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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4 人遭到严肃批评。有一名公司官员被迫降职，另有一名官员辞职了。
此事给全公司一个清晰的信息：如果将军和上校们可以如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
生过一样继续当官的话，那么军士们是不会被枪毙的。我们希望我们的经理们清楚，
如果在他们的管辖范围内出现了违反诚信这个原则的事情，那么他们就要为此负责。
因为不重视诚实正直原则而导致当官的被枪毙，这在GE是一件大事。
这件事从许多方面都给我上了一课，无论是内部的纪律问题，还是外部与华盛
顿以及媒体的关系问题。在GE之外，有一种观点开始抬头：是因为竞争的压力和对
利润的追求，人们才会行骗。有些人不愿意面对现实—公司里有热线电话，有调查
人员，有主动举报政策，有领导人对诚实正直的不断强调，因而这是件很少有的违纪事件。
1992年7 月，我到华盛顿，在众议员约翰·丁格尔（John Dingle ）主持的一
个议会委员会上作证。我发现丁格尔非常严厉，但诚实而公道。我能期望的也就是
这些。在前往国会之前一周，我们与司法部达成了协议，同意支付6 900 万美元的罚金。
作证绝不是我喜欢做的事情，但是我对自己的话感觉强烈，而且我希望能够亲
口说出来。我对委员会说：“卓越和竞争并非与诚实和正直水火不容。”
我还补充说：“主席先生，如果从一个城市规模的角度说，我们的员工人数与
圣保罗或坦帕的人口不相上下。我们没有警察，没有监狱。我们必须依靠我们员工
的诚信，这是我们的第一道防线。不幸的是，我们的系统还不够好。但是我非常骄
傲地说，我们在世界各地的27。5万名员工中，有99。99％每天早上起来后，就以我们
的绝对诚信在努力地竞争着。他们不需要警察或法官，当他们每天早上照镜子时，
他们只需要自己的良心。
“在世界各地，他们每天都面对着最强大的对手，都要付出110％甚至更多的努
力—为了竞争，为了成功，为了发展壮大，而同时他们本能地、不屈不挠地遵守我
们在一切工作中绝对正直诚实的承诺。在他们的眼里，所有这一切之间，并没有什
么矛盾。”
那天，我得到了公平的听证机会。虽然我是由于那倒霉的原因才去的，但是我
为能够阐述这个观点而感觉良好，而且，到了今天，我更加强烈地感到，诚信是竞
争的基础。
25年以来—其中20年我身为CEO ，我不得不处理的最头疼的一件事是PCB （多
氯联二苯）事件。
PCB 是一种液态化学物质，1977年以前常作为绝缘体用于电器产品，起到防火
的作用。2000年12月，PCB 成为环境保护署（EPA ）哈得孙河疏浚方案中的焦点问题。
环境保护署是在克林顿政府执政的最后日子里提出这个计划的。这是科学和常
识被极端观点之喧闹声所淹没的一个典型例子—他们怂恿政府惩罚一个全球化的公司。
多年来，这场关于PCB 的争论已经演变成基本的运动。极端主义者死死抓住类
似PCB 这样的问题，进而怀疑公司的基本职能。在这些人的眼里，公司都是些没有
人性的东西，是没有道德标准和感情的。
GE不仅仅是砖瓦和建筑构成的；使它富有生命力的是那些血肉之躯，他们与那
些批评家住在同一个社区，他们的孩子去的是同样的学校。他们拥有同样的希望和
梦想，同样有心灵和肉体上的痛苦。
公司就是人。
当公司规模扩大时，它就容易成为攻击目标；而如果公司获得了成功，那么它
就是更大的攻击目标。
事实上，GE是世界上拥有最好环境和安全纪录的公司之一。它有300 多处生产
和组装厂，在遵纪守法问题上几乎与任何政府都没有争议。在美国的近60个设施都
已经达到了美国联邦管理部门认可的健康和安全方面的“星级”标准。
在过去的10年中，我们减少了17种消耗臭氧的化学物质的排放量，减少幅度超
过90％ ，总排放量减少60％ 以上。
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我们所有的工厂经理都要经过严格的培训，并且每年都
要向他们的CEO 和负责环境计划的副总裁汇报工作情况。每3 个月，我都要审阅每
个企业最新的环境和安全情况报告。
能屈能伸（4）
总而言之，我们对待环境和工人安全问题的态度，与我们做任何其他事情都一
样，即制定高标准，按标准进行检查，要求有出色的表现。
我们并不完美，谁都不完美，但是我们总是在努力做到最好。
资金从来就不是问题。GE有实力做正确的事情，而且我们知道，从长远来看，
做正确的事情总能提高我们的利润。只有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你才会理解，我们为什
么对PCB 问题如此坚持自己的意见。
对于我来说，PCB 事件是在1975年圣诞节前几个星期偶然发生的，当时我是匹
