默地说：“呜呼汪兆铭，不如地瓜香。”
后来在途中又看到遍地长满黄花菜，老舍说：“要不然就以黄花菜为题吧。”
“好哇！”冯玉祥赞同地说。
1939年1月3日，冯玉祥在隆昌写成《黄花菜》一诗，诗曰：时当二九天，蜀道菜花黄；灿灿真悦目，风来阵阵香；此花有傲骨，胆敢战风霜；前方正抗敌，汪贼竟投降！平素空谈论，离奇又狂妄：“岳飞是军阀，秦桧是忠良。”有人对我说，此话出于汪。此为其哲学，“有奶便是娘！”察哈尔抗战，口外作战场；多伦既克服，官兵多伤亡，运回一千多，死者四团长；平津入医院，万目共昭彰，汪说：“未打仗，哪里有死伤？”黑白多不分，实已昧天良！武汉打电话，态度已失常，每闻我军胜，怒气不可当；一闻我军败，喜气乐洋洋。喜败而妒胜，此态可思量；领袖欲太重，汉奸也愿当，行年已半百，晚节末路忘；只知富与贵，不替民族想；国家与朋友，尽弃投敌邦；千年万世后，“精卫”恶名长！认贼作了父，甘心拜天皇！倭寇发狂言，欺世惯中伤，巨奸欣然喜，竟谓好主张。不要我赔款，中国整个亡；取消租界地，全属贼东洋；日满华合作，主人倭寇当；三国成一家，日寇是父王；此理至明显，世人都知详。谁说汪不知？
未免太荒唐！如果汪知道，那又怎样讲？
“卖国贼”之字，头衔最适当！孙凤鸣壮士，一击连三枪；早晚铸铜像，佩他有眼光；决心过荆轲，锄贼优张良。
韩国李完用，不孤今有双！倭寇将大败，我军正威扬；不久失地复，民族得解放！日本革命起，军阀尽灭亡。到了那一天，汪贼走何方？不见拿破仑，攻俄势难当，占了莫斯科，豪气高万丈；一旦俄反攻，吃了大败仗，可怜四十万，未剩二千枪。不见德意志？大战何豪强，血战整四年，财尽民慌张；国内起革命，民治为政纲，威廉忙滚蛋，国外去彷徨。
我们为民族，小败心不慌，我们能持久，一定打胜仗；我们为民主，天皇定灭亡；我们有信心，始终不摇晃；信念最坚决，至死不投降！四五千年史，此战最芬芳！成仁与成功，必耀青史上。呜呼！汪精卫！心肝尽丧亡！呜呼！汪精卫！不如菜花黄！
16上海、青岛刺汪密谋的夭折
在曾仲鸣被暗杀前，汪精卫还是很犹豫的，并没有下决心到南京组织政府。曾死后，反而使他决心干了。在河内高朗街遇刺漏网的汪精卫，转渡到上海，投靠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日本主子的卵翼下，积极准备建立伪中央政权，这对重庆蒋介石政权无疑是一个严重的威胁。蒋介石命令戴笠继续想方设法，除掉汪精卫。为了对付“军统”、“中统”特务，保护汪伪大小汉奸头目的安全，“七十六号”特务组织应运而生。“七十六号”与在上海从事暗杀活动的蒋方特工人员进行了激烈、残酷的争斗，一时刀光剑影，血肉横飞，双方特工人员互相利用，互相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939年5月，蒋介石获悉汪精卫一伙到了上海，便责令戴笠派人到上海市布置刺汪。戴笠受命后，命令“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执行这一行刺任务。由于汪精卫生怕河内恐剧重演，所以在上海起居住行，处处留意，防范甚严，陈恭澍一时难以下手。不久，戴笠又派原改组分子、当时任国民党第四战区少将高参的戴炳星（又名静园，湖南湘潭人）前往上海，伪装投汪，待机下手。戴炳星在汪伪中混了一阵，无缝插针，工作难以进展，便找借口想返回内地，与戴笠另商办法。一次，他向汪精卫建议，说抗战期间，戴笠指挥军统特工与汪伪特工展开了一场厮杀。
自己可以回广东劝说第四战区代理司令长官张发奎、广东省省长兼第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李汉魂、第三十五集团军副司令兼六十四军军长邓龙光等投汪。汪精卫考虑到张、李、邓，都是蒋介石嫡系的广东籍军人，而与自己又有历史关系，就同意派戴炳星携带分别写给张发奎等三人的亲笔信，前往第四战区司令部驻地韶关。戴抵韶关后，即向戴笠汇报，重新研究谋刺计划，并由戴笠加派“军统”局书记长吴赓恕率特务十人，随戴炳星返沪，协助戴伺机完成刺汪任务。
不料，戴炳星、吴赓恕等到上海不久，在谋刺伪上海市长傅筱庵的过程中，暴露了身份，遭到“七十六号”的通缉。
于是他们不得不分别匿居在法租界。1939年9月，由于戴炳星的妻子泄露机密，“七十六号”侦知戴的行踪，将他逮捕。
“七十六号”特务组织的负责人丁默、李士群并没有马上把他枪毙，而是将他关在“七十六号”高洋房三楼的优待室里，天天供以大鱼大肉、香茶美饮，待如上宾。目的是想通过戴炳星的关系，与“军统”联络。经过双方谈判，戴炳星答应丁、李的要求，并致函重庆，“军统”局复函表示同意。
丁默、李士群在接到“军统”局的复函后，给戴炳星过了目，并准备释放他。但是对信细加研究后，发现信上有些字的笔迹比其他字稍粗，而且是混杂在整篇的信中。他们把这些粗笔迹的字连在一起后，惊恐万分，冷汗湿身，这与全信内容截然相反。信的原文是同意戴炳星与“七十六号”实行合作，而粗笔迹字连起来的意思，却是要戴炳星伪装与“七十六号”实行合作，寻机除去丁、李，进而会同“军统”上海区，打垮“七十六号”。于是，戴炳星全身被重新详细搜查，从戴的衣服夹层里，搜查出了秘密文件。“七十六号”头目发现自己险些上了大当，恼恨之极，经由丁默、李士群“签报”，周佛海核准，并经汪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