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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区，我总会在远处停下脚步，呆呆地看着某些场景，看着纳粹用枪圈赶着那些犹太人。此时我才明白令我迷惑的原因。这让我震惊不已，几乎不敢相信。那就是我突然明白，只要德国人致力于用如此强大的力量摧毁犹太人，那我就安全了。不，不仅仅是安全，而是更安全。尽管事态很糟，我们仍很安全，比那些孤立无助的犹太人安全无数倍。所以，只要德国人动用更多的力量去消灭犹太人，我便觉得自己会更安全，吉恩和伊娃也会更安全。甚至汪娜和托泽夫也是如此，尽管他们从事着十分危险的事业。但这使我感到更加羞耻，于是，我决定在那天晚上告诉汪娜。
“我记得那一天的晚餐十分粗劣，有豆子和萝卜汤，还有没肉的腊肠。晚餐即将结束时，我们开始谈论起久违的音乐。我一直在拖延时间，一直没能说出我想要说的话。最后我鼓足勇气，说：”汪娜，你听说过别冈斯基这个名字吗？滋毕哥尼·别冈斯基？‘
“汪娜的眼睛有一会儿变得毫无表情。她想了想，说：”哦，是的，你是说克拉科夫的那个法西斯教授。他在战前曾红极一时。他在这座城市做的反犹演讲简直是歇斯底里。我早把他忘了。不知他现在在干些什么，可能在为德国人工作吧。‘
“‘他死了，’我说，‘他是我父亲。’
“我看到汪娜抖了一下。屋里屋外都很冷，外面下着雨夹雪，雪霰不停地敲打在窗户上。孩子们在隔壁房间里睡着了。因为所有的燃料（煤和木材）都用完了，所以我把他们早早地弄上了床，汪娜的床上至少还有一条大被子可以让他们暖和一下。我一直看着汪娜，但她脸上毫无表情。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说：”原来他是你父亲。有这样一位父亲一定感觉很怪。他什么样儿？‘
“我对这个反应十分惊讶，她似乎很平静、很自然地接受了这件事。你知道，在华沙的地下抵抗组织中，她专门负责帮助犹太人，或试图帮助犹太人。但那确实太困难了。她认为，谁出卖犹太人（哪怕只是一个），谁就是在出卖波兰。她让托泽夫也踏上了这条路，专门暗杀出卖犹太人的波兰人。她十分激进，富于献身精神，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她似乎对我有这样一个父亲并不感到奇怪和震惊。她显然并不觉得我——唔，被玷污了。我说：”我觉得要提起他非常困难。‘她十分温和地对我说：“好了，别这样，亲爱的。我不在乎你的父亲是谁。别为他的罪恶而责备自己。’
“然后我说：”这太奇怪了，你知道，他是在第三帝国被德国人杀死的，就在萨斯赫森。‘
“但即使如此——唔，甚至连这个具有讽刺性的情节她似乎也毫无反应。她只是眨了眨眼睛，用手梳理了一下头发，那头火红的头发干草般地没有一点光泽，我想是因为劣质食品之故。她只是说：”他一定是在雅基罗尼大学被占领的那一次围捕中，与其他教师一起被抓的。‘
“我说：”是的，我丈夫也是。我从没告诉过你这个。他是我父亲的弟子。我恨他。我对你撒了谎。我曾对你说他死于抵抗入侵者的一场战争中，希望你能原谅我。‘
“我继续说着道歉的话，汪娜打断了我。她点燃一支香烟。我记得只要能找到烟，她便会像个瘾君子似的猛抽一气。她说：”亲爱的卓娅，没关系。看在上帝的份上，你以为我会在乎他们是干什么的？我在乎的是你！你丈夫可以是个游击队员，你父亲是约瑟夫·戈培尔，而你仍然是我最亲爱的朋友。‘她走到窗前拉上窗帘。她只有在感觉危险时才这样做。我们的房间在五楼，但它耸立在一片废墟中，很容易引起德国人的注意，所以汪娜从不敢大意。我记得她看了看手表，说：“客人马上就要来了。从犹太人居住区来的两个领导人，他们是来取枪的。’
“我记得我当时心想：天啊！每当汪娜提到枪或秘密活动，或任何潜藏着被德国人伏击的危险的事，我总吓得心惊胆战，还会感到非常恶心。帮助犹太人非常危险，一旦被抓便意味着死亡。我浑身汗湿，虚弱无力——哦！我真是个胆小鬼！我总是希望汪娜没有注意到我的这些迹象。每到这时，我便怀疑怯懦是否是父亲遗传给我的另一件糟糕的东西。这时汪娜对我说：”我曾听说过其中一人的事。他很勇敢，很有能力，但有些不顾一切，喜欢铤而走险。现在有一些抵抗活动，但缺乏组织。他给我们的组织捎来口信说，犹太人居住区即将爆发一次反抗运动。我们正与其他人取得联系。不过这个人有一些实权。我想他的名字应该是费尔德森。‘
“我们等了一会儿，但他们没来。汪娜告诉我说，枪支就藏在这栋房子的地下室里。我走进卧室去看孩子们。房间里很冷，刀子般的寒风嗖嗖地钻过窗缝，吉恩和伊娃头上笼着一小团白色雾气。我能听到窗外狂风怒啸，但这床塞满羽毛的老式波兰被子能让两个孩子免受寒冷之苦。我祈祷明天能找到一些煤和木材。窗外一片漆黑，整座城市笼罩在黑暗之中。我冷得浑身发抖。那天傍晚伊娃患了重感冒，耳朵疼得厉害。她吃了汪娜好不容易弄来的阿斯匹林才刚刚睡着。不过汪娜什么都弄到。我又一次祈祷，明天早上她的感冒就好了。这时我听见敲门声，我转身回到起居室。
