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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的牛奶瓶从底座上打下来赢得一个“丘比特仙童”（Kewpie）玩具娃娃的球。
没过多久，母亲就发现了这个球，并问我球是从哪儿来的。当我承认这是偷来
的时候，她便坚持让我到克罗宁神父那里去，把球还给他，并忏悔我所做的一切。
因为所有的牧师都认识我这个圣坛男童，所以我相信，我在忏悔室里一张嘴，他们
就会认出我来。我很害怕他们。
我问母亲能否将球扔到北河里去，那是一条穿过城镇的混浊的小河。和她谈判
了一番之后，她同意我这样做。于是母亲亲自驾车带我来到北河的桥上，看着我将
球扔到了河里。
还有一次，当时我在读高中毕业班，我给肯伍德乡村俱乐部最吝啬的一个会员
当球童。那时候，我在那儿已经当了差不多8 年的球童—就我的个人利益来说，时
间也许太长了一点。我们打到了第6 洞，从球座打出的球只须飞出100 码，就可以
越过池塘。而今天，这家伙居然径直将他的球打到了池塘里，离岸边至少有10英尺。
这时他要我脱掉鞋和袜子，跳到泥塘中去找他的球。
我拒绝了。而当他坚持的时候，我说了句见你的鬼去吧。同时我还把他的球杆
也扔到了池塘里，告诉他你自己去找球和球杆吧，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是我所做过的一件蠢事，甚至比我将冰球球杆摔到场地上还要糟糕。尽管母
亲非常失望，因为这件事情是以我的俱乐部球童奖金为代价的，但是她看上去好像
很理解我的感受，她可以就这件事好好教训或惩罚我，可她并没有这么做。
另外一个更令人失望的事情是：我丧失了一个获取可免除4 年大学学费的海军
ROTC（后备军官训练队）奖学金的机会。在塞勒姆高中，我们一共有3 个人通过了
海军的考试：我和两位最好的朋友—乔治·瑞安（George Ryan ）和迈克·蒂夫南
（Mike Tivnan ）。我父亲为我搞到了州议员的推荐信，同时我也通过了一连串的
面试。我的朋友也都通过了考试。乔治免费去了塔夫茨大学，迈克去了哥伦比亚大
学。我希望能够去达特茅斯学院或者哥伦比亚大学，但是我被拒绝了。
我始终都不知道个中的缘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次拒绝最终成为了一次巨大的机会。在塞勒姆高中，
我是一个为了学业而勤奋学习的好学生，不过并没有人说我是出类拔萃的，所以我
申请了马萨诸塞大学的阿默斯特分校。这是一所州立大学，学费每学期50美元。加
上食宿费用，总共不超过1 000 美元，我就可以得到学位。
除了我的一个表兄以外，我是我们家族中第一个上大学的人。我没有家庭的楷
模或者榜样去仿效，只有叔叔比尔·安德鲁在塞勒姆的发电站当工程师。我非常喜
欢“工程师”的头衔，而且发现自己对化学情有独钟，于是就申请了化学工程专业。
我对大学的一些程序和要求知之甚少，我几乎都没有去过那些地方。我没有考
SAT （美国大学入学考试），以为在ROTC海军考试中的成绩已经足够了。直到6 月，
也就是高中毕业的前几天，我才得到我的录取通知书。我肯定是被排在了尚待考虑
的名单中—这一点不得而知。事实证明，到一个竞争不那么激烈的大学，而不是我
心目中想去的达特茅斯或者哥伦比亚，到头来对我的好处可能更多。在当时的马萨
诸塞大学，我所面对的竞争使我更容易脱颖而出。
虽然我从来没有缺乏过自信心，但是1953年秋天我在学校的第一个星期却并不
是很好。我非常想家，以至于母亲驾车3 个小时从家里到阿默斯特的校园来看我。
她想给我打打气。
建立自信（5）
“看看周围的这些孩子，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回家。你和他们一样优秀，而且还
要更出色。”
她说得对。回想在塞勒姆的时候，我不仅打球，几乎什么活动都参加一点，从
当我们高年级学生班的司库，到任冰球队和高尔夫球队的队长，不过我从来没有真
正离开过家，甚至都没有参加过一次过夜的野营活动。我本来以为自己是一条硬汉
子，老于世故而且独立性强，可我完全被离家上学的感受击垮了。和其他一些同学
比起来，我似乎还远没有准备好上大学。我们这里有从新英格兰大学预科班来的学
生，有从久负盛名的波士顿拉丁学校来的学生，他们在数学方面都比我强。我还觉
得物理非常复杂。
我的母亲却对这一切只字不提。她那些激励的话确实奏效了，不到一个星期，
我便不再忧虑了。
我挣扎着度过了大学的第一年，不过在考试中我的成绩还不错，可以得到3。7
的平均分（4 分相当于优）。在以后的4 年里，我年年都出现在系主任的名单上。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申请加入了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并搬到了他们在校园
池塘旁的集体宿舍。我们这个集体的啤酒消耗量总是名列前茅，而且深夜纸牌游戏
