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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拖着虚弱的身子回到家时，他正在收拾行李。一时间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反应，只是看着他，就像大卫看着我妈妈收拾行李。我们都知道这一天终会来临，两年的婚姻看上去就是为这个场合而设的。而它真正到来的时候，我们还是有点应接无措。
我的太太怀孕了，可我不知道。我的太太背着我去堕胎，我还是不知道。他吼道，声音由于过分的激动而走了调，表情一如我的父亲和我的继父对于妈妈的背叛的指控。
我自己还是一个孩子呢。我的身体我有权利做主。
难道我没有权利吗？
我试图对他讲起我妈妈，试图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理的解释。我说她曾经为了一个男人丢下我和我爸爸。那一年我只有六岁，那是一个被众多的童话和故事濡染得最害怕被遗弃并挨冻受饿的年龄。
他说：你比你妈妈更绝，连自己的骨肉也可以不要。
我一惊，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问题。
我害怕。
他点点头，尽量表示理解：你害怕自己会像你妈妈一样。
我点点头，然后又摇摇头：我更害怕我的孩子会像我一样。
我们谈到了那个牺牲了的孩子。我们空前一致地希望孩子是个平凡的人，杰出有时候是件危险的事情。正常生活需要适度的平庸。越是平凡越是容易满足，越是快乐。那种经历过显赫红紫的人多不幸福。幸福多是默默无闻的。当然我们都是用虚拟语气——这语态给人无边无际的遗憾与宿命感。我们甚至还谈到了我妈妈，他说如果你把她当作女人来看就不会这么看她了。我说我就是没有办法把她当作女人来看。
一次彻夜长谈和一个牺牲掉的孩子，我们第一次感觉如此亲近，比我们在一起的任何时候都亲近。我知道正是这种分手的可能性让我们如此亲近。
他突然从我们很亲密的谈话中，叹了口气，说：我仍然爱你，但是我再也不能这样过下去了。我想有一个正常的生活。我需要一个正常的女人。
他原本准备把溺水的我救上来，后来发现他不但没有救上我，反而自己也上不了岸了。他站起来宣布：他在外面有别人了。她可能许多方面不如你，可她正常。
什么？你敢背叛我？！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丈夫身上。这么一个忠厚老实的人却背叛了我们的婚姻。
我丈夫却说：是你背叛了我，海伦。
他又说：我们结婚，你没有邀请你的父母，甚至没有通知他们。你对我说他们都在中国，不能来。那是对我和你父母极大的不尊重。可是我原谅了你。现在你背着我拿掉了我们的孩子，这是我不能原谅的背叛。
我可以不在乎他对“正常”的暗示，却不能不在乎他对“背叛”的暗示。我从来没有想过“背叛”这个牌子会挂到我的脖子上。原来是这样啊，我像是面对医生的诊断，以前对自己病情的无知和侥幸通通被打破了。我很早就逃避母亲的庇护，就是逃避一种天定，恐惧于重蹈覆辙，奇怪的是，她的错误我都犯了，甚至是为了不同的理由。我想我是难逃背叛的基因。现在我想清楚了：我外公、我妈妈和我，真正想背叛的实际是我们自身。
对不起，海伦，我要离开你了。
我还是那副表情，暗里态度却变了。像牙齿间堵了肉丝儿，表面上没事儿，暗里舌头拼命地去捅那肉丝儿试图把它搞出来。又像一个患脚癣的人表面上好好的，暗中拼命地用脚趾抠地以解难忍之痒。
站住，要走也是我走。你想离开我，门儿都没有。休想像我妈妈那样说走就走，我不会允许你这样的。我还没有等他反应过来，已经夺门而去，我还要离开你呢。自己还是一个孩子呢。
第二十一章 我带着漂泊的心回到上海（1）
离婚的消息，我仍然没有告诉妈妈，她还是知道了。这就是家庭秘密，什么也不说，可是什么都知道。妈妈给我寄来一张回家的机票。我回家了，回到我曾经一度遗弃的生活里去。当我推着行李从机场出来的时候，正如我所料，妈妈像是迎接一只迷途知返的羔羊，她说：我讨厌说我早就警告过你了。她把我的结婚与离婚说成好像是我一次不听话的后果，她把我压进她日渐增长的皱纹里，去整日地数落。
我被她吵得不耐烦了，说：都是你的错，都是你的基因让我搞成今天这样。
讲完也觉得过分，又说：其实不是你，你只是牺牲品。
妈妈困惑地问：你什么意思？
指责你很方便。每次一发生什么我就埋怨你，总是有效，可以帮助我渡过难关。
她冷笑：那这次又帮助你渡过什么难关？
离婚和堕胎都可以不指责自己。