“另一个人我已记不得了，他没怎么说话，但我记住了费尔德森。他是个壮实的长着一头黄红色头发的中年男子，大约四十四五岁，炯炯有神的双眼透过厚厚的眼镜片看着你，仿佛能把人看穿似的。我记得有一只镜片破了，用胶水粘在一起。他好像很生气，对什么彬为不满意，情绪很激烈，但他的举止仍很得体。他一进门就对汪娜说：”我现在不能付钱，我没有钱付给你们，‘他的波兰话很难懂，我听不太明白。’我很快会给你们的，‘他用怒气冲冲的声音说，’但不是现在。‘
“汪娜让他和另外那人坐下来，然后开始用德语讲话。她直截了当地说：”你有德国口音，你可以讲德语或依地语，如果你愿意的话。‘
“但他恼怒地打断了她，用纯正的德语说：”我不需要讲依地语！我在你们出生前就开始说德语了——‘
“这时汪娜马上又打断他：”不必解释。讲德语。我朋友和我都讲德语。你任何时候都不必为这些武器付钱，尤其是现在。这些武器是从党卫军那儿偷来的，我们不会向你们要钱。我们以后再谈钱。‘我们坐下了。汪娜在昏暗的灯光下紧挨着费尔德森坐了下来。灯光忽明忽暗，不知何时就会熄掉。她把香烟递给他们，然后说：“这是南斯拉夫卷烟，也是从德国人那儿偷来的。这灯随时可能熄掉，所以我们赶紧谈正事。但我首先想知道的是你的背景，费尔德森。以后一段时间我们会经常来往，所以我想知道我在与什么样的人打交道，我也有权利知道这一点。说说吧。’
“这简直太棒了。汪娜总是用这种办法直截了当地与别人打交道——我，以及任何人。我想，也许这方法能应付一切。她有着壮硕男子一般的魄力，可她的内心却充满柔情。我坐在那儿看着她。她看起来非常……我想你会描绘为‘形容枯槁’。她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了，一直在工作，随时面临危险。她用大量时间编辑地下组织的报纸，这事相当危险。我想我告诉过你，她其实并不漂亮，苍白的脸上长满雀斑，下巴很大。但她有一种内在的魔力，这使她十分吸引人。我一直看着她——她和那个犹太人一样神色严峻，但同时又露出慈祥、耐心的神情，令我难忘。
“费尔德森说：”我出生在彼德歌斯茨，但很小的时候就被父母带到了德国。‘他的声音变得气恼和尖刻。’这就是我讲不好波兰话的原因。我承认我们有些人在犹太区尽可能不用这种语言。也许任何一种语言都比压迫者的语言更令人愉快。藏语？爱斯基摩语？‘他的语气缓和下来，接着说，’请原谅我离题了。我在汉堡长大，在那里接受教育。我是那所新成立的大学的第一批学生；后来我在符兹堡的一所预科学校当教师，教法国文学和英国文学。被捕前我一直在那儿教书，直到他们发现我的出生地在波兰，便将我流放到这儿。那是在1938年，我带着妻子和女儿，还有一大批出生于波兰的犹太人。‘他停了一下，接着痛苦地说：“我们逃离了纳粹，而现在他们又砸墙破户。但我应该更怕谁呢，纳粹还是波兰人？我应该把波兰人看作我的同胞吗？至少我知道纳粹会干些什么。’
“汪娜没理会他。她开始谈起枪械的事。她说，枪就藏在地下室里，用厚纸裹好了，还有一箱子弹，一会儿他们就去取。她看了看表，说十五分钟后，两名家乡军战士将在地下室准备好，然后把箱子搬到过道里。他们事先已约好信号，她一听到信号后便会马上示意费尔德森和他的同伴，他们便可以立即离开房间到楼下的过道里，枪已经在那里了。然后他们尽快离开。我记得她最后说，她得告诉他们，有一支枪的准星坏了，还有某个部件也有一点小毛病，但她会尽快设法帮他们换一个。
“费尔德森说：”有一件事你没有告诉我们，一共有多少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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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娜看着他：”我以为他们告诉你了。三条路嘉自动步枪。‘
“费尔德森的脸一下子白了。‘真不敢相信，’他低声说，‘他们告诉我说有一打，也许十五支。还有一些手榴弹。我真不敢相信！’我能看出他的愤怒与绝望。他摇了摇头：”三条路嘉，还有一条是坏的。我的上帝！‘
“汪娜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用一种公事公办的口气说：”这是目前我们所能尽到的最大努力。我们一直想干得更好一些。我想我们会的。这儿有四百发子弹。如果你们还需要的话，我们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