和派对玩得比谁都凶。
这是一群非常不错的年轻人，尽管我们遭到过一两次留校察看，但我还是能够
一边玩得非常疯狂一边仍然做完作业。我喜欢这儿的气氛。
马萨诸塞大学的教授们，特别是化学工程系的主任厄尼·林德塞（Ernie Lindsey），
一直将我作为宠儿来培养。厄尼比较喜欢我并在整个学业中指导我，就好像我是他
的儿子一样。和母亲一样，他的支持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我曾经获得几份化学工程
的暑期工作，一个是在宾夕法尼亚州斯沃斯莫尔附近的太阳石油公司（Sun Oil ），
一个是在俄亥俄的哥伦比亚南方公司（Columbia Southern ），即现在的PPG 工业
公司。1957年，我是大学里两名获得化学工程学位的最优秀学生之一。如果我选择
去麻省理工学院，我可能只会成为一名中等生。以我为荣的父母给我买了一辆崭新
的大众甲壳虫汽车作为毕业礼物。
在我读大四的时候，很多公司都对我表示了接收的意愿。我有很多很好可以选
择的工作，但是我的教授们都告诫我应该去研究院继续深造。我拒绝了公司的邀请，
并决定到尚佩恩的伊利诺伊大学继续学习，因为我获得了那儿的奖学金，而且这所
学校在化学工程研究方面一直排在前五位。我想对我的专业来说，这是一所很好的
学校。
我来到新学校还不到两个星期，就结识了一位漂亮的女生，并约她出去玩。我
们这次星期六晚上的约会太尽兴了，最后来到树林中的校园停车场旁边。我那辆大
众车的车窗上蒙上了一层水雾，这时一道强光突然射了进来。那是学校的保安警察。
接着，尴尬的我们就被抓了起来。我吓呆了，担心随后可能产生的一些后果。
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保守的年代，社会风气跟现在有很大的差别。而我正好又
在更保守的中西部。警察把我们带到了校园派出所，并把我们关在那里，一直到第
二天早上四五点钟的时候才让我们回家。
我的生活出现了危机。我想我可能会失去一切：我的奖学金、获得硕士学位的
机会、我的事业。而且最为重要的是，我想到了母亲，如果她知道了我所做的一切，
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我的命运将在星期一见过教务长后见分晓，他将最后决
定如何执行纪律。
星期日的上午，我积聚了全部的勇气给哈里·德雷克莫（Harry Drickamer ）
博士打电话，他是化学工程系主任。而我对他的了解仅限于他那粗暴的名声。虽然
我很害怕，但我知道他是我惟一的希望。
“德雷克莫博士，”我说道，“我遇到了一个真正的问题，校园警察因为我瞎
胡闹抓住了我。我现在有点不知所措，我需要帮助。”
我将所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他，当时我的裤子差不多都快湿了。
“该死的，”他回答道，“在我所有的研究生里，你是第一个做出这种事情来
的。这件事交给我处理好了，不过你从现在开始最好系好自己的裤子！”
德雷克莫所做的一切将我从尴尬处境中解救出来。我仍旧需要面对与教务长的
艰难交涉，但是我没有被驱逐出校。然而，这次恐怖事件之后，我和哈里走得更近
了。我们之间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他同样把我当做儿子一样看待。我们为橄榄球比
赛打赌，我们在新闻上发生争议。在楼道里，哈里总会无情地嘲笑我，不是因为红
袜队的事揶揄我，就拿我日渐稀少的头发开玩笑。
哈里在我的生活中起到了很重要的影响作用，他在我整个研究生学习中指导了
我。我需要这种帮助。在伊利诺伊，我不如布鲁克林理工、哥伦比亚大学或明尼苏
达大学的同学准备充分。所以在我的第一学年里，我同样也是挣扎着通过的，我必
须为我的成绩而奋斗。我怎么看都不像一个明星。
1958年，我完成了在伊利诺伊的第一学年，本来可以硕士毕业了，但当时整个
国家经济不景气。没有20份工作等着我，只得到两个工作机会：一个是在塔尔萨附
近的俄克拉荷马石油精炼厂，一个是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的乙基公司（Ethyl ）。
在去乙基公司面试的飞机上，我和我伊利诺伊大学的伙伴在一起，这时发生了一件
事情。一位空中小姐过来对我说：“韦尔奇先生，想喝点什么吗？”然后她转过去
对我的同事说：“加尔特纳（Gaertner）博士，想喝点什么吗？”
建立自信（6）
我觉得加尔特纳“博士”比韦尔奇“先生”听起来悦耳多了，而我需要做的只
是在学校再待上几年罢了。所以我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决定留在校园里继续攻读
我的博士学位。这样做有好处，因为市场不景气，而且我非常喜欢我在伊利诺伊的
教授们，特别是德雷克莫和我的论文指导老师吉姆·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