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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森具有犹太人的一切劣质，”苏菲说道，“没一个优点。”
“那犹太人就一无是处了？”我大声地回应她说，“就是那个犹太人莫里斯·芬克从我药箱里偷走了钱。我敢肯定！贪婪的爱财如命的犹太猪！”
两个反犹狂，一起在夏日里出游。
一小时后，我估计了一下，苏菲已喝下大约一、二盎司的威士忌。她像在印地安那盖瑞城的波兰酒吧里的女酒鬼一样大大咧咧地喝着。从她走路还无法辨别她是否已醉，但她的舌头已如脱缰之马一样滔滔不绝。和昨天晚上一样，我只是好奇地听着，看着酒精解除她所有的束缚。她开始控制不住自己。在所有的事情中，失去内森似乎对她影响最大，使她郁郁寡欢，离别的哀愁一直挥之不去。
“在被送到集中营之前，”她说，“我在华沙有一个情人，他比我小几岁，当时还不满二十。他叫托泽夫。不知为什么，我从未对内森提起过他。”她咬咬嘴唇，又接着说，“我这样做是因为内森嫉妒心太强，他会因此而惩罚我，哪怕这是以前的事。内森就是这种人，所以我对托泽夫只字未提。想想看，居然会憎恨一个过去的情人！而且已经死了。”
“死了？”我问，“怎么死的？”
但她似乎没有听见，在我们铺在海滩的毯子上翻了个身。她的旅行袋里装着四听啤酒，这让我又惊又喜，以至于对她没有很快拿出来给我也并不生气。她打开一听啤酒，喝了一口润润喉咙，才把它递给我。她还带了些三明治，不过我们都未去碰它。我们躺在两座沙丘之间的空地上，四周是一些稀疏的野草丛。从这里可以看见大海——灰绿的像机油一样的海水拍打着沙滩，但别人却看不见我们，除了天空中飞来飞去的海鸥。潮湿的空气将我们团团包裹，太阳挂在一层灰白的缓慢移动的炭色云团后面。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一海景画面笼罩着忧郁的气氛。我本不希望我们在此长久逗留，但那该死的啤酒使我早些时候的不安和紧张一扫而光——至少当时是这样。而且我淫心未泯，再加上苏菲身穿白色的娜斯特克司牌游泳衣和我一起躺在这么一个不易被人看见的凹陷处，这一切都增加我的非份之想。我又忍不住蠢蠢欲动起来——这是自与莱斯丽那晚之后的第一次冲动。我穿着那条难看的绿色游泳裤身子朝下趴在那里，继续扮演着耐心的听着忏悔的牧师角色。我，再次发现她的话中并没有闪烁其词和模棱两可，她并不想逃避。
“不过，我不告诉内森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她继续说道，“即使他不嫉妒，我也不会告诉他。”
“为什么？”
“因为他什么也不会相信。这是犹太人的又一个通病。”
“苏菲，我不懂。”
“嗯，是太复杂了点。”
“给我讲讲。”
“同样，它与我对内森讲的那些有关我父亲的事有关。我想想该怎么说来着，它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
我深吸了一口气，说：“苏菲，你越说我越糊涂。请直截了当，好吗？”
“好吧，斯汀戈。只要涉及犹太人，内森不会相信波兰人中有什么好人。我根本无法说服他，使他相信有一些正直的波兰人曾冒着生命危险救助过犹太人。我父亲——”她停了下来，喉咙里好像哽了什么东西。她犹豫了好一阵才说：“我父亲，噢，该死的，我已对你讲过——我对内森撒过谎，对你也一样。但你瞧，我最终还是把真相告诉了你，但这些我无法对内森讲，因为……因为我很怕。我父亲是个十恶不赦的魔鬼，尽管他所做的一切不是我的错，而且我觉得我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但我还是不得不对内森隐瞒这一切。”她又犹豫了一下。“我的确是出于无奈。关于父亲，我对内森撒了谎，但内森并不相信。后来我明白我决不能再把托泽夫的事告诉他。他是个好人，很勇敢。这是事实。我记得内森总是用十足的美国腔调说，‘你得到一个就会失去一个。’可我什么也没得到。”
“托泽夫怎么了？”我有些不耐烦地追问。
