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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没有什么话要同你们讲，改天等我慢慢解决好问题的时候，我会开新闻发布会招待你们。但是有言在先，我没有何鸿燊那样有钱，到时大家来喝白开水啦！”
叶汉此话显然流露出对何鸿燊的敌意。
后来，新闻媒体披露了这次会谈的内容。叶汉当时还是澳门马会的股东之一，这是澳门政府惟一能挟持叶汉的地方。无计可施的薛民信，以赛马会转换股权和专营合约为条件，向叶汉施加压力，要求他立即中止“东方公主”号的公海开赌活动，但是遭到了叶汉的断然拒绝。
何鸿燊继而向中国政府求援。这年12月份，他写信给当时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周南，要求阻止赌船在中国水域开赌。
随后，何鸿燊又派一名手下前往北京，向中国公安部边防局反映情况。公安部有关官员在何鸿燊的信件中作出批示：“根据我国一贯的政策，不同意在我辖区内开赌，一经发现，当严加惩处。”
尽管如此，“东方公主”号依然天天照赌不误，它是在公海上开赌，哪家政府也难奈其何。
最后，何鸿燊只好向香港政府求援。
这件事情在香港政府和立法局引起不少争议。行政司官员曹广荣特别向法律顾问咨询，请其答复“东方公主”号是不是违犯本港有关法律。结果，助理行政司谢萧方答复何鸿燊：“港府在寻求法律顾问的意见之后，认为‘东方公主’号在公海进行赌博，并没有触犯本港法律，本港不予干预。警方惟一可做的，便是在本港水域内，严格监守所有船只，包括‘东方公主’号，是否在进行赌博。”
就在何鸿燊三地求援、疲于奔命之时，另一艘赌船“利达王子”号又于1989年1月26日，开进内地与港澳之间的水域和公海。据称，“利达王子”号的后台是经营香港夜总会的名人。这标志着公海竞赌之战急剧升温，何鸿燊的对手不再仅仅是叶汉了。
葡京不少“大豪客”纷纷放弃陆地赌场投向“赌海”，在一段时间内，两条赌船抢走了葡京近1/4的生意。
何鸿燊越发紧张，声色俱厉地向外界表示：他曾多番向港澳政府反映此事，但政府至今尚无实际行动，如果任由赌船接二连三地启航，后果将不堪设想。他还说，以前港澳两地有一个默契，澳门开赌，香港赛马，但现时平衡已失，澳门兼有赛马，香港也开赌。他大声疾呼，开赌对香港没有好处，是对港府禁赌政策的严重挑战。他宣布，在没有解决赌船事件之前，“娱乐公司”不会在澳门作任何投资。
要挟政府，几乎成了何鸿燊的最后法宝。
客观而言，是否取缔赌船在公海开赌，香港政府的态度至关紧要，也只有香港政府才可能拿出一些有力措施，因为赌船均以香港为“基地”，而且赌客绝大多数是香港人，本来香港政府是有能力制止的，但是，何鸿燊的奔走呼吁并没有感动香港政府，当时的港府副政务司梁宝荣公开说：“我们惟一说过，可以考虑是否用立法形式来管制这些活动，但我们没有说‘一定’要用立法形式来管制这些活动。我们不会将全世界的事放下不理来做这件事。如果港府对赌博要优先处理的话，我反而会考虑处理香港内部赌博问题（即非法赌博），然后才轮到它。”
不仅没有获得港府的有力支持，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揶揄，何鸿燊失望了，经过一番痛苦的思考，他认定只有依靠自己来解决此事，于是想出了一个“以船制船”的招术，但它的结局却应证了一句古话：“病急乱投医”。
何鸿燊情急之中，出动自己旗下的两艘客轮，与叶汉在公海展开比拼。
但是何鸿燊没有亲自上阵，他把“华澳”号和“庐山”号租给别人，由别人出面与“东方公主”号和“利达王子”号竞相搏杀。
何鸿燊出此招数，表明他在无奈之中也会头脑发热。他有两点考虑，一是冲击原先的两艘赌船，以期使它的生意冷淡而放弃开赌；二是出于一种“乱中添乱”的流氓心理，希望四艘赌船在公海上斗得日月无光，然后看你香港政府到底是管还是不管。
但事实证明，何鸿燊此举是极不明智的。
首先，他引起了香港政府的进一步反感，连原有的一点同情和责任感也丧失殆尽。港府副政务司梁宝荣再次代表政府发言，他说：“何鸿燊屡次要求立例管制，现在他又租船给人家，我觉得他说话有些出入，他口头反对公海开赌，现在做得多的反而是他自己。他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他想‘顶烂市’？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他自己‘顶’自己的澳门生意，如果来来去去都是那些赌客的话，是自己‘顶’自己罢了，和别人无关。但何鸿燊并非一个糊涂人，所以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
