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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刻，我们就想起了白尘。要是他在，四个人一凑就成功了，可是他远在成都，时间的限制是不容许两地有信札往返磋商的余裕的。接着就找到了于伶，下午一同出席了在“中青”举行的云卫四十诞辰座谈会，我们听了浅哉先生和孑农兄的怀旧谈，想写这个戏的兴趣更浓厚了。这时候于伶和之的正忙着“中剧”的行政工作，我也正在计划另一个剧本。但这要写的冲动是不容许放过的。“在没有时间中分出时间来”，这是我们的口号。最初是鼎坐杂谈，追忆一些二十年来的琐事，几次之后，我们三个要写戏的人终于被“被写的”那些人物和故事所俘虏了。这一切，那些可笑的，可悲的，可愤怒的，可骄矜的一切，不都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事吗？一个多礼拜，我们三个沉浸在回忆的悲欢哀乐之中。领导我们的，跟我们一起工作过来的，还支撑着的，已经倒下了的，那些伙伴们的面影，那些殉道者的謦欬，一个个的浮现在眼前。从文明新戏、爱美剧、话剧、到新兴演剧运动，这是一条不平凡的路呀！在外，他们遭受到的是无比的冷淡，是无穷的蔑视，是被看作“戏子”，是被当作海派的代表，社会贱视他们，朋友漠视他们，各种各样的势力阻压他们；在内，穷困鞭责他们，人事苛扰他们，理解和技术限制他们……一群被认为不足道的人在旷野中长行，谁能不感到凄苦？是的，凄苦和寂寞咬嚼着我们的心。我们是知道即使在今天，在一切所谓“文化人”、“艺术家”、“社会教育工作者”这许许多多的美名下面，也还是掩饰不住蔑视的眼光与口吻的！我们要申诉！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使社会认识，为什么二十几年来，会有这么许多善良的男男女女，一定要拣择这一条荆棘的道路？为什么会有这许多人，九死无悔地守住这一个岗位？我们的目的非常卑微，卑微到只想使我们的先行者，在寂寞中感到一丝温暖，使同行者在困顿中回想一下过去的艰辛。在第四幕之尾，一个我们的伙伴在后台独语：“拍手，是的，你们知道的只有拍手，可是，有谁知道：这欢笑后面，包藏着多少人的血汗，多少人的眼泪！一批人来，一批人去，一批人暂时被人当作宠儿，明星，一批人又渐渐地从人们记忆里面消去，云霓是死了，是的，她是会被人忘记的，可是，这些被忘记了的，渺不足道的人，他们的尸骸，筑起了一条道路，不踏过这些人的尸骸，中国新剧运动是不能达到他的目的地的。”是的，我们要感谢这些人，不辜负这些人，我们是打算追随这些人们的。
戏，开始于“五四”之后，结束于“八一三”抗战之前。最初，我们是 打算献给一个人的，但，结果，是迫使我们不能不改变计划而成为献给一群人了。我们虚构了一个故事，而在这虚构的故事中间，容纳了我们的心声和泪影。朋友们，要索隐某一个人，考证某一件事，这努力会是白费的，甲中有乙，乙中有丙，这一群人中间，我们是计划着包容了我们大家的成功、失败、光荣、耻辱、长处和缺点的。
从开始到脱稿，我们花费了月余的时间。日子很短，杂务尤多，但是在我们自己，却感觉到在所谓“集体创作”中，这是较和谐，较认真，也是比较的合作得满意的一次。执笔是分头的，但故事结构，人物性格，情节发展，却完全出于合议和共同的创造，我们在写完之后感到若干的兴奋与欢喜，这心情不在于写成了这么一个剧本，而在于我们这三个还有一种不避忌任何讥评，而终于还能在短期中突击出一点东西来的稚气。稚气，是的，没有一份稚气，也许谁都会在那些困难和讥笑前面沮丧和却步的。
一九四三年秋
原载《戏剧春秋》，美学出版社一九四四年十月初版。
《戏剧春秋》新版后记
一九四二年一月初，夏衍、蔡楚生、司徒慧敏和金山等一行人，从太平洋战争中沦陷了的香港，偷渡海洋，登岸澳门，经台山、玉林、桂林等地，先后辗转到了重庆。在廖承志同志的周密安排下，于伶、章泯、宋之的跟着茅盾、韬奋和柳亚子等以及“旅港剧人协会”的全体人员，逃出香港，分批安抵我广东东江游击区。遵照当时正在延安的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由曾生将军指挥，陆续分散安顿到各个适当的地方。宋之的领着部分“旅港剧人”到了重庆。于伶、章泯和部分“旅港剧人”留在桂林，等待党的交通，去上海，转往新四军驻地苏北盐城的“鲁艺”。
在重庆，金山参加演出了郭老的《屈原》。夏衍创作了《法西斯细菌》和《水乡吟》，着手改编《复活》。宋之的创作了《祖国在召唤》。
秋冬间，党直接领导的由应云卫、陈白尘与辛汉文主持的“中华剧艺社”被迫去川西南一带旅行公演后，将久驻成都。周恩来同志认为话剧演出是当时在敌人的心脏重庆作斗争的重要而有效的阵地，指示夏衍立即筹组一个大型的新剧社，电召半年来被湘北、浙西战火所阻，滞留在桂林的人员。章泯和部分“旅港剧人”先行，于伶在桂林演出《长夜行》后，于四三年元旦前夕到达重庆。
