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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下降５０％，工农业生产一片凋零。”
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的胜利，谁都不怀疑；然而，人们却在怀疑：“共产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
毛泽东也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在１９４９年６月３０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便指出敌人正在等待着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上的失败：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冷看，等待我们的失败。
陈云在１９４９年５月到了北平之后，花了两个多月，对中国当时的经济情况作了了解。他和朱德、刘少奇一起，研究了恢复上海、天津、唐山等地的厂矿生产问题。
陈云深深意识到，经济正处于困难之中。他对这一困难进行了分析。
陈云指出，这种困难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统治的结果”，而“我们不得不承受这样一分遗产”。所以，既要承认“目前全国财政经济在困难中”，同时更要看到“这是胜利中的困难”，“困难只是暂时的”，“只要工人阶级和政府一致起来想办法，困难是一定能够战胜的”。
接着，在１９４９年七八月间，陈云在上海召开了财经会议。
８月８日，陈云在会上对经济上的困难作出了这样的估价：“目前全国财政经济在困难中，尤其是南线更困难。这是胜利中的困难。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困难，要靠军事上的彻底胜利。”
据陈云秘书周太和告诉笔者，当时为了使中央能够及时了解全国财经情况，陈云以他和薄一波的名义一起给中央写《财经旬报》，即十天报一次。这些旬报，出自陈云笔下。周太和说，这些《财经旬报》也是陈云很重要的经济著作。
第十二章 陈云肩挑一担“炸药”
１９５０年初，当春节临近之际，一天晚上，陈云家里给陈云秘书打来电话，询问陈云怎么还没有回家吃饭？
陈云秘书感到奇怪，陈云早就坐着轿车走了，怎么还没有到家？
秘书以为陈云在路上出了什么事，赶紧查问。
后来才明白，陈云“逛街”去了！
原来，陈云叫司机开到北京前门最热闹的大栅栏附近，下了车。陈云来到市场，询问各种商品的价格。因为春节即将到来，北京市场正在大涨价。陈云去“逛街”，摸行情。
那时，陈云作为主管财经的副总理，常常悄然来到北京的王府井大街、天桥市场、东单菜市场去“逛”。那时还没有电视，市民中认得陈云的人并不多，这给陈云以很大的“自由”。
陈云到了别的城市，也常常“逛街”。这样，他对全国的物价，心中有数。
陈云曾说，自己那时主管经济，犹如挑着一担“炸药”：担子的这一头是物价，担子的另一头是粮食。不论是物价问题，还是粮食问题，如果处理不好，都会像炸药一样爆炸，引起全国性的大动乱。
陈云深深地意识到自己肩上这副重担的分量。
先说说物价这个“炸药桶”：从１９３７年抗战开始，到１９４９年，这１２年中，恶性通货膨胀，造成物价年年飞涨。
一张漫画，形象地勾勒出这１２年物价的飞涨：在１９３７年可以买一条大黄牛的钱，到了１９４９年不够买一根油条！
中国共产党接收了这个“烂摊子”之后，物价依然狂涨。能否制服物价这匹烈马，成了中国共产党政权能否在中国站稳脚跟的关键。
从１９４９年４月至１９５０年２月，全国物价曾发生了４次大波动。
在１９４９年７月底至１０月１５日，不过两个多月，上海的物价竟然涨了一倍半！北京和天津则涨至１．８倍！华中、西北物价的涨幅也与此相近。
陈云在经济工作中，向来主张分清轻重缓急。他首先是抓住重点。他曾说：
“抓不住工作重点，那就如同在大海航行中把握不住方向。”
这一回，陈云抓住“稳定物价”作为工作的重点。
陈云在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１３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起草了《制止物价猛涨》的紧急指示。
陈云指出：“（物价猛涨）根本原因在纸币发行的大量增加。七月底为二千八百亿元，九月底为八千一百亿元，十月底为一万一千亿元，到今天止为一万六千亿元，发行增加近五倍，致使币值大跌，物价猛涨。”
陈云还指出，控制物价猛涨，主要要掌握粮食和纱布，一个是吃，一个是穿，“是市场的主要物资，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棉布”。
在北京、天津和上海，投机商人见到市场粮食紧张，便囤积居奇。
陈云急令“东北自十一月十五日至三十日，须每日运粮一千万至一千二百万斤入关，以应付京津需要。
第十三章 胜利的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
另外，又从江、浙、皖以及东北、华中、四川急运四亿斤粮食至上海。到了１９５０年上半年，上海国家粮库的粮食高达１７亿斤。
