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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走后，汪精卫立即与等在书房的陈璧君商量，怀疑他们的行动被蒋介石发觉了，决定留下来静观形势变化。
7日深夜，汪密电在香港的高宗武，告知“因蒋介石突然来到此地，不得不将8日出发的预定加以变更，然而前途并不悲观。……如蒋介石逗留时间较短，等他离开重庆后，从重庆出发，如时间较长，则借口尽快从重庆出发。”8日汪派陈春圃送幼子、幼女赴昆明转河内，陈在昆明，负责与龙云等联络。
蒋介石听了陈布雷夜探汪精卫的经过后，9日，亲约汪精卫、孔祥熙等人在自己的别墅开会。下午二时，汪准时到达了。汪、蒋互相审视着，都希望从对方的表情中找到可疑之处，当四只眼睛碰到一起时，两人同时显出做作的笑容，齐声互问：“近来身体好吗？”一阵寒暄过后，会议开始了。首先，外交部长王宠惠汇报世界局势及日本对华方针。议题很快转到中日战争问题上，汪又打出和平停战的招牌。会上，汪力陈现在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局，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局，两者皆有困难，两者皆有自知之；故和平非无可望。外交方面，期待英、美、法之协助，之不反对，德、意之不作难，尤期待日本之觉悟，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当到来。并攻击蒋：“一直优柔寡断，没有拿出和平诚意。既不愿意打，又不愿意和，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这可能吗？”蒋介石听后，强压着火说：“既然是这样，那就定个日期，召开高级军事会议，仗还打不打，让大家讨论。”会议不欢而散。
汪精卫一到家，几位亲信不约而同地打听情况。汪考虑一会儿说：“明天不能走，等观察几天再说。”曾仲鸣却很焦急，认为不能按期出发，必须设法告诉日本政府，汪摆出一副深谋远虑的样子说：“我是有准备的，马上给周佛海拍电报。”电报内容是：“兰姐因事不能如期来，秀妹出闺佳期必须等候。”这是事先规定的暗语。“兰姐”是指汪精卫，“秀妹”是指日本政府，“出闺佳期”是指日方发表声明的日期。
12月10日，汪电高宗武转告日本：（一）蒋介石来重庆，是由于其他公事，工作并未暴露；（二）余的处境与计划完全没有变化，希安心；（三）大约延期7天，预可以转入既定的行动。以后一连几天，风平浪静。汪经观察和分析，自信蒋没有怀疑他会逃离重庆，紧张而忧虑的心情开始安定下来。
15日晚，周佛海的内弟杨惺华秘密从昆明潜入重庆，会见汪精卫。原来，周佛海是以视察宣传工作的名义到昆明的，9日秘书长陈布雷打电话给他，要他立即返任。这是蒋介石的命令。
周佛海后来回忆说：“事情是否已经暴露？万事休矣！惊骇之至。但要紧的是汪未飞到昆明来。汪从重庆出奔的情况究竟怎么样？简直令人坐卧不安，焦急万分。”“我如果返回重庆，那就不可能逃出来。虽然不回重庆是对的，但是我一个人到香港去又不顶用。更重要的是使汪先生的出奔越发困难了。”“总之，我可以以视察宣传工作尚未结束为理由对付蒋介石，在那里等待几天，真处于进退维谷的窘境，不知如何是好，度过了异常痛苦的一个星期。”
由于汪不能如期出逃，日本主子也搞得很被动。按计划，近卫11日的广播演说，只好以患病为理由，推迟到14日。
到了那一天，汪还在重庆，近卫无奈取消这次预期的演说，从大阪溜回东京。日本方面甚至怀疑汪精卫是否有投降诚意。
在昆明打前站的陈春圃也不得不取消定好的包厢。为了摸清情况，周佛海才派人回到重庆。汪请杨惺华带信给周佛海，决定18日赴昆明，行前还有电报给他。
16日，汪精卫前往蒋介石官邸访蒋，谈约30分钟。晚10点左右，一辆客车装着汪精卫家的金银软细、日常生活用品、重要的书籍和公文，在陈国琦等护送下，离开重庆直奔昆明。
17日上午，汪分别给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写信，阐述他逃离重庆的理由。信封上写道“请陈布雷先生转交”等字样。
放在卧室里的桌子上，等日后军统特务来索取。
汪精卫在重庆，像热锅上的蚂蚁，又焦急地熬过了一天，才找到脱逃的机会。18日，预定蒋介石召集年轻的中央委员训话，汪精卫可以不出席。正好乘机出奔。
18日凌晨5点多，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等七人挤在阴暗的地下室里，对将逃离重庆做最后一次研究。决定七个人分两批走，上午10时，汪精卫往见行政院长孔祥熙，告之前往成都讲演。随后，同陈璧君、曾仲鸣、汪文婴、汪文惺、何文杰等直奔机场。
