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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众》上写了不少政论，也有不少读者批评它“太高深”，“内容单调，不够多样，不够活泼”，于是章汉夫就开辟了一个《茶亭杂话》的专栏，要我每期写几篇介乎杂文、政论之间的随笔。我从《群众》三十一期起，用“汪老吉”、“任晦之”两个笔名，每期写两三千字，一直写到一九四八年底，一共大约写了十多万字。我忙于各民主党派的联络工作，这时候《华商报》的《茶亭》主要撰稿人是胡希明同志，他当时还主持办一张《周末报》，但是用“三流”笔名的文章，《茶亭》上几乎每天都有。（我在《群众》上用任晦之、汪老吉笔名写的随笔，后经顾家熙同志整理成书，题为《蜗楼随笔》，由人民日报出版社于一九八二年出版。）
从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开始，留在蒋管区的各民主党派人士就陆续撤退到香港，民盟、民革、民进、民促、九三学社、致公党……都在香港开过代表大会，并在《华商报》上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这时候东北已经解放，所以我们就租雇外国轮船，来往于东北解放区和香港之间，从解放区把大豆、农副产品运到香港，出售后购买了医药器材、轻工用品（如纸张等）运回东北。同时，民主党派领袖们就搭乘这些持外国旗的货轮赴解放区。据我回忆，从一九四八年秋到一九四九年三月，何香凝、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邓初民以及大批文化、文艺界人士都是经过这一途径，先到大连、烟台，然后转到解放区的。一九四九年一月，北平和平解放后，我们也正是通过这一途径，首先看到了解放区的报纸。于是我们就把解放后北平的政治情况、人民生活等方面的消息改编为“本报北平专稿”，在《华商报》上发表。这时，正是一个“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时刻，不单港澳，连东南亚以至欧美各国的华裔、华侨，都渴望知道新北平和解放区的消息，所以从一九四九年一月起，《华商报》的销路从七八千份激增到一两万份以上。这种“本报北平专稿”或“本报记者北平电”之类的通讯，大部分是我自作主张地编写的。这时章汉夫已调到天津去担任外事工作，方方、林平都已经回到东江，我接替了章汉夫香港工委书记的工作，编委会同人也觉得这样做可以扩大影响。直到三月间我接到范长江从北平来信，说这种搞法是资产阶级的办报方法，我才停止了编写这种“特稿”。
一九四九年四月，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解放之后，港英当局对我们的态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就在十二月，香港警察还搜查了许涤新的住宅）。我们乘胜前进，在四月二十六日中午，以新华社香港分社名义，在香港大酒店二楼举行了盛大的庆祝酒会，在港中外各界名流、工商界巨子以及文化、新闻、艺术界百多人参加了酒会，情绪非常热烈。四月二十七日下午，香港文化、新闻、文艺界人士六百多人又在金陵酒家举行了大规模的集团聚餐，还表演了庆祝胜利的文艺节目。
四月下旬，中央调潘汉年、许涤新和我三人回北平，准备接管上海。我们于四月二十八日离香港，五月六日到塘沽，我在香港的工作改由乔冠华接替。同年十月十四日广州解放，翌日，《华商报》发表社论，宣告完成了历 史使命，与香港同胞告别。这样，后期《华商报》一共发行了三年九个月。
选编后记
李子云 林缦
应姜德明同志之邀，我们为夏公编成了这个集子。姜德明同志主编这套书，旨在收集作家书话。我们编成这样一本序跋集，与丛书题旨似乎“若即若离”，不尽吻合，这是出于夏公的某些特殊情况。
所谓“书话”，自然是以书为题，作者写自身与书的关系，谈自己的阅读经验与体会，对书的爱好，以及收书、藏书的乐趣等等的文章。夏公当然是一位爱书、终生与书打交道，直至九五高龄去世前夕仍手不释卷的人。但是，由于他的特殊经历，他不收藏书。他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生活动荡不安，行踪无定。尽管他兴趣广泛，博览群书（照他自己的说法则是他爱看杂书），但他没有条件藏书，更无闲暇写书话文字。大概是积久成习，当他的工作由地下转向公开、成为文艺界领导人之后，他这个习惯也没有太大的改变。他的存书一直不很多，也从不收集珍本、善本书。他所存的书，一部分出于他兴趣爱好和阅读需要而购买的，大部分是作者和出版社赠送的。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去世前不久，将书捐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在他留而未捐的极少数的书中，有一本清代谈猫的线装书《猫经》。猫是他终身喜爱的小动物，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属于他的个人兴趣爱好方面的，还有植物方面的书。至于出自他的阅读“需要”的书，那就太广泛了。古代文论，笔记，历史，文化，人文科学方面的各种新理论，他都“阅”无止境，甚至科技领域中的某些新发明，也在他关注的范围之内，真是五花八门。但他并没有特别收集什么书，也很少写谈某一本书的文章。他从阅读中所得来的见解大半都融入了综论某一时期文学艺术的某一方面的创作状况的文章，其中当然以谈文学、电影方面为多。
他的文章与“书话”有关的，大概就算序跋了。这些文字倒都是直接谈书，谈自己的书和别人的书的。经姜德明同志点拨，我们主要收集了他的序跋。由于我俩都不是专职研究者，资料不全，而夏公本人对自己早年著作也保留得很少，所以我们的这本选编可能有所疏漏，还望方家补正。另外，与有些老作家相比，他在这方面留下的文字也确实较少。不过，他这些一般都不太长的文章，内容却很丰富。自序部分，或谈自己作品的时代背景，或谈作品中人物的形成和自己对他们的性格、命运的分析，对于了解他本人的作品及文艺思想都有很大作用。为他人所作的序，则在分析介绍对方的文品和人品之外，兼及对方的经历及自己与他的交往，为他们的历史作证，特别是为他们的某些已湮没不彰而又值得留下的历史作证。除此之外，我们还从夏公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的《记者生涯》一章中，选择了《香港＜华商报＞、＜大众生活＞》等三节。这部分回忆记录了夏公从抗日战争开始到全国解放这一时期的某些经历，相信会引起本书读者的喜欢。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对于那些出于某种需要，由别人代笔经他本人同意后而署名“夏衍”发表的序跋，我们只收入了经过他本人修订的那一部分，有些则按照他生前的意愿未予收入。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