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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约见汪精卫，出示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紧急指示。汪精卫看到《五月指示》后大吃一惊，密令中写到：一、无视国民党的禁令，实行自下而上的土地革命。二、在湖南湖北组织一只由2万共产党员和5万工农组成的工农革命军。三、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旧思想的一律驱逐，由各界工农代表取而代之。四、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反革命军官。汪精卫看完《五月指示》后冷汗直冒，由拥共一百八十度转为反共，成为一个坚决的反共分子。他把共产国际《五月指示》看成是共产党颠覆国民党的证据，以此作为他反共的“理由”。6日，汪精卫偕谭延、徐谦、孙科、顾孟余、邓演达等离武汉赴郑州。
10日，汪精卫与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决议：（一）组织政治委员会开封分会，以冯玉祥为主席，指导陕、甘、豫等省党务。（二）成立河南、陕西、甘肃三省省政府，分别以冯玉祥、于右任、刘郁芬为主席。（三）第二集团军扩编成七个方面军，第四方面军撤回武汉。6月中旬，汪精卫开始召集中央党部中非共产党的负责人，商量和共产党分离的方法，并召集国民党军事将领，布置防范共产党，听候中央决议。7月11日，汪精卫出席中政会会议，提议禁止请愿讨蒋运动。13日，汪精卫主持国民党中执会政治委员会第37次会议，提议要注意工人的行动，对土豪劣绅的审判为政府职权，农民协会勿庸过问。他还发表《主义与政策》一文，谓“所谓容共，是容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共同致力国民革命；如果对于共产党员，见着就捉，捉着就杀，固然是与总理容共政策大相剌谬。如果要将共产党的理论与方法适用于国民党里，甚至要将国民党共产化，那么，只能说是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不能说是容共，必为总理所不容”。
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7月13日公开发表《宣言》说：“目前，革命已处于危急存亡之时刻，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最近已公开准备政变……因此，中国共产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看到中共发表的宣言后，7月14日晚，汪精卫召开秘密会议，确定了“分共”。15日他主持召开紧急会议，汪精卫拿出《五月指示》说：“我们从这份指示中可以看出五层意思，都是很厉害的。同志们，目前本党已经到了严重的关口，必须在这个会上做出生与死的抉择。”到会的国民党军政要人，孙科、唐生智等，纷纷发言支持“分共”，只有宋庆龄的代表陈友仁反对。汪精卫对宋庆龄等说：“孙先生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根据其三民主义之原则来发展他的观点，改变他的策略。当初他联合袁世凯，后来经过事实的教训就发动了讨袁，当初他依赖陈炯明，后来他又义无反顾地发动征讨陈逆。如果孙先生看到今天武汉的形势，看到共党正虎视眈眈地欲篡我党之权、我党之军，他会怎样？他一定会改变他的三大政策的。”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军队中任职的共产党员，在即日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
但汪精卫说：“我们不像蒋介石那样搞武力清党，而是采用和平的‘分共'，这是最稳妥的步骤。”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南昌发动了武装暴动。武汉国民政府放弃了和平“分共”的政策，开始搞武力“分共”。1927年8月8日，汪精卫召开了国民党中央紧急扩大会议，通过了“武力分共”决议案。在武汉也开始了大肆逮捕处死共产党人，开始了血腥的大屠杀。其凶残程度较之蒋介石毫无逊色。汪精卫怎样来解说自己的变化呢？他颠倒是非地说，这是由于共产党放弃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同时，他也不得不向国民党的反共先驱们表示引咎、认错。他把自己说成“是误解了总理的容共政策”，并宣称：“我们惟一纠正错误的方法，是先补过，后引咎。”所谓“补过”，就是疯狂残杀共产党人和忠实于三大政策的中山信徒；而“引咎”，则是旨在求得南京政府的谅解。汪精卫以凶残的反共行动最终背叛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这是汪精卫、陈璧君夫妇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他们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