机场上虽然军统特务密布，对乘客严格检查，但对国民党的副总裁汪精卫一行，几个特务面面相觑，只得让他们登机。谁知登上飞机，汪还没坐稳，忽然发现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也在机上，汪又是一惊，心想是不是老蒋派他来监视我们？周至柔见是汪精卫，赶紧起身谒见。陈璧君在一旁忙说：“汪先生应云南龙主席的邀请，去昆明讲演。”曾仲鸣对汪低声说了对周至柔的怀疑。
飞机航行约十五分钟时，周至柔忽心血来潮，从座位上站起来说道：“我向汪主席做汇报表演！”说罢，走进驾驶室，亲自驾驶飞机。
顿时，汪一伙吓得心惊肉跳，他们担心周把飞机开回重庆。曾仲鸣掏出笔记本，轻轻撕下一页，在上面写道：“密切注视，如果转变航向，由连轩把周击毙，由曾对付周的卫士，文杰和常焘保卫汪主席夫妇。”纸条在同伙中秘密传阅。
约又过了二十分钟，陈璧君透过机窗往下一看，以为是嘉陵江与长江的汇合处，不由大惊道：“周司令！你为什么把我们送到重庆？”曾仲鸣和桂连轩等四人的右手同时插入自己的口袋，紧紧握住手枪。这时，飞机驾驶员哈哈大笑，说：
“是沱江与长江的汇合处，是泸州，不是重庆。”汪曾多次乘机来往于重庆与昆明，他往下仔细观察，说道：“航向没有错，刚才经过的地方的确是泸州。”又是一场虚惊。
飞机抵达云南上空，周至柔才离开驾驶室，笑着对汪精卫说：“报告汪主席！周至柔汇报表演完毕，您看我这个航空兵合格不合格？”周的举动，把汪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心里很不痛快，强装笑脸说：“合格，合格。”
飞机终于到达昆明上空，在机场上盘旋一周，开始下降。这时，汪往下一看，又吓一大跳，只见机场上人山人海，彩旗飘扬，汪甚疑惑，龙云明知他是秘密出走的，为什么要兴师动众，搞欢迎？这龙云玩的是什么把戏？汪一伙心慌意乱地走下了飞机舷梯。
原来，按汪的计划，陈春圃曾通知龙云：汪飞昆明时，为了“不引起日寇注意，避免敌机中途截击”，只请龙云一人去迎接，不要让其他人知道，龙满口应允。在机场上，省府各厅、署、局长，都在列队迎候，满街挂了旗帜，军乐队也大吹大擂起来。云南王龙云身着上将军装，满面红光，恭候着汪精卫。龙云此举，本为讨汪的欢心，但汪做贼心虚，一见当时场面，大为不满，害怕阴谋暴露。龙云回忆说：“在汪未到云南的前几天，我接到国民政府文官长魏怀的电报说：（汪主席将到成都和昆明演讲，到时希即照料。）我接到电报后，以为汪先到成都，故未即做准备。后来他突然直接飞昆，已经到了机场，我才得报，去机场接他，把他招待在云南警务处长李鸿谟的家里。那天晚上恰巧我宴请美国大使詹森。我问汪：”方便不方便参加？'他说：“我不参加了。'当晚宴席散后已夜深，未与汪见面。次日上午，我去看他。他说：”我明日要到香港。'我问他：“到香港有什么事？'他说：”日本要派一个重要人员来香港和我见面，商谈中日和谈问题，我要去看看他们是否有诚意。'我留他多住几日再去，他说：“我还要转来的。'他叫曾仲鸣到驻昆明的法国领事馆办理出境签证。签证办好了，曾仲鸣拿给他看。他看见是一份普通护照，当时就大发脾气，即刻打电话到重庆责问外交部，随即他就飞往越南去了。”
19日下午，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等，乘龙云为他们包租的一架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仓皇逃往河内。为制造假象，汪在起飞前致电蒋介石称，称因飞机过高，身体不适，且脉搏时有间歇现象，决多留一日，再行返渝。下午2时30分，汪精卫一行赴飞机场。3时15分乘包租的专机起飞，5时30分抵达河内。从此，汪精卫集团便公开走上投敌卖国的罪恶道路。
15河内惊魂
汪精卫一伙乘飞机仓皇出逃，抵达河内以后，20日上午，汪精卫偕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汪文婴等乘汽车经海防赴距河内100公里之海滨。下午，返回河内。23日移居河内郊区避暑胜地三桃山，不慎将腿跌伤。12月25日，周佛海、陶希圣、陈春圃赴港不成返河内，并偕陈公博来三桃山。汪精卫致电驻英大使郭泰祺，称：“日方所提尚非亡国条件，应据以交涉，谋和平而杜共祸，拟向中央以去就力争，故暂离渝，并嘱转告。”26日下午4时，汪精卫召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等共同讨论，反复商量今后进行方针及步骤，但无具体决定。1939年1月28日，汪精卫以河内高朗街二十七号朱培德公馆作为寓所。这是一栋两层法式小花园洋房，时值严冬，但这里仍然云淡风轻，阳光明媚，景色如春，梧桐成荫。二楼朝南的大房间成了汪氏夫妇的卧室。在这里，汪精卫没有特别的警戒，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人向他行刺。
1938年12月23日，日本首相近卫迫不及待地按照“重光堂”密约，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26日，蒋介石在纪念周会上讲话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