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瞥孕牛夥潘枷耄康髁艘帐豕媛珊鸵帐趺裰鳌Ｒ舱谡飧鍪焙颍送赝镜摹堆嗌揭够啊泛臀怅稀⒘文场⒌送赝镜摹度掖逶恰反笫芏琳呋队Ｓ谑牵薄度嗣袢毡ā肺囊詹康笔钡母涸鹑顺滦τ晖旧柘胍诟笨峡僖桓鲈游淖ɡ傅氖焙颍揖汀熬刹「捶ⅰ保唤觥靶廊煌狻辈渭樱一雇萍隽四场⑻茝｜、孟超等同志合作。二十年后的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当袁鹰同志问我还有什么人可以邀约的时候，我叹了一口气说：“可惜绀弩不在。”为什么我这样积极？原因很多，首先当然是自己的积习难改，其次是那时正在三年冒进之后，在新闻界，“亩产稻谷十万斤”之类的“假大空”（这是苏联“客里空”的翻版和发展）盛行，文艺界则把写作题材卡得很死很死，号召文艺必须为当前的政治运动服务，这都是和恩来、少奇同志的意见相违反的。也许有人还会记得，丰子恺在上海写了一篇散文《猫》，就受到了批判。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人民日报》同志给我看了由报社编委会讨论通过的办这个专栏的一份书面方针，其内容是：“希望这个专栏在配合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方面，在表彰先进、匡正时弊、活跃思想、增加知识方面，起更大的作用。”我赞成这个方针，特别是对“匡正时弊”、“增加知识”这两点，认为十分 必要。“时弊”，指的是“当时之弊”，主要是假大空、顺杆爬、党八股，任何一篇文章都得戴帽穿靴之类，而其实“古已有之”的弊，如教条主义、封建迷信等等，实在也不少。至于“知识”，说老实话，由于在一九五四年我在一次青年作家学习会上讲了一通“知识就是力量”，不久就在一九五七、一九五九两年一再受到批评，却又未能把我“批倒”、“批服”。加上经过了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两年刮共产风的教训，使我更加认识到愚昧无知不仅是生产之敌、文明之敌，而且是民主之敌。所以我不察世风，不自量力，就积极主动地又想用杂文这一武器，来为“匡正时弊、增加知识”方面做一点工作。结果呢，有点理性和常识的人谁也不会料到，这个专栏（《长短录》）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店”，连由于我的推荐而写了几篇文章的人也受到了株连。
谈到杂文，就不免引起这些回忆。当然，往者已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之后，可以欣然地说，像这样的事，今后不会再出现了。我这样想，我也对人这样说。但是，习惯势力是可怕的，缠过足的人放了脚，走起路来和天足的人总是有差别的。近年来文艺刊物多了，我看到的杂文也还不少，可是恕我再一次直言，近年来的杂文（包括各地报刊上的政论、时评、今日谈等等）的气势和锋芒，似乎（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比以前弱一点了。人们不是一直把杂文比做投枪和匕首么？枪和匕首总是有锋芒的；四平八稳，左顾右盼，钝刀割肉，温文尔雅，都不是杂文的本色。党的十二大不是要求我们能在几年内做到经济财政、社会风气、党风的三个根本好转么？对此，杂文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林放同志在上海《新民晚报》写的《江东子弟今犹在》，《临表涕泣》，短短的几百字，不是在社会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么？
以上看法，主要是对一般的政论、杂文而说的，其目的是为了消除某些人的“心有余悸”，提倡敢于独立思考，畅所欲言。“今日谈”并不是单纯的杂文专栏，它的作者除了报社的编者之外，还有一大批报社外的干部、专家、学生、工农群众。因此，除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之外，不应该也不可能要求每篇文章都有相同的文风乃至观点。但是，值此振兴中华、厉行改革的时候，对于那些顽固不化，直到今天还想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上去的人，用软磨硬顶的办法来抵制体制改革的人，为了保住自己的“铁饭碗”而歧视、欺压、折磨知识分子的人……我认为，受到全国人民爱读的“今日谈”的文章，即使不猛击一掌，大喝一声还是十分必要的。长期的习惯势力，正像积厚了的水垢和铁锈一样，轻轻地揩擦一下是清除不掉的。这是一项艰巨而又细致的工作，我希望有更多立场坚定、态度鲜明、文风犀利的作者来为“今日谈”写稿，我希望“今日谈”在反对党八股、新八股，树立新文风这一工作中作出新的贡献。
一九八一年
《学人谈治学》代序
《浙江日报》为了鼓励青年认真学习，相继开辟了《勤学佳话》和《治学经验一席谈》两个专栏，介绍古人勤学成才的故事，发表了当代国内专家、学者撰写的几十篇治学体会文章，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现在，把这些文章汇编成书，题为《学人谈治学》，无疑是对建设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有益贡献。在付印之前，编者要我写篇短文，作为此书代序。我算不上“学人”，也没有系统的治学经验，但一则是“君自故乡来，不忘故乡事”，不好推辞；二则在四五十年的工作、学习过程中，也还有一些自己的切身体会。因此，只能在各位前辈和乡长面前，班门弄斧，讲一点很不成熟的意见。