才华性格疯人古人称许一个人物，必讲文章盖世。若以此为标准，汪精卫可算得上半个人物。在文学上，他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在同盟会时期，无论他的文章，还是他的诗，笔锋犀利，热情洋溢，说古论今，旁征博引，具有强烈的煽动性。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这革命的囚徒之诗，使人们在敬仰之余，而生成仁取义之意。他的文章，说得头头是道、处处动情，有人评价他的文章和梁启超著作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还能做有声有色的通电，能起草有气势的宣言，有时，还在一些报纸的副刊上写诗话，能为小报写些离奇怪诞的小品。他的讲演，闻者动容，为人所共知。在这些方面，汪精卫可算是多才多艺。后来，因刺摄政王而声名远扬，出狱后又出洋留学，周游各国，和陈璧君过着极悠闲的生活。
就其工作，一跃成国民政府主席。这样，他的才华又被断送了。他以后写的那些风花雪月、儿女情长的诗，让人读之乏味，全无“血钟声响遍天涯”的可歌可泣的诗句了。
至于汪的性格，可以说是非常孤僻。他十三岁丧母，十四岁丧父，其长兄对他管教极严，长时间在严父、严兄的管教下，形成了他外表谦和而心地狭窄、懦弱自卑而又要出人头地、反复无常的矛盾性格。和他初次交往的人，都会被他谦厚的态度、温文的举止、流畅的言词、诚恳的表情，不知不觉地吸引着。不知道他实际生活的人，一定以为他宽宏大量，绝不会想到孤僻乖张的字眼。他非常喜欢别人吹捧他，给他戴高帽。如谁要是不知趣，给他提点意见，他虽当面点头称是，背地里便是“他妈的×”，“要你来教训我”，下流骂人的话，便如串珠般从口中滚出来。
汪虽没有当领袖的能力，却有极强的领袖欲念，因此惟我独尊的性格，除了陈璧君之外，谁也不可侵犯。后来当了日本人的儿皇帝，也学得忍气吞声，一副奴才相了。在汪的手下，只要小心奉承，顺他的性格，有当奴才、狗才的本领，就能干下去，并升官。褚民谊是汪的连襟，是由汪、陈两人做媒，与陈璧君之母卫月朗的养女陈舜贞结婚的。此人呆头呆脑，办事糊涂，汪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院长时，却让褚民谊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他上任不久，就闹出了许多笑话。一次，汪批阅文件，看到秘书长盖过章的文件里错误百出，连公文程式都不合，不禁勃然大怒，把褚民谊叫来，脸色铁青地问：“你管的什么事？”褚被问得蒙头转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汪盛怒之下，顺手一推，将桌上的文件扔得满地都是，褚慌忙弯腰去拾，当着汪的面，翻来覆去地找毛病，但怎么也查不出来。汪见这种丑态，大骂：“滚出去！”
后来是一位秘书看出，原来那些应该用呈文的公文，褚民谊却误用公函了。又有一次，行政院举行例会，各部部长都已到场，专候汪精卫驾到。但等了许久，仍不见人影。褚民谊四处寻找，却不见踪影。突然，“砰、砰、砰”，厕所里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接着就是一阵叫骂。褚民谊等人赶到那儿，才知道是汪精卫被关在厕所里出不来了。原来，行政院的房子是新建的，监工、接收、都由秘书长负责，可是整修扩建工程偷工减料，蒙混过关，质量不合乎标准。那副门锁也是次货，关了不能开，褚民谊却一无所知。一群人经过一阵推拉却无济于事，最后只好到外边请了锁匠，才把这位在厕所里关了很久的院长放出来。汪一怒之下，连会都不开了，褚民谊吓得满头大汗。后来，蒋介石集团在攻击汪精卫时，就拿褚举例子，以证明汪派执政的无能。但是，褚民谊毕竟效忠于汪精卫，这使得汪既讨厌他的无能，又舍不得抛弃他。褚也确实有他的修养，虽屡遭汪的责骂，也从不在意。从褚民谊也就可以看到汪手下人的德行及汪的用人之道了。
汪精卫在交友方面，无论公私，除了个人利益之外，绝无什么友谊。和他打过交道的人，以后多数对他恨之入骨。
吴稚晖是汪在同盟会和进德会及流亡法国时的好友，当时达到了亲密无间的程度，但后来两人分手，吴稚晖一气，大骂汪精卫，给汪扣红帽子。汪精卫骂吴稚晖是无耻文人。两人对骂，使彼此的丑恶行径都暴露无遗。汪精卫和胡汉民的关系，在同盟会时期及辛亥革命前后，可谓弦韦同佩、胶漆不离。汪精卫曾写诗，描述汪、胡间的友谊。但以后由于胡汉民在能力、地位上都比汪精卫高，他对胡便恨之若寇仇。最后，利用廖仲恺被刺案，把胡汉民赶走，排除了一个政治上的强有力对手。汪对朋友，爱之不见得欲其生，但恶之实欲其死，甚至死了也不放过。廖仲恺先生和汪的友谊之笃是人所共知的，孙中山去世后，汪能担任广东国民政府主席，多得廖仲恺极力拥护。公私之谊，不可谓不厚，廖仲恺遇刺后，他曾大写哀词，并作墓志铭。汪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何香凝痛斥汪的叛变行为，汪大为恼火。后来廖墓迁南京国葬时，国民党政府要人都到墓前致敬，致慰廖夫人，但汪只派他的连襟、太极拳师褚民谊代表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