兹菲尔德的公司执行官。有一天，我在锡拉丘兹访问一家半导体工厂，一位部门经
理不经意间说起纽约环境保护部（DEC ）不久将举行一次听证会。他说该听证会的
重点是他在纽约州北部地区的两家电容器厂因向哈得孙河排放PCB 而可能违反了规定。
我过去从来没有跟PCB 打过什么交道，但是作为一名化学工程师，我对工厂排
放问题是熟悉的，因此我对该听证会感到很好奇。
几天以后，我在我的匹兹菲尔德办公室开始了漫长的一天。我决定驱车翻过山
去奥尔巴尼，看看那里正在发生什么事。我坐在听证会房间的后面，因此谁也不知
道我在场。
那天，GE的专家证人正在作证词。那是我们聘用的一位生物学家、一个实验室
的副总裁。他声称他的检验结果表明，从哈得孙河打上来的鱼所含有的PCB 水平是
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我们的专家无论看上去或听上去都不像是个专家，他似乎
对自己的工作没有把握，他无法直截了当地回答问题。我在后面听着，感觉越来越不舒服。
我知道，如果他不能说服我，那么他也就不能说服正在聆听的官员。
听证会结束后，我给我的法律总顾问阿特·普奇尼打电话，请他从匹兹菲尔德
赶过来。问题看来非常严重，我不得不在那里过夜了。我和阿特叫那位“GE专家”
到我的汽车旅馆房间里。我们让他带我们逐字逐句地看一遍他那份手写的详细的质
量控制报告。我们询问他一直到了凌晨两点半，确信他的工作做得很不彻底。我们
感觉无法使用他的数据，也不能让听证会官员使用该数据。
我真想掐死他。
第二天，我告诉我们的外聘辩护律师不要依赖他的数据，同时也通知听证会的
官员。两个月以后，那位环境保护部官员临时裁定说“PCB 污染”的原因是“公司
滥用权力和政府管理不当”，因为我们使用PCB 是合法的，而且我们有该州的排放许可。
现在，我卷进去了。我和阿特与环境保护部司法行政长官彼得·伯利（Peter
Berle ）—后来伯利当上了国家奥杜邦协会（National Audubon Society）的主席，
商谈解决问题的办法。环境保护部的那个听证会官员名叫阿贝·索弗（Abe Sofaer），
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教授，他帮助我们进行协调。我们同意向一个河道清理基金
支付350 万美元，支持对PCB 的研究并停止使用该化学物质。纽约环境保护部同意
因此不再另外追究我们对哈得孙河的进一步责任。
我和伯利最后签署了解决协议。《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刊登了
我们两个人的照片（见下页），下面的标题是《GE与州里的PCB 协议被誉为解决其
他污染问题的指南》。《纽约时报》引用索弗的话说，这一解决办法是“解决连带
责任案例中的成功先例”。州长休·凯里（Hugh Carey）后来主动提出要喝一杯哈
得孙河里的水，以表明他相信河水没有被污染。
1976年9 月8 日的这份协议甚至要求州政府，如果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来保护
公共健康和资源的话，可以找联邦政府获得资金。这一点在协议的第3 页写得清清
楚楚：“本协议规定的就哈得孙河含有PCB 而采取补救措施的资金，如果出现该资
金不足以确保对公共健康和资源的保护之情况，则环境保护部将竭尽全力从GE之外
的渠道获取额外所需资金。上述之‘竭尽全力’包括环境保护部应制定一个获取这
些资金的行动计划，包括尽可能迅速地向联邦机构或其他资金来源渠道提出申请。”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协议的基础是动物研究。我想知道PCB 是否会导致人类罹患癌症，以及我们的
工人是否有危险。我知道，如果公司资助的某项研究要具有任何可信度，我必须请
来我能够找到的最受尊敬的科学家。于是，我去见欧文·谢利科夫（Irwin Selikoff）
博士，当时他是西奈山环境医学院院长。谢利科夫自从发现接触石棉可能导致肺癌
以后，已经成为环境方面的权威人物。他仔细地倾听着我的请求。我问他能否到我
们的工厂去，研究一下接触PCB 最多的GE员工。多年来，这些员工整天的工作都是
与PCB 打交道。
我给予谢利科夫完全接触我们的员工的权力。他组织了一支研究队伍，并在我
们设在爱德华堡的工厂建立了一个实验室。谢利科夫首先检查了来自GE两个工厂的
300 多名自愿人员。他的那项最终于1982年完成的研究使我确信，PCB 不会致癌。
谢利科夫对死亡率的研究发现，在接触PCB 达30年的工人当中，没有一例因肺
癌死亡或出现其他严重副作用。一般情况下，按照他所研究的人口数量—即便是从
来没有接触过PCB 的人口计算，至少可以预计有8 例会死于癌症。