她讽刺道：谢谢你，美国女儿。
对于人生的不成功，中国人更多指责自己。将自己的失败与过错归咎于父母，那不是中国人的性格。当她觉得我不可理喻时，就将此归纳为美国性格。
命运对我太不公平了。我就是想不通他凭什么背叛我。我爸爸遭受了背叛，我也遭受了背叛。我们父女俩怎么这么倒霉。
你丈夫没有背叛你，其实是你在背叛他。
为什么你也这么说？我捏着细软的嗓音，声音已经非常的体己，为什么要我来承担 背叛的名声？我对他是忠诚的。
因为你首先背叛了爱情。你根本就不爱他。你嫁给他只是为了逃避，为了跟我赌气。
离婚这个结果是我妈妈和我都知道的，正如一次逆旅过客一样。现在经过了漫长而忧郁的旅行之后又回到家里，我每天就干一件事：睡觉。睡累了起来活动一下，最主要的活动就是和我妈妈吵架，然后又接着睡。我的回家，不过是家里添了一头猪，会吵架的猪。这种平凡的日子过了一阵子，我又不安分了，重新羡慕浪迹天涯的生活。
其实也谈不上浪迹天涯，只是没有找正式的工作，在无休止的旅途中打发时日，在这个世界四处流窜，除了寻找自己的影子无事可做。我喜欢浪迹天涯的说法，比较浪漫。这是我选择的生活方式，也是我内心没有着落的浮萍状态。为了有精神寄托，我曾去贫民窟帮忙，去教会寻找上帝，目光在飘浮，却是在红灯区最容易看到的那种西方式的空虚。我躲在酒精、香烟，加上兴师动众启用重金属来尖叫和呐喊的打击乐中，一点麻木，一点物质主义，一点及时行乐，尽管这一切都是轻浮的无意义的，至少还算安全，即便我流泪，但毕竟也得到片刻的安全。
生命中有些东西很悲哀，心里总有遗憾，譬如母亲，再譬如以母亲为代表的母语文化。这种悲哀与遗憾在我的性格、我的经历中是个必然存在。当我想梳理安抚我的悲哀，或者与它谈判，它却隐藏起来，这使得我的悲哀显得矫情和多余。当我想忘记了它，我对自己说，丢弃归属认同这些沉重问题，它并没有我认为的那么重要。它对我的日常生活毫无帮助，有的只是障碍。可这时它又跑出来纠缠着我。一直悲哀着，最后连这些也失去了新鲜感。这样一来我不得不承担着一种真正的遗憾。
妈妈也同样有遗憾。我是妈妈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我的中文不好，而她的英语永远有股腔调。我说的她认为过于夸张，她说的我则觉得过时。有一次我姑姑的儿子成城表哥从东岸来看望我们，他们一起谈论中国——像所有的中国人聚会那样大谈中国的政局、建设、文化，还有中国人才听得懂才觉得好笑的幽默。两人十分投机愉悦，开怀大笑。像我刚来美国的饭桌上，她和大卫之间的谈笑风生把我抛弃了，现在他们之间因中文而产生的亲热，把我又一次地抛弃。揪心的痛涌了上来——我，永远是那个六岁的小女孩，被她狠狠地松了手去，远远地抛下。突然妈妈看见我敷衍、不知所云的表情，我们有点尴尬，因为我们永远不会有那么会心深入的笑。妈妈对人家抱歉地笑笑：海伦的中文不好。她们看不到我初学英语时对英语的由于弱势要求原谅的倚仗。我对开始弱化的母语没有那种仗势。我问自己为什么不能再依仗一次？没有答案。直到后来我回到中国，才找到答案。答案就是我无所依仗。它和我的黑头发一样，证明着我与别人不同的种族。如今头发依然固执地黑着，语言却不那么顽固。中文牵连着沉重的文化历史一点一点离我远去了。
当然妈妈也会与我谈论许多事情，然而那种在同一语言文化下的亲近怎么也不存在。有时，她会生大卫的气，更准确地说是吃大卫的醋，因为她觉得大卫与我分享的语言和文化比她要多。以前我受爸爸的影响比较深，后来又受继父的影响。而妈妈远远地像个外人。
《在路上》是我喜欢的一本小说，而我自己也一直在路上。《加州旅店》是我喜欢的一首歌，而我自己也一直住在旅店里。路途也结识一些像我一样的年轻人，这种路途上的“碰”友，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离家与回家的故事。这种流浪的生活持续了两年，我在问自己一个问题：人到底需要旅行多久多远才想回家？一次在非洲的一个小城，到一家超市，里面出现一批水仙和年糕，商店的伙计解释道，他们老板是个中国人，过春节了，就进了一些年糕，就差这块没卖出了。就是这块过期的年糕提醒我应该回家了。我用剩下的所有硬币将一部公共电话喂饱后，终于接通了妈妈，却又无话可说，只是干巴巴地敷衍了几句，我说我在非洲。妈妈竟然不吃惊，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个女儿连父母不知道的婚都敢结，还有什么不敢做的呢。她只是说：我以为你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