投机商们开头拼命地“吃”进粮食、棉纱。到了后来，“吃”不了，“吃”不消了。于是市场上的物价也就平稳了。
投机商们不认输，又在１９５０年春节前后囤积物资。
陈云急调大批粮食、纱布到上海，资本家们“吃”不了，价格也就下跌了。
陈云还在《制止物价猛涨》中制定了这样的策略：对于投机商人，应在此次行动中给以适当教训。为此：（甲）目前抢购风盛时，我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资。
（乙）等到收缩银根、物价平稳，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应乘机买进。
由于陈云采取了这一系列控制物价的措施，物价这匹烈马终于被驯服了。一连１２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终于自１９５０年３月起，被制止了。
据统计，全国批发物价指数，以１９５０年３月为１００，到１９５１年１２月回落为９６．６，到１９５２年１２月则为９０．６。
物价平稳，民心也就随之稳定了。
毛泽东很赞赏陈云的制服物价飞涨所作出的贡献，指出“这一胜利的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
毛泽东此言，可以说是对陈云极高的评价。
确实，随着战争的胜利，工作的重心从军事转移到了经济。淮海战役是“打天下”的一场大胜利，而制服物价飞涨则是“坐天下”的一场大胜利。
由于中共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高血压症日益严重，突然中风，不能理事，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陈云，于１９５０年６月经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决定，代理因病休养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的工作。
陈云曾这么说及自己当时的工作状况：“我那个时候身体还好，除上午、下午有事外，经常是晚上八点钟到周总理那里，十二点钟到毛主席那里，也忙啊。”
１９５０年１２月，于若木在北京生下次子。这一回，轮到陈云取名了。由于陈云已给长子命名“元”，也就给次子相对应命名为“方”。
于若木说，也真巧，铜钱外圆内方，恰恰是经济工作的象征，而陈云正是主持中国的财经工作。曾有很多人问陈云，他给两个儿子取名时，是否有这层意思？其实，虽然陈云是在１９４４年调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但是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从此就“定位”在财经领导工作上。长子是在１９４５年出生的。所以，陈云只是按电报韵日给长子命名而已，后来的事情纯属巧合罢了。
更巧的是，长子长大后，竟然也从事财经工作，以至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职务。
有趣的是，陈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到江西南昌。当时，“上面”
要陈云改名，陈云就临时取了个名字叫“陈元方”——用两个儿子的名字组成。他风趣地对别人说：“还好，我没有改姓！”
第十四章 要求部下“一毛不拔”
陈云深知自己肩上挑着一担“炸药”，万万不可疏忽。他没有上过财经学校，他的最高学历是小学毕业。他非常注意学习和调查研究。
据曾在政务院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的杨波回忆，在１９５０年，陈云忽然要他到北京图书馆去查阅抗战前的《大公报》、《益世报》。因为陈云记得，当时这些报纸上每天刊登棉布、棉纱、粮食、棉花的价格。陈云要杨波抄入这些价格，并对工农业产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作出统计。
杨波整理了１９３６年以及１９３７年上半年的商情。陈云看了，又要他继续查下去，查５年或者１０年。
陈云从杨波整理的历史资料中，得出现在应该如何确定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依据。陈云认为，把农村的农产品、土产品收上来，把城市的工业品销下去，两者之间的价格剪刀差必须合理，既不损害农民利益，又能保证工人利益。陈云说，这涉及到巩固工农联盟的政治大事。
所以，陈云常说：“七分经济，三分政治。”经济中有政治，政治离不了经济。
陈云加强了税收。尽管有人俏皮地喊“共产党万‘税’”，陈云听了一笑了之。
他以为，要增加国家财经收入，不加强税收不行。
１９５２年８月，陈云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之一，在周恩来团长的率领下，前往莫斯科。
陈云等人此行，主要是跟苏联商谈对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问题。周恩来与陈云在莫斯科进行了初步谈判之后，由于政务繁忙，便先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