“我们住在华沙的一栋被炸后的建筑物里。那幢楼房还很坚实，能住人，只是四面徒壁。那是个可怕的地方，你无法想象被占领后的华沙有多可怕。少得可怜的食物，常常只有一点水，冬天冷得要命。我在一家生产沥青纸的工厂上班，手常常被割得鲜血淋漓。我并不是为挣钱而工作，真的，而是为了一张工作卡。工作卡可以使我避免被送往德国集中营当劳工。我住在四楼的一间小屋里，托泽夫和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住在楼下。他姐姐叫汪娜，比我稍大一点儿。他们都参加了地下抵抗组织，用英语来讲就是家乡军。我希望能好好形容一下托泽夫，可我做不到。我找不到那么好的词。我很喜欢他，但我们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罗曼蒂克。他个子不大，但很强壮，整天紧张兮兮的，有些神经质。作为波兰人来说他的肤色比较黑。真怪，虽然我们同睡一张床，但我们并不经常做爱，他说他必须保存精力，以投入正在进行的战斗。他没受过多少教育，就像我一样，战争毁了我们受教育的机会。但他读过很多书，很聪明，他甚至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而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崇拜巴枯宁，是一个完全的无神论者。这确实有点怪，因为那时候我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那时我也常问自己怎么会爱上一个不信上帝的男人。但我们达成默契不谈宗教。
“托泽夫是个杀手——”她顿了顿，清理一下思路又说，“杀手。他是一个杀手。这就是他为地下组织干的活。他杀那些出卖犹太人的波兰人。那时华沙到处都藏着犹太人，不是犹太人居住区里的犹太人，而是上层社会的犹太人，其中很多是知识分子。当时有很多波兰人把犹太人的藏身之处向纳粹告密，有的是为了奖金，有的什么也不为。托泽夫就是地下组织中专杀这些告密者的成员之一。他用钢琴线勒死他们。他总是先摸清他们的情况，然后下手。每次杀人后，他都要呕吐。他杀了六七个人。托泽夫、汪娜和我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就住在紧挨着的那栋楼房里，我们都很喜欢她——一个叫艾瑞娜的美丽姑娘，大约三十五岁，长得十分漂亮。战前她是教师，教美国文学。我至今还记得她对一个诗人的评价，好像是哈特·克莱恩。你知道他吗，斯汀戈？她也为地下组织工作；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认为她为地下组织工作——因为后来不久，我们秘密了解到她是个双重间谍，出卖了很多犹太人，所以托泽夫必须除掉她，尽管他曾那么喜欢她。一天晚上，他用钢琴线把她勒死了，第二天一整天，他都呆在我的房间里，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的空地，一句话也不说。”
苏菲陷入沉默之中。我把脸埋在沙滩上，想着哈特·克莱恩，感到自己和着海鸥的鸣叫和阴郁海浪拍打海岸的起伏声而浑身发抖。你在我身边，美丽的女神们向我们歌唱，祝福你，悄悄地把我们织入蓝天……
“他怎么死的？”我又问。
“当他杀死艾瑞娜后，纳粹发现了他。大约是在一周以后。纳粹雇有一大帮专门从事秘密谋杀的乌克兰人。一天下午他们来到我们的住处，割断了他的喉咙。我当时不在。等我回去时，汪娜已经发现他死了，他倒在楼梯上，血流遍地……”
有很久我俩都没有说话。我知道她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我的心情很沉重——这是一种很糟糕的感觉。虽然我的逻辑思维告诉我，不必为这许多与托泽夫有关的事而谴责自己，我还是忍不住矛盾地检讨起我最近的生活来。当托泽夫（还有苏菲和汪娜）在华沙无可言状地痛苦挣扎时，斯汀戈在干些什么呢？听着戈林·米勒，喝着啤酒，在酒吧里大声嚷嚷。上帝，这世界多么不公平！在沉默了一阵后，我的脸仍然埋在沙地上，突然我感觉到苏菲的手指在我腿上摸索着，一直伸到大腿根那个敏感的部位，离我的睾丸只有几厘米远。我一惊，并不知害燥地性欲大发；我听见自己从喉咙深处不由自主地咯了一声，那手指马上离开了。
“斯汀戈，我们把衣服脱了吧。”我想我听见她是这么说的。
“你说什么？”我木然地问。
“我们把衣服脱了，赤身裸体。”
亲爱的读者，请你想象一下，你一直在怀疑自己得了什么不治之症，然而某一天早上电话响了，医生告诉你说：“不用担心，一切都搞错了。”或想象一下这个：你的财政严重赤字，你将面临破产，一贫如洗，你已经在考虑用自杀来摆脱困境，这时又是那该死的电话，带给你一个消息——你买的彩票中了五千万美元的大奖。我这样比喻一点也不夸张（可以提醒一下大家，有一次我曾说过我从未在女人面前赤身裸体过），苏菲温柔的提议使我惊喜交加，再加上她手指的抚摸，直截了当的挑逗，我感到一阵气紧，不停地大口喘气。我想我现在正处于换气过度的状态，有一会儿我以为自己要晕过去了。
当我抬眼看她时，她正扭动身子脱下她在可罗尼亚专卖店买的泳衣，于是我便从几英寸远的地方看见了我以为要等到中午才能看到的情景：一个年轻女性的身体，油一样光滑的皮肤，丰满的乳房上两颗逗人的棕色乳头，光滑的肚腹上像一只圆圆眼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