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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设于城郊的沃尔特库克殡仪馆尽可能地举行了一个文明、正派的葬礼（至少对外界来说如此）。我们只在那个牧师身上遇到了一点麻烦，他简直就是个灾难。但我和劳瑞一起迎接来参加葬礼的人时并未意识到这点。吊唁者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最先到来的是兰道家的姐姐，她嫁给了一个外科医生，带着十多岁的儿子从圣路易斯飞来。布莱克斯托克和斯莫尔&卡兹穿着十分昂贵的衣服，和曾与苏菲共过事的两位年轻妇女一同前来；他们都很伤心，鼻子都哭红了。耶塔·齐默尔曼和莫里斯·芬克一起来了，还有那肥胖的犹太法学博士莫伊斯，他本来是帮着搀扶耶塔的，可现在他一脸苍白，显然也需要别人的帮助。
内森和苏菲的一帮朋友也来了——曾被我称为“墨特·哈伯帮”的六七个布鲁克林大学的年轻职员和教师，其中包括墨特本人。他是个说话轻声细语，动作斯文的翩翩学者，我对他稍有了解，喜欢他，那天我和他在一起呆了一会儿。当时的气氛异常凝重，仿佛连呼吸都被禁止似的，我真切地意识到一种震惊与悲惨的痛苦。没有人提到音乐，这会儿说它似乎是一种讽刺，一种羞愧。当悼念者们迎着闪光灯走进门时，我听见管风琴奏起“圣母玛丽亚”。
我的胃很不争气，调节情绪的能力也很差。自从乘火车离开华盛顿后，我的眼睛几乎一分钟也没闭上过，所发生的一切让我无法入睡，只能用啤酒打发时间。在这期间我曾偷偷摸摸地在弗兰特布西的大街和酒吧里游荡，嘴里咕哝着“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同时狂饮啤酒，啤酒可以使我不至于完全醉倒。这使得我似醉非醉的坐在沃尔特；库克的这家商业性的殡仪馆的长凳上，听着德威特神甫对着苏菲和内森的遗体布道，经历着一种奇异的飘荡无着和疲惫不堪的感觉。这种感觉我以前从未体味过。在请德威特神甫主持葬礼仪式这件事上，劳瑞并没有错，他觉得应该有一个牧师一类的人，而犹太教士似乎不太合适，而基督教牧师又不会接受邀请，于是他的一个朋友，或者说朋友的朋友，推荐了德威特神父。他是个宇宙神教者，大约四十来岁，有着一张故作镇定的脸，金发白肤，头发仔细梳理过，一张很女性化的粉红色的灵活嘴唇。一件棕褐色的神职人员的衬衣裹在大肚子，外面套着同样颜色的长袍，一枚硕大的徽章在他的臀部上面闪着金光。
我禁不住一笑：“嘿！”在我周围的人群中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我从没有看见一个比我大得多的人佩戴这种徽章，特别是在校园之外的地方，这使我觉得这个让我一见就憎恶的人有些滑稽。内森如果在天有灵不知会如何咆哮。我无精打采地坐在墨特；哈伯身边，在昏暗的光线中闻着百合花的芳香。我敢说德威特神父比任何一个我所见过的人更能唤起我的杀人欲望。他用单调而沉闷的声音十分不敬地乞求神灵保佑林肯、拉尔夫；沃尔多；爱默森，戴尔；卡内基，斯宾诺莎，托马斯；爱迪生，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只有一次，他用一种极其冷漠的语气提到基督。我倒不介意这个。我从座位上渐渐往下滑，这些老生常谈唤起了我久违的睡眠。他的声音在迷迷糊糊中慢慢消失，我只隐约听到一些伤感的陈词滥调。这些迷失的孩子们。实利主义泛滥时代的牺牲品。普遍价值的沦丧。内心交流的无能！
“放你妈的狗屁！”我心想，随即意识到这话已不知不觉冒了出来，而且声音不小，因为我感觉到墨特；哈伯的手拍了拍我的大腿，轻声地“嘘！”了一声，同时伴着几许会心的微笑。我明白他和我想的一样。我一定在此时打起瞌睡来——人没有睡着，但神思恍惚，因为紧接下来的印象是两具棺材从我眼前经过的可怕景象
“我想我要吐了。”我大声地说。
“嘘——嘘。”墨特说。
乘车去墓地前，我溜进附近一家酒吧买了一大盒啤酒。那时一夸脱装的啤酒只须三十五美分。我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但似乎无人介意。等到达汉普斯德附近的墓地时，酒精已使我浑身僵硬。奇怪的是，苏菲和内森是这块新墓地最早的两个“居民”。在温暖的十月阳光下，那片巨大的绿草萋萋的墓地一直延伸到天边。当送葬队伍蜿延前行时，我担心地想，我最亲爱的两个人今后会不会受到高尔夫比赛的骚扰。有一瞬间这种迹象十分真实。我完全陷入一种喝醉酒后常会出现的幻觉：我看见一代又一代的高尔夫球手从苏菲、内森的墓穴处发球，大叫一声：“走！”然后便忙着去下一个洞，全然不理会睡在草地下被惊扰的灵魂。