这样，在周恩来同志与董必武同志的直接关心下，由章混、宋之的、金山、司徒慧敏、于伶负责建立了“中国艺术剧社”。主要骨干还是一九四一年初，为抗议反动派发动的“皖南事变”，从重庆与桂林等地疏散到香港，组成“旅港剧人协会”的舒强、沙蒙、蓝马、凤子、王苹、虞静子、凌琯如、戴浩、奚蒙、林朴晔、罗毅之等人。原在重庆的张瑞芳、吕恩、胡孑、岳建中，和上海来的黄宗江、柏李、蒋天流、苏石凤等都参加了。同时吸收了恩施与柳州的演剧队队员田稼等五六人，还有音乐家盛家伦和画家丁聪等；次一年，从新疆狱中出来的徐韬、赵丹、王为一和朱今明也都参加了。阵容是相当强的。今天，我们两人之所以要在这里列举这个阵容，明知记忆的名单还很不完全，是出于衷心的怀念，怀念四十年前的这个战斗的集体；怀念为这场艰苦而有成果的集体战斗，尽了心出过力而已经离开了我们的同志与战友：宋之的、章泯、洪深、史东山、辛汉文、徐韬、郑君里、沙蒙、蓝马、贺孟斧、孙师毅、盛家伦、虞静子……。还有当年主办桂林“西南剧展”时导演《戏剧春秋》，去年含恨而终的瞿白音同志。还有为新兴戏剧运动受难忍辱了一生，当时以他苦苦撑持的“中华剧艺社”来同“中国艺术剧社”配合、并肩，互为犄角作战，“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批斗游街，倒毙在上海马路上的应云卫同志！还有，剧社的总务沈硕甫同志，为能开出剧社的一顿大锅饭而张罗，心脏病突发，倒在都邮街口，路毙了的戏剧无名英雄！
中国艺术剧社，由洪深导演《祖国在召唤》，从四三年春节起，首演于“银社”剧场。到了九月，一连送审两个剧本不被统治当局通过。剧社无戏可演了。怎么办？我们三个人慨然、愤然、奋然、决然地合作写了《戏剧春秋》。我们写戏的冲动，我们的目的，我们的创作过程，我们在写作中与写完后的心情，这在夏衍写的前一篇“后记”里都说了。在第四幕的第二场戏中，我们还特地写了这样的一段对话：苏菲就只能牺牲，只能演出这倒霉的戏。只能这么痛苦，痛苦，永远的痛苦。
伍觉群（感慨系之）说起来，问题就很大，要有现代化的戏剧，要一切都合现代化标准，先要有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我们吃苦，就为促进中国的现代化。
这是我们当时一九四三年的一心的向往和虔诚的信念。今天，临到一九八○年，我们面对现实，忆想过去，展望未来，再一回味当时写作中与写完后的心情，我们却不仅仅是“感到若干的兴奋与欢欣”，而是一种很大的慰安啦！我们在《献辞》中曾写着：“……
已经一大段路了。
疲惫了的圣。克里斯笃夫回头来望了一眼背上的孩子，啊，你这累人的快要到来的明天！“这里所指的明天，早已成为今日的昨天，遥远的昨天了。感到慰安的是我们当时”非常卑微的目的“达到了。那么这样一个急就章的戏，一九四三年的白区政治环境与审查制度下的产品《戏剧春秋》也就可以说是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了。
随着当年它在重庆、成都、桂林、永安、上海等地的演出，《戏剧春秋》在重庆与上海印过四版。“文革”之前，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把它列入题材规划，陈鲤庭、黄宗英等同志，二次决定改编《戏剧春秋》，拍摄电影；江苏省话剧团张辉和田野同志等，也曾准备上演《戏剧春秋》。而张春桥在上海文艺界一次四个影剧院同时拉线听他的大报告中，痛骂：《戏剧春秋》是为三十年代老家伙树碑立传的黑样板戏，搞它干什么？那还是一九六四年夏天呢。十年浩劫，抄撕烧毁，劫后余灰的剧本所剩无几了。
今春，受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盛情邀请，于伶随着中国戏剧家代表团去访问时，日本著名的左翼老戏剧家千田是也先生热忱地对于伶谈了一九六四年他亲任导演的《戏剧春秋》在日本演出的情况。于伶曾有诗奉赠千田。东京大学讲师，著名的中国戏剧研究家黎波先生也对于伶讲：他收藏的一本《戏剧春秋》，连同译文，供千田先生他们拿去用了；要于伶寄赠一本原书。于伶表示一时还难以应命，因为这剧本难于找得到了。四月，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演出《戏剧春秋》时，听说是好不容易才觅得一本。
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戏剧出版社决定重新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