近年来收到不少青年的来信，也从报刊上看到许多青年作者的文章，使我得到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印象，就是他们的基本功较差，知识面较窄，他们有生活、有见解、有勇气，但是语文和知识这两者阻碍了他们走向成功的道路。我同情他们，因为这是极左思潮和十年内乱中，喧嚣一时的“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等等口号所造成的苦果。读了这本书中的每一篇文章，都可以看到每一个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在他们成“家”之前，绝无例外地都在文、史、哲，数、理、化等等方面经过艰苦的努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要建筑百丈高楼，不先打好地基是不行的。苏步青教授说：“语文是各门学科最基本的工具，文理相通，语文学得好，阅读写作能力就提高了，就有助于学好其他学科，有助于知识的积累和思路的敞开。有的理科大学生数理化还好，但写实验报告文理不通，错别字很多，这样，即使你很有创造性，别人还是看不懂。我劝青年们千万不要忽视语文学习。”这几句话是对理科学生说的，而今天，“忽视语文学习”，竟还是文科学习的通病。
学理科的要打好语文基础，学文科的同样要有一定的数理化知识。在今天这样一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不管你学哲学也好，学史地也好，学文艺也好，没有一点现代科学的常识（我说的只是常识），在你的专业中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举一个例，有一点自然科学知识的人，再去学马列主义哲学，对于从量变到质变，对一分为二，对遗传基因，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等等，就会容易学懂。
在这本书中许多学者都谈到“勤”和“恒”这两者的重要性，我深有同感。假如有人问：治学有没有诀窍？那么我想，勤和恒就是最基本的诀窍。勤能补拙，业精于勤，这是中国的古话。无数事实证明，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一点成就，都是从勤学、勤思、勤问中得来的。古往今来的大科学家、大艺术家，从沈括、李时珍到华罗庚、陈景润，从杜甫、白居易到老舍、巴金，他们的勤奋，真的做到了“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的程序。当然，勤和恒，是不可分的。事实上，勤字中间就包括了恒的意思，譬如我们劝人多读书，决不是希望他读一本书，读一天书，而是希望他天天读，持之以恒，把每天读书养成习惯，“嗜书成癖”，习和癖，都只能持之以恒才能自然而然地形成。治学，要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众里寻他千百度”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才能从博到约，从浅入深。
博和专，是一对矛盾。我读了这本书中学人们的文章，绝大多数人都强调了博的重要性。我不反对“学贵专精，不尚驳杂”的道理，但是我同时也深信，在今天这样一个科学昌明、世事日繁的社会里，要专攻一业，不及其 他，恐怕要真的攻克这一业，也是有困难了。在科学范畴里，本世纪六七十年起，就出现了大量的所谓边缘学科，文学艺术就更不必说了，因为电子科学已经“侵入”了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你不理会科学，科学毫不客气地要向你渗透。看来，“杂家”这个词，已经不必有贬义了。文学是人学，而人，是生活在今天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中的，要研究人，反映人，要刻画出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作家的知识就非博不可，非杂不可了。读了戴不凡同志的遗作，他说：“要博，什么书都可以看看、翻翻，记不住内容，或对内容没有兴趣，即使只去知道一下书名、作者、出版年月，积而多之，有时也会有用处的。同时，不但是‘开卷有益’，也得注意社会上的种种（自人情世故以至风俗景物）。”我也有同样的感受。因为“人情世故，风俗景物”之类，在教科书和正式的社论、文件中是学不到的。
谈到博和杂，就很自然地想到一个浅字。对此，梁启超有一段话讲得很坦率，他说：“启超学问欲极炽，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每治一业，则沉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则又抛其前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时而抛故，故入焉而不深。”又在给他女儿的一首诗中说：“吾学病爱博，用甚浅且芜，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凡百可效我，此二无我如。”我认为不论治什么学，“学问欲极炽”和“集中精力”，都是完全必要的，学海无边，对这一门“沉溺”了一阵之后又“移于他业”，看来也是很难免的，而且，要是真的集中精力地钻研了一阵，要“尽抛”也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