在一辆卡迪拉克车里，我坐在墨特的旁边，随手翻着我带的一本美国诗词选集和我的笔记本。我曾向劳瑞提议由我来诵读几段，他也喜欢这主意。我肯定苏菲和内森在我们的最后告别中一定能听到我的声音；让亵渎神灵的德威特神父作最后致辞真让我不堪忍受。我快速翻到爱米利；狄金森，找出最美的一段诗句。回想起来，在布鲁克林大学图书馆将内森和苏菲带到一起的正是爱米利，我想用她的诗来与他们道别最适合不过了。当我找到那首十分合适，或者说十分完美的诗时，我喜不自胜；。灵车缓缓驶近墓地，我轻轻地自顾自地念着那些诗句。车停在墓旁，我从汽车上飞奔而下，几乎趴在了草地上。
德威特的安灵弥撒与他在殡仪馆里的宣讲如出一辙。我记得劳瑞曾暗示他可以简短些。牧师结束最后的致辞后，掏出一个装有泥土的小管形瓶，将土分撒在相隔六英尺远的两具棺木上。一半是给苏菲的，一半给内森。他告诉前来参加葬礼的人们，这不是普通的泥土，而是来自世界六大洲，以及南极洲冰层下的泥土，代表着全世界各种肤色、种族和不同国籍的人们对死者的哀思。我又一次想到内森，想他对这番致辞会有何反应，他一定会对德威特的低能行为表现出极不耐烦的样子，然后用他那天才的语言模仿能力去嘲笑他的话语。但是劳瑞在冲我点头，于是我离开人群。在酷热、晴朗、宁静的午后，只听见蜜蜂的嗡嗡声，正围着墓穴周围的花飞舞着，我又想起了爱米利，想起蜜蜂，想起它们在爱米利诗歌中的吟唱。
广袤的土地铺成这张床，
铺好这张床再献上敬畏；
在这里等待公正打破
这份完美。
我犹豫了一下，又接着往下念。说出这些话本来没什么困难，然而欢乐与悲伤的融合使我无以成言。难道这其中真的蕴含着一些无法言喻的意义？我与苏菲——内森的全部经历不都局限在床上吗？从一开始（仿佛已过去好几世纪）我听见他们在我头顶上疯狂做爱的场面，一直到最后我至死难忘的那一幕场景，不都是在同一张床上吗？这情景将伴随我一生，永不会从大脑中消失了吗？我想，正是在这一刻，我才真正感觉到自己的畏缩与失败。我感到身子渐渐不支，天崩地裂。
让它的褥垫松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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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它的枕头充实；
别让晨曦的喧闹
惊扰这一方净土。
在前面我曾提到过，我对我年轻时的生命旅程的纪录爱恨交加。那些我最终忍住没有扔掉的生动和宝贵的稿纸，似乎都与我备受阻挠的男儿气慨和屈辱的爱情有关，与莱斯丽；拉普德斯和玛丽；爱莉斯的那些绝望的夜晚也在其中，它们已在这篇故事中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其余的大多是由一些空洞的思索，装腔作势的格言，愚蠢的哲学说教。我几乎从未涉足这些领域，所以我毅然决心斩断任何的思念，在几年前将它们付之一炬，幸存下来的几篇也只留给自己看看，而没有把它们放进我那流水账式的日记中。比如说，保存下来的有关最后那几天的纪录中（在从华盛顿返回纽约的火车厕所中疯狂涂抹下来的东西，直到葬礼后第二天发生的事），只有短短三行句子我认为值得保存。即使这几行也谈不上有什么艺术价值或者是不朽的篇章，但它们至少是一个曾一时处于迷茫之中的幸存者生命最深处的疑问。
总有一天我会懂得奥斯威辛。这是句大胆的坦言，却有些天真可笑。没有人会懂得奥斯威辛。或许我应该表述得更准确一点：总有一天我会写苏菲的生与死，用这样的方式来证明罪恶永远不会从这世上消失。奥斯威辛本身便是一个谜。目前有关它的最深刻的描述都不能算是陈述，而只是一句回答。
问：“告诉我，在奥斯威辛，上帝何在？”
答：“人性何在？”
第二句话也许太容易做到，但我还是保留下来：把你的爱倾注到所有的生命之中。这句话有些说教的意味，然而却是那样美，读起来朗朗上口。现在当我再看它时，这页纸早已发黄，又干又脆几近透明。我的眼睛一下子被这行字下面的划痕所吸引——划，划，划——好像当年的斯汀戈正受苦受难，或者说在他的一生中第一次了解了死亡，痛苦，失去和人类生存的迷茫，正努力想从那张纸挖掘出仅存的（也许是惟一能承受的）真实。把你的爱倾注到所有的生命之中。
但我这句箴言中还有两个问题。第一，它不是时间的产物。它从宇宙中来，是属于上帝的，在飞翔中被那些先知，如老子，基督，释迦牟尼以及千千万万无足轻重的预言家们截获，包括本人，他们是在巴尔的摩与惠明顿之间的某个地方听见了这可怕的真理，于是满含悲愤将它刻上石头。三十年后它们仍在太空遨游；当我驱车穿越在新英格兰的旷野中时，一曲乡村音乐唱出了这个声音。但这引出了第二个问题：它们的真实性——或者，如果它们不真实，那么它们的虚幻性。难道不正是奥斯威辛阻止了那巨大的爱的洪流吗？难道说完全改变了的爱的本质，才使它变成了一只蚂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