接着，顺着副政务司的话锋，又有一位重要人物赤膊上阵，公开与何鸿燊对着干。
此公乃香港立法局议员詹培忠。
据称，詹培忠是一个炒股高手，在香港享有“控股专家”之誉。20世纪80年代，他专门收购一些“问题公司”，把“问题公司”改组后图利，因此也有人称他为“公司医生”。他收购的“嘉年地产”拥有澳门回力球场，他个人占有回力球场七成股份，何鸿燊占9％股权。由于回力球赌场生意很差，那七成股份成了詹培忠的一大负担。后来他把全部股份让给何鸿燊，而何鸿燊则把一个赌团交由他经营。在这一系列的交易过程中，两人发生过不少矛盾。接手一个亏损的赌场，精明的何鸿燊难免不趁机压价，而詹培忠则是口服心不服，总希望何鸿燊会有些什么麻烦。
这次终于有了一个“落井下石”的机会，于是，詹培忠在香港立法局会议上提出：香港政府应该在离岛开设赌场。他认为：假如香港政府开赌场，政府每年收入可能增加100亿元。这绝对是好事，现在很多香港人去澳门赌博，肥水流进外人田，因此不如把自己人吸引过来，自己开赌。
如果此项动议获准通过，那么不光是何鸿燊将遭受没顶之灾，而且整个澳门赌业乃至澳门经济，亦将迅速萎缩，“东方蒙地卡罗”的盛况将一去不复返。
然而，何鸿燊对此并不特别担心，他对港府，尤其是英国政府的态度十分清楚。得知这个消息时，他一点也不惊慌。
詹培忠为了使这一动议获得通过，在各种场合发表声明，说此举纯粹是为香港人和政府的利益着想。但不少知道内情的人却认为，詹培忠与何鸿燊有些过节，提出此项建议，不排除有藉港府开赌致葡京于绝地的可能。
幸好，在香港立法局会议上，詹培忠的动议最后被否决。这是港英政府的一贯立场。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港府一些官员不支持何鸿燊，这一次却表现得非常露骨。
后来的形势一度变得于何鸿燊有利。
叶汉经营“东方公主”号不到一年，仿佛是兴致已尽，突然又洗脚上岸，甩手不干了。1989年，他把“东方公主”号股权转让他人，后来几经辗转，最后落在了永盛电影公司的向华盛和向华强兄弟手中。
叶汉的这一做法又令外界大惑不解，议论纷纷。
有人认为，叶汉放弃“东方公主”号，是由于进账太薄，经营不力。这一说法受到另一方的驳斥，认为叶汉与经营不力无法划上等号，进账太薄也难以成立，因为紧随其后又有多艘赌船驶向公海，没有钱赚，何来那么大的诱惑力？又有人说，叶汉可能是受到港府的压力。但这也不符合叶汉的性格，很多人认为，大家怕的事情，叶汉可能不怕；而叶汉怕的事情，则大家都怕。还有人说，叶汉曾受到黑道势力的恫吓，或者和对手私下达成了什么交易，等等，但均是猜疑，不足为信。
比较令人信服的说法是，叶汉到公海开赌，赚钱是在其次，他主要是为了吐一口闷气，他看不得何鸿燊稳坐澳门赌场，他要让何鸿燊吃点苦头。现在他已经把公海赌博的战火点着了，设备现代化的赌轮一艘接一艘开进公海。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毕竟是八十多岁的老人，继续跟何鸿燊比拼，他觉得有失体面，因此决定抽身上岸，看别人与何鸿燊厮杀，应该更有味道。
从此，叶汉彻底结束了他开赌场的历史 。他开始以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愉快心情，观赏起何鸿燊累死累活地与他人展开无止境的搏斗。
这时，何鸿燊已认识到自己“以船制船”的策略属不明智之举，但踏出的脚已经难以收回，他决定以收买的政策，结束公海上的赌船之争。事实后来证明，这又是一个非明智之举。
同在1989年，经过秘密协商，何鸿燊把澳门赌场部分股权转售给向氏兄弟，以此为条件，令“东方公主”号退出了公海。
作为局外人的叶汉，这时看得格外清楚，他想：看你何鸿燊有多少股权出让，纵然你把澳门赌场全部卖光，也清除不了公海上的赌船。
1990年3月，“利达王子”号也因种种原因退出了公海。
喧闹一时的公海平静了一段时间。
但不到一个月，“三不管”的公海上，“呼啦”一家伙又冒出了5艘赌轮。
何鸿燊焦头烂额的时候到了。
首先驶向公海的是一艘名为“锦江皇后”号的赌轮。此轮原属于上海锦江航运公司，原来是行驶于香港和上海之间的客轮，由于客源有限，没什么钱赚，于是将它租给一些人用来开赌。
公海开赌的最大危险，莫过于海盗的袭击。但是，有本事在公海开赌的人，自然有军方协助，他们有赖军舰的保护，因此不必担心海盗的出没。
“锦江皇后”号以3000万港元为赌本，开业的头一天适逢圣诞节，客似云来，赌船“大杀”游客，第一晚就赢了19万美元。但从第二个晚上开始，“锦江皇后”号一直往下输，股东们个个心惊胆颤。据说，股东们曾请来一个法师到船上做法事，以期驱掉邪气。此后赌船还是天天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